摘要：直到四十年后，我打开那个生了锈的铁皮糖盒，才终于明白，1979年那个夏夜，李秀英塞进我裤兜里的，根本不是什么情书。

直到四十年后，我打开那个生了锈的铁皮糖盒，才终于明白，1979年那个夏夜，李秀英塞进我裤兜里的，根本不是什么情书。

那张薄薄的、几乎被我的汗手浸透的纸条，像一道无声的惊雷，劈开了我之后平淡却也安稳的大半辈子。我离开村子，进了城，从一个木匠学徒干到包工头，娶妻生子，鬓角染霜，成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有些陌生的、被生活打磨得面目模糊的中年人。

我几乎没跟任何人提起过李秀英，包括我的妻子。她就像我心里的一颗陈年旧痣，不痛不痒，但一摸到，就会想起那个闷热的、混着泥土和青草味道的夜晚，以及那个足以改变我一生的秘密。

可笑的是，我用四十年，才真正读懂了那张纸条的全部含义。

思绪像断了线的风筝，一下子飘回了那个属于《小花》和《追捕》的年代。

第1章 麦秆、汗味和电影

1979年的夏天，热得格外漫长。我们陈家沟的土地，被太阳晒得裂开一道道干渴的口子，傍晚时分，热气才肯不情不愿地从地里升腾起来，混着麦秆和牲口棚的味道，黏糊糊地糊在人身上。

对我们这些一天到晚在土里刨食的年轻人来说，最大的盼头，莫过于县电影队下乡来放露天电影。

那天傍晚，消息像长了腿的野兔，一下午就在村里窜遍了。晚饭时，我爹陈大柱一边呼噜呼噜地喝着棒子面粥，一边用筷子敲着碗沿，说：“建国，吃快点，去场院里占个好位置。”

我“嗯”了一声，心里却有点发虚。

我们家在村里不算差，我爹是生产队里数一数二的老把式，我跟着他学了一手好木工活，农闲时给十里八乡的人家打个家具，也能换点活钱。按理说，我这样的条件，在村里的小伙子堆里，也算拿得出手。可一想到要去场院，要去那个乌泱泱全是人的地方，我就有点犯怵。

我性子闷，嘴也笨，不像村里赵家那小子赵卫东，油嘴滑舌，见了谁都能聊上半天。尤其是在姑娘面前，我更是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一张嘴就像被浆糊粘住了似的。

可电影的诱惑实在太大，据说今晚放的是日本片子《追捕》，里面有高仓健，还有真由美，听去过县城看过的人说，精彩得能把人魂儿都勾走。

我三两口扒拉完饭，扛着两条长凳，跟着我爹往村东头的打谷场走。

天色还没完全暗下来，打谷场上已经人声鼎沸。孩子们像一群刚出笼的麻雀，追着闹着，大人们三五成群地摇着蒲扇，说着东家长西家短。一块巨大的白布被高高地挂在两棵老槐树之间，那就是我们今晚的整个世界。

我爹找了个相熟的老伙计聊天去了，我把长凳在中间靠后的位置放好。这个位置，看电影最得劲，离得太近，脖子仰得酸，离得太远，又看不清人脸。这是我爹教我的经验。

我刚坐下没多久，就听见旁边一阵小小的骚动。

“秀英来了！”

“哎呀，今天穿的这件的确良衬衫真好看，跟画报上的人一样。”

我下意识地扭过头，心脏没来由地漏跳了一拍。

李秀英正跟着她娘王彩凤从人群里挤过来。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短袖衬衫，两条乌黑的辫子垂在胸前，辫梢用红头绳扎着，一走一晃的。昏黄的天光下，她的脸白净得像新磨的豆腐，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

她是我们陈家沟公认的“村花”，不光长得俊，还是村里唯一一个读完了高中的姑娘。村里的后生们，没一个不对她存着心思，我也不例外。只是我的心思，只敢藏在心里，连看她一眼都觉得是亵渎。

赵卫东早就眼尖地迎了上去，嬉皮笑脸地要把自己的凳子让给秀英坐。

“秀英，来，坐这儿，我这位置好！”

王彩凤一脸笑意地看着，显然对赵卫东的热情很受用。赵卫东的爹是村支书，这门亲事，她心里恐怕早就盘算过了。

可李秀英只是淡淡地摇了摇头，目光在人群里扫了一圈，不知道在找什么。

就在我以为她会坐到赵卫东旁边时，她却径直朝我这边走了过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手心里全是汗，下意识地想把挨着过道的那条腿收回来，别绊着人家。

她在我旁边的空地上停下，轻轻说了一句：“建国哥，你旁边还有位置吗？”

声音不大，但清清脆脆的，像山泉水滴在石头上。

我整个人都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能木讷地点了点头。

她对我笑了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然后把她手里的小马扎放在了我长凳的旁边，紧挨着我坐了下来。她娘王彩凤的脸色顿时有点不好看，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不好发作，只能挨着女儿也坐下了。

一股淡淡的皂角香，混着她身上特有的少女气息，若有若无地飘进了我的鼻子里。我紧张得连呼吸都忘了，浑身僵硬，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面还没亮起来的幕布，感觉全场院的人都在看我。

赵卫东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在我背上刮来刮去。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选择坐我旁边。我们两家虽然住得不远，我爹和她爹李大山也算是一起长大的交情，但平时我们俩几乎不怎么说话。我见过她好几次，在地头，在村口，每次都是她先笑着跟我打招呼，“建国哥”，而我只是胡乱地点点头，嗯一声，然后落荒而逃。

她就像天上的云，而我，是地里的泥。云怎么会挨着泥呢？

电影开始了，放映机“咔哒咔哒”地响着，巨大的光柱穿过黑暗，投在白布上。杜丘和真由美的故事，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场院里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电影里的对白和人们偶尔发出的惊叹声。

我的心却始终静不下来。

身边李秀英的存在感太强了。黑暗中，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温度，能听到她平稳的呼吸。有一次，她为了看清字幕，身子微微前倾，胳膊不小心碰到了我的胳膊。

那一下接触，轻得像羽毛拂过，却让我浑身像触了电一样，猛地一颤。

我偷偷用余光瞥了她一眼。

黑暗模糊了她的轮廓，只能看到她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她看得那么专注，好像整个人都进了电影里。

我心里有些失落，又有些庆幸。失落的是，她似乎对我这个“邻座”毫不在意；庆幸的是，幸好她没注意到我刚才的失态。

电影演到一半，情节正紧张，杜丘在东京街头亡命奔逃。我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

就在这时，我感觉我的裤兜动了一下。

我的裤子是自己家做的粗布裤，裤兜很大很深，平时就放点零钱或者一把折叠小刀。

我以为是错觉，但那感觉很清晰。有什么东西，正从旁边悄悄地、试探性地伸进来。

我浑身的血“轰”的一下全涌上了头顶，整个人都定住了。

是李秀英的手。

我看不见，但我能感觉到。那是一只柔软的、纤细的、带着一丝凉意的手。它在黑暗的掩护下，像一条灵活的小鱼，小心翼翼地、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滑进了我的裤兜。

我的大脑瞬间停止了思考，只剩下“嗡嗡”的轰鸣声。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无限拉长。我能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能感觉到额头上渗出的冷汗。我不敢动，不敢呼吸，甚至不敢转头去看她。

她想干什么？

在那个男女之间说句话都会被传得满城风雨的年代，一个姑娘，把手伸进一个后生的裤兜里，这意味着什么？

我不敢想。

她的手在我的兜里停留了几秒钟，好像在放什么东西。然后，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抽了回去。

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快得像一场梦。

如果不是裤兜里多出来一个硬硬的、有棱有角的小方块，我真的会以为是自己紧张过度产生的幻觉。

电影还在继续，真由美在马上对杜丘说：“我喜欢你。”

场院里响起一片压抑的、暧昧的笑声和口哨声。

而我，却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我的整个世界，都装在了我那个小小的、滚烫的裤兜里。

第2章 一张没有温度的纸条

电影什么时候结束的，我完全没有印象。

我只记得，散场的人潮像开了闸的洪水，推着我往前走。我爹在前面喊我，让我扛上凳子，我机械地应着，脑子里乱成一团麻。

李秀英和她娘王彩凤早就混在人群里走远了。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再看我一眼，好像刚才那个惊天动地的举动，根本没有发生过。

这让我更加惶惑不安。

回到家，我爹还在兴奋地跟我讨论电影里的情节：“你说那杜丘，咋就能从警察手里跑掉呢？”

我心不在焉地“嗯啊”应付着，把凳子放好，就一头扎进了自己那间小屋。

我把门闩插上，背靠着冰凉的门板，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的心跳得还是那么快，好像要从胸膛里蹦出来。

屋里没有灯，只有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透进来，洒下几缕清辉。

我颤抖着手，伸进了那个让我坐立不安了一晚上的裤兜。

指尖触到的，是一个被折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块。很硬，比普通的信纸要厚。我把它掏出来，借着微弱的月光，摊在手心。

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会是什么？一封信？向我表达……表达好感？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被我立刻掐灭了。不可能。李秀英是谁？她是全村小伙子心里的那轮月亮，又明亮又遥远。她怎么会看上我这个锯木头刨花、满身汗臭的木匠？

更何况，她娘王彩凤那双眼睛，跟探照灯似的，恨不得把女儿嫁到县长家里去。赵卫东那样的，她都还在掂量，怎么可能轮得到我陈建国？

我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展开。

月光下，纸条上没有我想象中的娟秀字迹，更没有什么“你好”、“我喜欢你”之类的字眼。

上面只有两行字，是用那种蓝色的复写纸写的，字迹很潦草，甚至有些歪歪扭扭，像是在极度匆忙和紧张的状态下写成的。

“后天，夜里十二点，县城火车站。”

“带上你的木工家伙。”

就这么两行字，没头没尾，像两句谜语。

我愣住了，反复把这张纸条看了好几遍，甚至翻过来看了看背面，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这不是情书。

我的心，瞬间从云端跌回了谷底，甚至比谷底还深，带着一丝冰凉的寒意。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后天，半夜三更，去县城火车站？还要我带上吃饭的家伙？

我的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是恶作剧吗？不像。李秀英不是那种人。那是……一个暗号？可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任何需要用暗号来沟通的交情。

难道是她家里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比如打个柜子，修个门窗？可这种事，何必搞得这么神神秘秘，半夜三更跑到几十里外的县城火车站去？直接让她爹李大山来找我爹说一声不就行了？

我越想越觉得这事儿透着一股邪乎劲儿。

那个年代，半夜出门，尤其是去县城那么远的地方，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一个年轻后生，一个大姑娘，三更半夜在火车站碰头……这要是被人知道了，唾沫星子都能把人淹死。李秀英的名声还要不要了？

我把纸条重新折好，塞回兜里，心里像揣了一块烧红的烙铁。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彻夜未眠。脑子里一会儿是李秀英那双亮晶晶的眼睛，一会儿是纸条上那两行冰冷的蓝字。它们在我脑海里交替出现，搅得我心神不宁。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一整天都魂不守舍。

在院子里刨木头的时候，好几次都差点刨到手。我爹看出了我的不对劲，骂了我一顿：“你小子昨晚做贼去了？丢了魂儿似的！”

我不敢吱声，只能埋头干活。

我一整天都在找机会，想找李秀英问个明白。可一整天，我都只远远地看见她一次。她正在自家院门口的水井边洗衣服，她娘王彩凤就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旁边，一边纳鞋底，一边跟她说着什么。

我根本没有靠近的机会。

而且，我注意到，李秀英今天似乎格外沉默，一直低着头，不像平时那样爱说爱笑。她娘的脸色也不太好看，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在训她。

远远地，我好像听到几个词飘了过来，“赵家”、“县城”、“工作”……

我的心猛地一沉。

村里的风言风语，我也听到了一些。说是赵卫东的爹，也就是村支书，托了县里的关系，想把李秀英安排到县城的供销社当售货员。条件是，她得跟赵卫东订亲。

对于我们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孩子来说，能进城吃上商品粮，那简直是鲤鱼跳龙门。王彩凤做梦都想女儿有这个造化。

可李秀英呢？她愿意吗？

我忽然有点明白了。她为什么会跟她娘吵架，为什么会显得那么不开心。

再联想到那张纸条……一个大胆的、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的念头，在我心里慢慢浮现。

她……该不会是想……跑吧？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后背的冷汗“唰”地一下就冒出来了。

在1979年，一个姑娘家，没有介绍信，没有家人的同意，私自跑到外地去，这叫“盲流”。是要被抓起来遣送回原籍的，是天大的丑事，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她为什么要叫上我？还要我带上木工工具？

难道……她想让我跟她一起跑？

这个想法实在太过疯狂，我不敢再往下想。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而漩涡的中心，就是那个叫李秀英的姑娘。去，还是不去？帮，还是不帮？

我一整天都在这种天人交战的煎熬中度过。

傍晚，收工回家的时候，我路过村口的池塘。赵卫东正和几个小年轻蹲在池塘边抽烟，看到我，他“呸”地吐了一口唾沫，阴阳怪气地说道：“哟，这不是建国嘛。昨晚看电影，滋味不错吧？跟咱们村花坐一块儿，是不是骨头都轻了三两啊？”

旁边的人一阵哄笑。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都陷进了肉里。但我知道，我不能动手。在村里，跟村支书的儿子打架，吃亏的只能是我。

我没理他，低着头，快步从他身边走过。

身后，赵卫东的声音更加刺耳：“装什么孙子！告诉你陈建国，李秀英是我的，你少在那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的脚步顿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没有回头。

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破旧的木箱子。箱子里，放着我这些年攒下的全部家当——三十六块五毛钱。

我看着那堆被我捏得皱巴巴的毛票，又看了看桌上那张神秘的纸条。

去，可能会毁了我自己，也可能会毁了她。

不去，她一个人，一个姑娘家，能跑到哪里去？万一路上遇到坏人怎么办？而且，如果她真的被逼着嫁给赵卫东，她这一辈子，可能就真的完了。

我脑子里，又浮现出她坐在我身边时，那双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眼睛。那样的眼睛里，不应该只有陈家沟这片贫瘠的土地。

我做出了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的决定。

第3章 月台上的托付

第二天，我跟爹娘谎称，邻村的张大伯家要赶着打一套嫁妆，活儿急，我得去住上两天。

我爹听了很高兴，觉得我懂事能干了，还特意嘱咐我：“好好干，别丢了咱老陈家的手艺。”我娘则给我烙了几个玉米饼子，让我带着路上吃。

看着他们俩，我心里一阵阵地发酸，充满了愧疚。我是他们唯一的儿子，是他们全部的指望。可我，现在却要去干一件可能会让他们在村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的事。

我不敢看他们的眼睛，背上我那个装着斧子、锯子、刨子的工具包，几乎是逃一样地离开了家。

夜里十一点多，我才摸黑赶到县城火车站。

七十年代末的县城火车站，小得可怜，只有一个候车室和两条孤零零的站台。昏黄的灯光下，几只飞蛾徒劳地撞着灯泡。整个车站冷冷清清，除了几个打瞌睡的铁路工人，几乎看不到什么旅客。

我找了个阴暗的角落，把工具包放在脚下，心里七上八下，像十五个吊桶打水。

她会来吗？她真的敢来吗？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漫长。午夜的钟声敲响时，我的心已经沉到了谷底。我想，她也许是后悔了，也许是被她娘看住了，出不来。

这样也好，我对自己说。这样，至少是安全的。

我站起身，准备往回走。就算走一夜，天亮前也能赶回邻村，我的谎言就不会被戳穿。

就在我转身的那一刻，一个瘦小的身影，从车站外面的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

是李秀英。

她没有穿那件好看的的确良衬衫，而是穿着一身灰扑扑的旧衣服，头发也有些散乱。她背着一个用花布缝成的包裹，脸上满是惊惶和不安。

看到我，她那双一直四处张望的眼睛里，瞬间亮起了一道光。

“建国哥！”她跑到我面前，气喘吁吁，声音里带着哭腔。

“你……你真的来了。”

我点点头，喉咙发干，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看到她额头上有块擦伤，渗着血丝，急忙问：“你这是怎么了？你家里人……”

“别问了。”她打断我，眼圈红红的，“我娘把我锁在屋里，我是从窗户跳出来的。”

我的心狠狠地揪了一下。从她家二楼的窗户跳下来，亏她想得出来。

“我们快走，去买票。”她拉着我的胳膊，就要往售票口跑。

“去哪儿？”我终于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

“广州。”她吐出两个字，语气里带着一种豁出去的决绝，“我有个远房姨妈在那边。我给她写过信，她说那边工厂多，肯干活就能找到工作。”

广州。那是一个遥远得像在天边的地方。我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

“你……你让我带工具来，是想让我也……”我艰难地开口。

李秀英看着我，那双明亮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异常坚定。

“建国哥，我知道你手艺好，是咱们十里八乡最好的木匠。到了广州，你肯定能找到活干，我们……我们可以互相有个照应。”她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这是我这些年攒下的所有钱，还有我娘给我的嫁妆钱，我都拿出来了。一共八十二块。我们俩的路费肯定够了。”

我捏着那个沉甸甸的手帕包，感觉比我的整个工具包还要重。

原来，她不是要我送她，也不是要我帮她干点什么。她是要我，跟她一起走。

以一种“私奔”的姿态。

我看着她被划破的手，看着她充满希冀和恳求的眼神，我忽然明白了。她不是在邀请我谈情说爱，她是在邀请我，跟她一起去闯出一条活路。

在她的世界里，我陈建国，不是一个配不上她的穷木匠，而是一个有手艺、可以依靠的伙伴。

这是一种比任何情话都更让我震撼的信任。

可我……能走吗？

我走了，我爹娘怎么办？他们就我这一个儿子。我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他们会被村里人的唾沫星子淹死，会被赵支书一家挤兑死。他们这辈子，都得在村里抬不起头来。

我的脑子里，一边是李秀英决绝而期盼的脸，一边是我爹娘苍老而淳朴的脸。两边都在拉扯着我，要把我撕成两半。

“呜——”

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由远及近。一束雪亮的光，刺破了深夜的黑暗。

“车来了！是去南方的车！”李秀英激动地喊道，拉着我就要往站台跑。

我的脚却像生了根一样，钉在原地，一步也挪不动。

“建国哥？你怎么了？快走啊！”她回头，焦急地看着我。

我看着她，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费了很大的劲，才说出话来。

“秀英……我……我不能走。”

她的笑容，瞬间凝固在了脸上。眼睛里的光，也一点一点地暗了下去。

“为什么？”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爹娘……”我只说了三个字，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们都沉默了。

我们都明白，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在那个年代，这三个字，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

火车巨大的轰鸣声越来越近，带着一股强风，吹乱了她的头发。站台上的灯光，把我们俩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

李秀英定定地看了我几秒钟，眼神里有失望，有难过，但奇怪的是，没有怨恨。

她忽然松开了我的手，然后做了一个我完全没想到的举动。

她把我手里的那个手帕包，又重新推回了我的怀里。

“建国哥，你不能走，我能理解。”她的声音很轻，却很清晰，“但是，这钱你得拿着。”

我愣住了：“这怎么行！这是你的钱！”

“你听我说完。”她飞快地说道，语速快得像在交代后事，“我走了之后，赵家和我娘，肯定会去找你家的麻烦。他们会说你拐跑了我。你家里肯定会赔钱，会被他们欺负。这些钱，你拿着，就当是我……就当是我赔给你家的。你拿着它，去应付他们。”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在这个时候，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危，不是责怪我的退缩，而是我走了之后，我的家人会遇到的麻烦。

“还有，”她从我的工具包里，拿出我所有的积蓄——那个装着三十六块五毛钱的布袋，塞进了她自己的包裹里，“你的钱，我先借走了。等我到了广州，安顿下来，我一定会写信回来，把钱还给你。”

她这是在用这种方式，让我安心收下她的钱。

火车已经缓缓地停在了站台边，车门打开，发出“嘶”的一声。

“秀秀英……”我哽咽着，一个字都说不完整。

“建国哥，你是个好人。”她最后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得让我看不懂，“也是个好木匠。别耽误了你的手艺。”

说完，她转身，背着那个小小的花布包裹，毅然决然地跳上了火车。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手里紧紧攥着那个还带着她体温的手帕包，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车厢的连接处。

火车再次鸣笛，缓缓开动。

我忽然醒过神来，冲着火车大喊：“到了广州要写信回来！一定要写信回来啊！”

我的声音，很快就被火车“哐当哐当”的声音淹没了。

火车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红点，消失在无边的黑夜里。

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站台，夜风吹过，凉得刺骨。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钱，又看了看自己脚边那个沉重的工具包。

我忽然觉得，那一刻，我跟李秀英，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她选择了远方和未知。

而我，选择了承担和守护。

只是我不知道，这个选择，需要我用多大的代价去偿还。

第4章 满村风雨

我回到陈家沟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村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几声鸡鸣。我没敢直接回家，而是先绕到了邻村的张大伯家，跟他串好了口供，就说我在他家干了两天活。张大伯是我爹的老交情，为人忠厚，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看我一脸失魂落魄的样子，还是拍着胸脯答应了。

做完这一切，我才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回了家。

我爹娘见我回来，并没有起疑，只是我娘念叨着：“怎么这么快就干完了？看你累的，脸都白了。”

我含糊地应付过去，心里却像是压着一块巨石。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果然，宁静只持续了半天。

中午刚过，李秀英家就炸了锅。她娘王彩凤那穿透力极强的哭嚎声，响彻了半个村子：“我的闺女啊！我的秀英啊！你跑到哪儿去了啊！哪个天杀的把你给拐跑了啊！”

很快，消息就传遍了全村：李秀秀英不见了！

村里人瞬间沸腾了，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是被人贩子拐走了；有的说，是跟城里哪个有钱人跑了；还有的，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村里几个平日里游手好闲的二流子。

我躲在家里，听着外面的喧嚣，心跳得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下午，村支书赵大海，也就是赵卫东的爹，带着一脸怒气的王彩凤和李大山，直接冲进了我们家院子。赵卫东跟在后面，眼睛红红的，看我的眼神像是要喷出火来。

“陈大柱！把你家建国叫出来！”赵大海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喊，官威十足。

我爹正蹲在院里编筐，被这阵仗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赵支书，这是咋了？”

“咋了？”王彩凤往前一冲，指着我爹的鼻子就开骂，“你家养的好儿子！他把我闺女给拐跑了！你们得把我的闺女还给我！”

我爹当时就懵了，脸涨得通红：“亲家母，你……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家建国，他……他怎么会……”

“怎么不会？”赵卫东跳了出来，指着躲在屋门口的我，“就是他！前天晚上看电影，他就挨着秀英坐！全村人都看见了！肯定是他花言巧语骗了秀英！”

我爹的目光转向我，充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

我从屋里走出来，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不能说。我答应过秀英，要保护她。我不能说她是自己跑的，更不能说她去了广州。我一旦说了，她就会被抓回来，她这辈子就真的毁了。

我的沉默，在他们看来，就是默认。

“你看看！你看看！”王彩凤一拍大腿，坐在地上就开始撒泼打滚，“没话说了吧！就是你这个小！你把我闺女还给我！不然我今天就死在你家门口！”

我爹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嘴唇哆嗦着：“建国……你……你到底干了什么混账事！”

“陈建国，我问你，李秀英到底去哪儿了？”赵大海沉着脸，官腔十足地审问我。

我攥紧了拳头，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不知道。”

“不知道？”赵卫东冲上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你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打死你！”

“住手！”我爹怒吼一声，一把推开赵卫东，把我护在身后。他虽然气我，但在外人面前，他还是我爹。

“赵支书，”我爹喘着粗气，对赵大海说，“事情还没搞清楚，你们不能随便打人。我相信我们家建国不是那样的人，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误会？”王彩凤从地上一跃而起，像只斗鸡，“全村人都看见他俩眉来眼去的！能有什么误会？陈大柱，我告诉你，今天你们家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这事儿没完！”

场面乱成一锅粥。

最后，还是赵大海发了话。他清了清嗓子，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这样吧，陈大柱。现在秀英下落不明，建国嫌疑最大。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你们家必须承担责任。”

“我们家……承担什么责任？”我爹的声音都在抖。

“秀英是我们赵家已经看上的人，本来过几天就要去县里安排工作，亲事也要定下来了。现在人没了，我们赵家的脸往哪儿搁？供销社的工作也泡汤了！”赵大海说得义正言辞，“你们家，必须赔偿我们两家的损失！”

我爹的脸瞬间白了。

“赔……赔多少？”

赵大海伸出两根手指头：“二百块钱。一百块，赔给我们赵家丢的面子。另外一百块，给秀英她娘，算是找人的费用和精神损失费。”

二百块！

在那个年代，一个壮劳力干一整年，也就能挣个百十来块钱。二百块，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是要把我们家底都掏空，还要背上一屁股债的巨款。

“这……这太多了……”我爹哀求道。

“多？”王彩凤尖叫起来，“我一个水灵灵的闺女都没了，二百块钱算多？要我说，就该让他去坐牢！”

我看着我爹瞬间苍老下去的脸，看着他弯下去的脊梁，我的心像被刀子一刀一刀地割着。

是我，是我连累了他们。

“钱，我们赔。”

我忽然开口，声音沙哑，却很坚定。

所有人都愣住了，齐刷刷地看向我。

我爹更是震惊地看着我：“建国，你胡说什么！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

我没有看我爹，而是直视着赵大海和王彩凤，一字一句地说道：“钱，我们家赔。但是，你们不能再来找我家的麻烦。而且，这件事，到此为止，以后谁也不准再提。”

赵大海和王彩凤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一丝贪婪和得意。他们本来就是想借机讹钱，没想到我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好！一言为定！”赵大海立刻拍板，“三天之内，钱要送到我们家。”

说完，他们一群人，像得胜的将军一样，扬长而去。

院子里，只剩下我和我爹，还有我娘无助的哭声。

“啪！”

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我的脸上。

我爹的手，抖得厉害。这是他第一次打我。

“你这个逆子！”他指着我，气得嘴唇发紫，“你告诉我，你到底把秀英弄到哪里去了？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我们陈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我捂着火辣辣的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始终没有掉下来。

我跪在了我爹娘面前。

“爹，娘，我对不起你们。”我重重地磕了一个头，“钱的事，你们别管，我想办法。”

那天晚上，我把我从火车站带回来的那个手帕包，交给了我爹。

我骗他说，这是我这几年给别人打家具，人家偷偷塞给我的工钱，我一直攒着没敢告诉他们。

我爹看着那沓崭新的、甚至还带着油墨香的“大团结”，愣了很久很久。他什么都没问，只是默默地把钱收了起来，第二天，就送到了赵大海家。

从那天起，我在陈家沟，就成了一个人人唾弃的罪人。

一个拐跑了村花，让自家倾家荡产的败家子。

第55章 一只不会飞的木鸟

赔了钱，事情表面上是平息了。赵家和李家不再上门吵闹，但无形的惩罚，才刚刚开始。

我在村里，彻底成了过街老鼠。

以前见了面还会笑着打招呼的叔伯婶子，现在看到我，都像躲瘟神一样，远远地就绕开走。孩子们在我背后，一边扔石子，一边唱着他们自己编的顺口溜：“陈建国，大坏蛋，拐走媳妇不要脸！”

我爹在生产队里，也抬不起头来。以前他是队里的技术骨干，人人敬重，现在开会，他只能缩在最角落的位置，一言不发。队里最脏最累的活儿，队长都派给他，他也不敢有半句怨言。

我娘更是整天以泪洗面，门都不敢出。

我们家，就像是被整个村子孤立起来的一座孤岛。

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爹对我的态度。他不再打我，也不骂我，但他再也没有给过我一个好脸色。我们俩在同一个屋檐下，一天说不上一句话。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失望和冷漠，好像我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一个让他蒙羞的陌生人。

我知道，我伤他太深了。

我把所有的痛苦和委屈，都发泄在了木头上。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没日没夜地干活。斧子、刨子、凿子，成了我唯一的朋友。木屑纷飞，汗流浃背，只有在极度的疲惫中，我才能暂时忘记那些压得我喘不过气的指责和白眼。

那段时间，我的手艺突飞猛进。我打出来的家具，线条越来越流畅，卯榫结构也越来越精巧。可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快乐。

我常常在深夜里，拿出那张被我藏在枕头底下的纸条。那两行蓝色的字，在黑暗中，仿佛有种魔力，能把我带回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秀英，你到广州了吗？你找到工作了吗？你过得好不好？

我没有收到她的任何消息。

时间一长，我甚至开始怀疑，她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这个念头，像毒蛇一样，时常会冒出来，噬咬着我的心。

我只能安慰自己，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秋天的时候，我爹病倒了。常年的劳累，加上这段时间的心力交瘁，让他一下子垮了。躺在炕上，咳个不停。请了赤脚医生来看，说是肺上落了毛病，得好好养着，不能再干重活了。

家里的顶梁柱，塌了。

看着我爹蜡黄的脸，和我娘通红的眼睛，我心里最后一道防线也崩溃了。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个家，需要我撑起来。这个村子，我不能再待下去了。

我做出了离开的决定。

不是像秀英那样，在深夜里逃离。而是堂堂正正地走。

我去找了村支书赵大海。

我跪在他面前，求他给我开一张外出务工的介绍信。

赵大海坐在他的太师椅上，端着个茶缸，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冷地说：“你想出去？去哪儿？是不是想去找李秀英？”

“不是。”我摇摇头，“我爹病了，家里需要钱。我听说县里的建筑队在招人，我想去试试。我手艺好，肯定能挣到钱。”

赵大海冷笑一声：“你手艺好？再好有什么用？人品不行，走到哪儿都一样。”

他把我的尊严，踩在脚底下，狠狠地碾压。

但我没有起来。我跪在冰冷的地上，一遍一遍地求他。为了我爹的医药费，为了这个家，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最后，他大概是觉得折磨够我了，才慢悠悠地开了口：“介绍信，可以给你开。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出去之后，每个月，必须寄二十块钱回来。十块给我，十块给李家。算是你对我们的补偿。直到……直到李秀英回来为止。”

他的无耻，超出了我的想象。

他这是要一辈子都吸我的血。

我的拳头，在身侧握得咯咯作响。但我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好，我答应你。”

拿着那张来之不易的介绍信，我感觉它有千斤重。

离开家的那天，是个阴天。我娘给我收拾了一个小小的包袱，里面是两件换洗的衣服和几个干硬的窝头。她一边收拾，一边掉眼泪。

我爹躺在炕上，始终背对着我，没有说一句话。

我走到炕边，跪下来，对着他的后背，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爹，娘，我走了。你们保重身体。”

走到院门口，我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我看见，我爹的肩膀，在微微地耸动。

我背着我的工具包，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陈家沟。

我没有去县城，而是直接去了省城。我觉得，离得越远越好。

在省城，我真的凭着我那手木工活，在一家建筑队里找到了工作。工地的活儿又苦又累，住的是大通铺，吃的是白水煮菜。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苦。

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天，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剩下的钱，分成三份。一份寄回家里给我爹娘，另外两份，准时寄到赵大海的账上。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

我很少想起李秀英了。不是忘了，是不敢想。她的名字，连同那个夜晚，被我一起打包，锁进了心里最深的角落。

只是有一次，工休的时候，我用一块废弃的木料，随手雕了一只小鸟。雕得很精致，连羽毛的纹路都清晰可见。

一个工友看到了，笑着问我：“建国，你雕这个干啥？又不能飞。”

我愣了一下，看着手里的木鸟。

是啊，它不会飞。就像当年的我，被家庭、被责任，牢牢地钉在了原地，飞不起来。

而秀英，她才是那只真正飞走了的鸟。

我不知道她飞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她飞得高不高。我只希望，她能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不要再回头。

第6章 生了锈的糖果盒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

世界变了模样，陈家沟也变了模样。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土坯房变成了二层小楼。村里的人，走的走，散的散，剩下的，也都是些老人了。

我也老了。

我后来在城里结了婚，妻子是个普通的纺织厂女工，叫张兰，性子温和，对我很好。我们有了一个儿子，叫陈浩。我靠着我的手艺，从一个建筑工人，慢慢做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包工头，买了房，买了车，日子过得不好不坏。

我爹娘，在我结婚后没几年，就相继过世了。临终前，我爹拉着我的手，说了他这辈子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说：“建国，爹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就这么一句话，让我瞬间泪流满面。我知道，他原谅我了。

至于赵大海和李家，我每个月二十块钱的“补偿款”，一直寄了十年。直到八十年代末，村里搞土地承包，家家户户都富裕了起来，赵大海才托人带话给我，说钱不用再寄了。

李秀英，始终没有回来过。也没有任何消息。她就像一颗石子，投入了时代的洪流，没有激起半点涟漪。

李大山夫妇后来搬去县城跟儿子住了，王彩凤得了老年痴呆，据说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嘴里却还时常念叨着“秀英”这个名字。

而赵卫东，他后来娶了邻村的一个姑娘，靠着他爹的关系，在镇上当了个小干部。我回村给我爹娘上坟的时候，远远见过他几次。他变得又胖又秃，挺着个啤酒肚，再也没有了当年那股嚣张气焰。我们俩，就像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谁也没有跟谁打招呼。

那个关于我和李秀英的“丑闻”，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被人们渐渐淡忘了。

我以为，这件事，就会这样，永远地埋在我心里，直到我化成灰的那一天。

直到上个星期，我儿子陈浩帮我收拾老房子里的旧物。

那是我当年在城里买的第一套房子，后来我们搬家，就一直空着，堆满了杂物。

“爸，这个铁盒子还要吗？都生锈了，扔了吧？”陈浩从一个旧柜子顶上，拿下来一个方形的铁皮糖果盒。

那是很多年前很常见的那种牡丹图案的糖果盒，现在已经锈迹斑斑。

我看到那个盒子，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

“别扔！”我几乎是喊出来的。

我从儿子手里接过盒子，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尘。盒盖锈得很死，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打开。

一股陈旧的、混着铁锈和纸张味道的气息，扑面而来。

盒子里，没有糖。

只有一张被岁月染黄了的纸条，和一只小小的、已经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木鸟。

陈浩好奇地探过头来：“爸，这是什么啊？”

我没有回答他。我颤抖着手，拿起了那张纸条。正是四十年前，李秀英塞进我裤兜里的那一张。

“后天，夜里十二点，县城火车站。”

“带上你的木工家伙。”

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我读懂了这张纸条。我以为，这是她对我的一次邀请，一次带着考验和信任的邀请，邀请我跟她一起逃离。

可当我今天，以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的身份，再来看这张纸条时，我忽然发现了什么。

我把纸条翻了过来。

在背面，在当年我以为空无一物的地方，借着窗外明亮的阳光，我看到了一行几乎已经淡得快要消失的字迹。

那是一行用铅笔写的、小得像蚂蚁一样的字。如果不是今天阳光正好，如果不是我看得足够仔细，我根本不可能发现它。

那行字是：

“建国哥，若你不愿，烧掉此条，忘了我。”

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就涌了出来。

原来是这样。

原来，她从一开始，就给了我选择。

她不是非要拉着我一起走。她早就想到了我可能会有的顾虑，想到了我爹娘，想到了我的难处。所以，她才把这句话写在了背面。

她是在告诉我：如果你不愿意，那也没关系，就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你只要烧掉这张纸条，忘了我，继续过你安稳的日子就好。你不需要有任何负担，也不需要有任何愧疚。

她甚至没有给我当面拒绝她的机会，就是怕我尴尬，怕我难堪。

她把所有的体面，都留给了我。把所有的风险和不确定，都留给了她自己。

而我呢？我这个傻瓜，这个懦夫！

我当年只看到了正面的决绝，却没有看到背面的温柔。我以为自己做出了伟大的牺牲，背负了所有的骂名。可我从来不知道，她早就为我铺好了退路。

她塞进我兜里的，哪里是什么出逃的计划书？

这分明是一封饱含着理解、尊重和一个少女所能付出的全部善良的……遗书。

是她与过去告别的遗书。

“爸，您怎么哭了？”儿子的声音，把我从汹涌的回忆中拉了回来。

我擦了擦眼泪，摇了摇头，把纸条和木鸟重新放回盒子里，盖好。

“没什么，想起一个老朋友了。”

我抱着那个生了锈的铁皮盒子，像是抱着一件稀世珍宝。

这一刻，我终于明白。

1979年的那个夏天，李秀英给我的，不是一个难题，也不是一次考验。

她给我的，是她所能给出的、最珍贵的东西——一个选择的权利，和一份无言的成全。

而我，也用我的一生，守护住了她的这个选择。

我们都没有错。

只是那个年代，太苦了。我们这些普通人，光是活着，就得拼尽全力。

我抬头，看向窗外。阳光正好，城市里车水马龙。我的孙子，正在楼下的小区花园里，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放肆地笑着，跑着。

真好。

我把那个铁皮盒子，放在了我书房最显眼的书架上。

我不会再把它藏起来了。它不是一个需要隐藏的秘密，而是一枚见证了我们那一代人青春、梦想和无奈选择的、独一无二的勋章。

来源：上进漂流瓶一点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