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1年的秋天，豫东平原的风里带着刚割完麦子的焦香，傍晚的夕阳把陈家村的土坯房染成了金红色。我蹲在自家院门口，手里攥着半块玉米饼子，嘴里嚼得咯吱响，眼睛却盯着村口的老槐树——队长陈老栓正带着两个后生，往槐树上绑木杆，要搭露天电影的银幕。

第一章 槐树下的银幕与煤油灯的光

1991年的秋天，豫东平原的风里带着刚割完麦子的焦香，傍晚的夕阳把陈家村的土坯房染成了金红色。我蹲在自家院门口，手里攥着半块玉米饼子，嘴里嚼得咯吱响，眼睛却盯着村口的老槐树——队长陈老栓正带着两个后生，往槐树上绑木杆，要搭露天电影的银幕。

“建军！发啥愣？赶紧把咱家的长条凳搬去占位置，晚了就只能站在后面看了！”我妈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个粗布袋子，里面装着炒瓜子和晒干的红薯干，嗓门大得能传遍半条街。

我叫陈建军，那年十八岁，刚在县城读完高中，没考上大学，回村里帮家里种着地。在村里的半大青年里，我算“文化人”，但也没少干农活，手上的茧子比我爹的还厚。听到我妈的话，我赶紧把剩下的玉米饼子塞进嘴里，拍了拍手上的渣子，扛起院角的长条凳就往村口跑。

村口的老槐树有两搂粗，是村里的老物件，每年夏天都能罩住大半个晒谷场。陈老栓他们已经把木杆绑好了，正往上面钉白色的粗麻布——那就是银幕，是从公社借来的，边角都磨破了，用针线缝了好几道。几个小孩围着银幕跑，手里拿着洋火盒当手枪，“砰砰”地喊，惹得旁边纳鞋底的大娘们笑骂：“慢点跑，别把银幕撞歪了！”

我找了个靠前的位置，把长条凳放好，又在旁边摆了块砖头——这是给我爹留的，他晚上要跟队里的人商量秋收的事，得晚来点。刚摆好，就听见身后有人喊我：“建军哥！等等我！”

我回头，是邻村的春兰姑姑，她挎着个竹篮子，身边跟着个小姑娘，怯生生地躲在她身后，只露出半张脸，眼睛又大又亮，像刚浸过井水的黑葡萄。

“春兰姑姑，你咋来了？”我赶紧站起来，春兰姑姑是我妈的远房表妹，嫁在邻村，平时不常来，“这是……”

“这是我侄女晓梅，她爹妈去外地打工了，跟我过，今天听说你们村放电影，就带她来凑个热闹。”春兰姑姑把晓梅从身后拉出来，小姑娘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梳着两个羊角辫，辫梢用红绳绑着，看起来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晓梅，叫建军哥。”

晓梅抿着嘴，小声叫了句“建军哥”，声音细得像蚊子叫，说完又赶紧低下头，盯着自己的布鞋尖——鞋头磨破了，露出一点粉色的袜子边。

我心里有点发慌，平时跟村里的小子们打打闹闹惯了，对着这么个怯生生的小姑娘，倒不知道该说啥。我挠了挠头，指了指我旁边的位置：“姑，你们坐这儿吧，我刚占的，靠前，看得清楚。”

春兰姑姑笑着把竹篮子放在凳上：“那敢情好，还是建军懂事。我去跟你妈说说话，晓梅你先在这儿跟建军哥待着，别乱跑。”

晓梅点点头，春兰姑姑转身往我家的方向走了。我和晓梅就这么站着，谁也没说话，只有风吹过槐树叶的“哗哗”声，还有远处小孩的嬉闹声。我想跟她搭话，又不知道说啥，只好捡起地上的小石子，在地上画圈。

“建军哥，”晓梅突然开口，声音还是很小，“今天放啥电影啊？”

“好像是《地道战》，上次公社来放的就是这个，可好看了！”我赶紧接话，怕她再把话头断了，“里面的民兵可厉害了，挖地道打鬼子，看得人心里热乎！”

晓梅抬起头，眼睛亮了点：“我没看过……我们村去年放过一次《南征北战》，我没挤进去，只听见里面的枪声。”

我心里咯噔一下——看露天电影是村里的大事，谁家孩子不早早去占位置？她没挤进去，肯定是被人挤到后面了。我指了指我的长条凳：“没事，今天你坐这儿，靠前，保证你看得清清楚楚。”

晓梅抿着嘴笑了，露出两颗浅浅的小虎牙，脸颊上还有个小酒窝：“谢谢建军哥。”

天慢慢黑下来，村里的人越来越多，扛着凳子的、抱着孩子的、提着煤油灯的，把老槐树下的晒谷场挤得满满当当。我妈提着个搪瓷缸子过来，里面装着白开水，看到晓梅，笑着摸了摸她的头：“这就是春兰的侄女吧？长得真俊，渴了吧？喝点水。”

晓梅接过搪瓷缸子，双手捧着，小声说“谢谢阿姨”，喝了两口又递回来，杯子擦得干干净净。我妈跟春兰姑姑站在旁边聊天，说的都是秋收的事——今年麦子收成好，队里要组织人去交公粮，还说要留一部分当种子，明年多种两亩地。

我坐在长条凳上，晓梅站在我旁边，小手抓着我的衣角，眼睛盯着正在调试的放映机。放映员是公社来的老王，戴着个黑框眼镜，正蹲在机器旁换胶片，煤油灯的光打在他脸上，忽明忽暗。旁边有人喊：“老王，快点！别磨磨蹭蹭的，都等不及了！”

老王骂了句“急啥？好饭不怕晚”，手里的动作却快了点。没过一会儿，一束白光从放映机里射出来，打在槐树上的粗麻布上，银幕上出现了“地道战”三个红色的大字，晒谷场里瞬间安静下来，只有小孩的哭声被大人赶紧捂住嘴。

第二章 黑暗里的温度与怯生生的依赖

电影刚开始，晒谷场里还很安静，大家都盯着银幕，连嗑瓜子的声音都小了。我手里攥着我妈给的炒瓜子，剥了一颗递给晓梅，她犹豫了一下，接过去，慢慢放进嘴里，小声说“谢谢建军哥”。

可没过多久，后面的人就开始往前挤——村里的后生们嫌站着看不清楚，想往前挪挪，女人们护着怀里的孩子，嘴里骂着“别挤！踩着孩子了！”，晒谷场里顿时乱了起来。我坐着的长条凳被挤得晃了晃，我赶紧用手扶住，怕凳子倒了。

晓梅站在我旁边，被挤得东倒西歪，小手紧紧抓着我的胳膊，脸都白了。她本来就矮，被前面的人一挡，几乎看不见银幕，只能踮着脚尖，脖子伸得老长，像只受惊的小鹿。

“姑！姑！”晓梅小声喊春兰姑姑，可春兰姑姑在后面跟我妈聊天，被人群挡住了，根本听不见。晓梅的声音里带着点哭腔，眼睛里都快挤出眼泪了。

我心里有点疼。这姑娘看着就老实，在这么乱的地方，肯定吓坏了。我往旁边挪了挪，拍了拍自己的腿：“晓梅，要不……你坐我腿上吧？这样能看见银幕，也不会被挤着。”

晓梅愣住了，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我，好像没听清。我又说了一遍：“没事，你小，坐这儿不沉，我能撑住。”

她犹豫了半天，看了看周围拥挤的人，又看了看我，小声说“麻烦建军哥了”，然后慢慢转过身，小心翼翼地坐在了我的腿上。

她真的很轻，坐在我腿上几乎没什么重量，我甚至能感觉到她身上的单薄——她的衬衫很薄，能摸到里面细细的脊梁骨。她坐下后，赶紧把身子挺直，眼睛盯着银幕，好像怕打扰到我。我双手放在膝盖上，不敢动，心里有点紧张，手心都出汗了。

银幕上正演到民兵们在地道里打鬼子，枪声“砰砰”响，晒谷场里的人看得入迷，没人注意到我们这边的小动作。晓梅看得很认真，小拳头攥得紧紧的，看到鬼子被打跑，还小声“呀”了一声，脸上露出了笑容。

过了一会儿，她好像放松了点，身体慢慢靠向我，头轻轻抵在我的胸口。我能闻到她头发上的味道，是皂角的清香，很干净。她突然小声说：“哥，这儿真舒服，能看见银幕，还不挤。”

我的心“咯噔”一下，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被这么小的姑娘靠着，她的声音软软的，带着点依赖，让我想起我小时候，跟我姐一起看电影，也是这么靠着我姐，觉得特别安全。

“舒服就好。”我小声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要是累了，就靠会儿，没事。”

晓梅点点头，没再说话，继续盯着银幕。我坐在那儿，腿有点麻，可我不敢动，怕惊动了她。黑暗里，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轻轻的，暖暖的，吹在我的衬衫上。旁边有人嗑瓜子，壳子掉在地上的声音，还有小孩偶尔的哭闹声，都好像离我很远，只有怀里的温度是真实的。

电影放了快一个小时，中间停了一次，老王要换胶片。晒谷场里又热闹起来，人们开始聊天，嗑瓜子，小孩们跑着玩。春兰姑姑挤过来，看到晓梅坐在我腿上，笑着说：“这孩子，是不是给建军添麻烦了？”

“没有姑，她小，被挤着了，坐这儿能看见。”我赶紧说。

晓梅从我的腿上下来，站在旁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姑，我没给建军哥添麻烦，建军哥人好。”

春兰姑姑笑了，摸了摸她的头：“知道你建军哥好，以后常来跟你建军哥玩。”

换完胶片，电影继续放。晓梅还想站在旁边，可刚坐下没一会儿，又被挤得晃了晃。我又拍了拍腿：“还是坐这儿吧，别被挤着了。”

这次她没犹豫，很快就坐在了我的腿上，还主动往我怀里靠了靠，好像觉得这样更安全。我心里的紧张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的责任感——我得护着这个小姑娘，不让她被欺负，不让她受委屈。

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晓梅有点困了，头靠在我的胸口，眼睛慢慢闭上了，呼吸也变得均匀。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背，像哄小孩睡觉一样。银幕上的枪声还在响，可我没心思看了，只想着让她睡得安稳点。

第三章 煤油灯照的路与兜里的红薯干

电影散场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人们扛着凳子，提着煤油灯，说说笑笑地往家走，土路上满是脚步声和说话声。春兰姑姑走过来，想叫醒晓梅，我拦住她：“姑，让她睡会儿吧，我抱着她走。”

我小心翼翼地把晓梅抱起来，她睡得很沉，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小嘴还微微张着。我妈走过来，把我的外套递给我：“给她盖上，晚上风凉，别冻着了。”

我把外套轻轻盖在晓梅身上，跟着春兰姑姑往邻村走。邻村离陈家村不远，也就二里地，走土路半个多小时就到。春兰姑姑提着煤油灯，灯光昏黄，照亮了前面的路，路边的野草长得很高，风吹过“沙沙”响，偶尔还有青蛙的叫声从田埂里传来。

“建军，你真是个好孩子，”春兰姑姑一边走，一边说，“晓梅这孩子命苦，爹妈去广东打工，好几年没回来了，跟着我过，我也没本事，让她受了不少委屈。”

我心里有点酸：“姑，晓梅很乖，不闹人。”

“乖有啥用？连件新衣服都穿不上。”春兰姑姑叹了口气，“上次她看见村里的小芳穿了件新的的确良衬衫，回来哭了半宿，说也想要一件，我没敢跟她说，家里的钱都得留着给她交学费。”

我没说话，低头看了看怀里的晓梅，她的小脸上还带着泪痕，可能是白天想妈妈了。我把她抱得更紧了点，心里暗暗想，以后要是晓梅来村里，我得把我妈给我的零花钱省下来，给她买块糖，或者买个小发卡。

走到邻村的村口，春兰姑姑指着前面的一间土坯房：“那就是我家，到了。”

我把晓梅轻轻放在春兰姑姑怀里，她醒了，揉了揉眼睛，看到我，小声说：“建军哥，谢谢你。”

“不用谢，”我笑着说，“以后想看电影，就来陈家村找我，我给你占位置。”

晓梅点点头，从兜里掏出一块东西，递给我：“建军哥，这个给你，是我姑姑给我的红薯干，可甜了。”

我接过红薯干，是用红纸包着的，还带着点温度。我知道，这肯定是晓梅自己舍不得吃，留着给我的。我心里暖暖的，把红薯干放进兜里：“谢谢晓梅，我明天吃。”

春兰姑姑把晓梅抱进屋里，又出来送我：“建军，慢走啊，有空来家里玩，我给你煮红薯吃。”

“好，姑，你回去吧。”我挥挥手，转身往陈家村走。

路上的煤油灯已经灭了，只有月亮的光洒在土路上，朦朦胧胧的。我摸了摸兜里的红薯干，硬硬的，心里却觉得特别甜。我想起晓梅坐在我腿上的样子，想起她说“哥，这儿真舒服”，嘴角忍不住往上翘。

回到家的时候，我爹和我妈还没睡，坐在炕上等我。我妈问我：“送春兰她们到家了？”

“到了，姑家挺远的。”我坐在炕沿上，把兜里的红薯干拿出来，递给我妈，“这是晓梅给我的，她说可甜了。”

我妈接过红薯干，看了看，眼圈有点红：“这孩子，自己都舍不得吃，还留给你。以后晓梅来咱家，你多让着她点，给她拿点好吃的。”

“我知道。”我点点头，心里已经开始盼着下次放电影了——不是因为电影好看，是因为能再见到晓梅。

第四章 河边的竹篓与野山楂的酸

从那次露天电影后，晓梅经常来陈家村找我玩。有时候是周末，有时候是放学之后，她背着个小书包，沿着土路走过来，到我家院门口喊“建军哥”，声音脆生生的。

每次她来，我妈都会给她拿点好吃的，有时候是炒瓜子，有时候是煮红薯，有时候是我妈自己做的布鞋，说晓梅的鞋太旧了，让她换上。晓梅每次都不好意思要，我妈硬塞给她，她才收下，然后会帮我妈喂猪、扫地，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一点都不偷懒。

我没事的时候，就带着晓梅去村东头的小河边摸鱼。那条小河不深，水很清，能看见里面的小鱼游来游去。我拿着自家编的竹篓，晓梅跟在我后面，手里拿着个小网兜，蹦蹦跳跳的，像只快乐的小鸟。

“建军哥，你看！有小鱼！”晓梅指着水里的一条小鲫鱼，兴奋地喊。

我赶紧把竹篓放进水里，屏住呼吸，等小鱼游到竹篓旁边，猛地一提，就把小鱼捞了上来。晓梅高兴得拍手：“建军哥，你真厉害！”

我把小鱼放进晓梅的网兜里，她小心翼翼地捧着，好像捧着宝贝一样：“这条鱼回去给姑姑熬汤喝，姑姑最近总咳嗽，喝鱼汤能好点。”

我心里有点疼，这么小的孩子，还想着照顾姑姑。我摸了摸她的头：“咱们多捞点，让你姑姑喝个够。”

那天我们捞了半竹篓小鱼，还有几只小龙虾。回家的时候，晓梅非要自己提着竹篓，说“我能提动，不麻烦建军哥”。我看着她小小的身子，提着竹篓，走得有点晃，却不肯让我帮忙，心里又暖又酸。

秋末的时候，村西头的山上长满了野山楂，红彤彤的，挂在树枝上，看着就诱人。我带着晓梅去摘野山楂，她穿着我妈给她做的新布鞋，蹦蹦跳跳地跟在我后面，手里拿着个小篮子。

山上的路不好走，全是石头，我牵着晓梅的手，慢慢往上爬。她的手很小，软软的，手心有点凉，我握紧了点，给她暖着手。

“建军哥，野山楂酸不酸啊？”晓梅仰着头问我。

“有点酸，但是越嚼越甜。”我笑着说，“摘下来泡在糖水里，能当罐头吃，可好吃了。”

晓梅眼睛亮了：“真的吗？那我们多摘点，回去泡糖水。”

我们找了棵野山楂树，上面的山楂又大又红。我爬上树，把树枝拉下来，晓梅站在下面，小心翼翼地摘，放进篮子里。她摘得很认真，偶尔吃到一颗特别酸的，会皱着眉头，吐吐舌头，然后又接着摘，脸上满是笑容。

摘了满满一篮子野山楂，我们坐在树下休息。我拿出一颗野山楂，擦干净，递给晓梅：“尝尝，这个不酸。”

晓梅接过，咬了一口，眼睛眯了起来：“真的不酸，有点甜！建军哥，你也吃。”

我也摘了一颗，放在嘴里，酸中带甜，像极了这日子——有点苦，却也有盼头。晓梅靠在我身边，看着远处的田野，小声说：“建军哥，要是我爹妈能回来就好了，我想让他们尝尝野山楂，尝尝你捞的鱼。”

我心里有点难受，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说：“他们会回来的，等过年，他们肯定会回来陪你。”

晓梅点点头，没再说话，只是把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风吹过树叶，“哗哗”响，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我们身上，暖暖的。我知道，这样的时光很珍贵，我想让它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第五章 起哄的后生与兜里的小发卡

冬天的时候，村里的后生们开始起哄，说我跟晓梅“好”。带头起哄的是二柱子，他比我大两岁，没读过书，整天在村里游手好闲，看见我跟晓梅一起走，就会吹口哨：“建军，这是你对象啊？长得真俊！”

每次听到这话，我都会很生气，跟二柱子吵：“你胡说啥？晓梅是我妹妹！”

“妹妹？谁信啊！天天跟在一起，不是对象是啥？”二柱子笑着说，旁边的几个后生也跟着起哄，笑得前仰后合。

晓梅每次都会吓得躲在我身后，眼睛红红的，小声说：“建军哥，我们快走吧，别跟他们吵了。”

我护着晓梅，瞪着二柱子：“你再胡说，我就告诉我爹，让他收拾你！”

二柱子不怕我爹，但他怕队长陈老栓，只好悻悻地走了，走之前还不忘喊一句：“等着瞧！”

有一次，二柱子趁我不在，把晓梅堵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抢了她手里的书包，翻出里面的作业本，扔在地上，还用脚踩了几脚：“小丫头片子，别总来找建军，不然我还收拾你！”

晓梅吓得哭了，蹲在地上捡作业本，眼泪掉在作业本上，把字都晕开了。我刚好从家里出来，看到这一幕，气得冲过去，一把推开二柱子：“你欺负一个小姑娘算啥本事？”

二柱子没想到我会这么凶，愣了一下，然后也火了：“我就欺负她了，咋地？你想打架？”

“打就打！”我撸起袖子，就要跟他动手。这时候，春兰姑姑正好来村里找晓梅，看到我们要打架，赶紧跑过来劝开：“干啥呢？都是一个村的，咋还动手？”

二柱子看到春兰姑姑，有点怕了，捡起晓梅的书包，扔给她：“算我倒霉！”然后就跑了。

晓梅扑到春兰姑姑怀里，哭得更凶了：“姑，他踩我的作业本，还骂我……”

春兰姑姑心疼地摸了摸她的头，又看着我：“建军，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晓梅又得受委屈。”

“姑，没事，以后我会保护晓梅的，谁也不能欺负她。”我看着晓梅，心里很愧疚——要是我早点来，她就不会被欺负了。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想着晓梅哭的样子。我从枕头底下摸出我攒的零花钱，一共五块二毛钱，是我帮家里干活，我妈给我的奖励。我决定，明天去镇上给晓梅买个小发卡，让她高兴高兴。

第二天一早，我骑着家里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去了镇上。镇上的集市很热闹，卖菜的、卖衣服的、卖零食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找了家卖饰品的小摊，里面有很多小发卡，有粉色的、蓝色的、黄色的，上面还带着小花。

我挑了个粉色的，上面有朵小梅花，摊主说要一块五毛钱。我付了钱，把发卡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心里想着晓梅看到发卡的样子，肯定会很高兴。

回到村里，我赶紧去找晓梅。她正在春兰姑姑家喂猪，看到我，眼睛亮了点：“建军哥，你来了。”

“晓梅，给你个东西。”我从兜里掏出小发卡，递给她，“我去镇上买的，你看看喜欢不？”

晓梅接过发卡，拿在手里，仔细看了看，眼睛里慢慢蓄满了眼泪，却笑着说：“喜欢，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发卡。”

“喜欢就好，我帮你戴上。”我接过发卡，小心翼翼地别在她的羊角辫上。阳光照在发卡上，粉色的梅花闪着光，衬得她的脸更白了。

“好看吗？”晓梅问我，眼里带着期待。

“好看，比村里的小芳还好看。”我笑着说。

晓梅笑得更开心了，蹦蹦跳跳地去照镜子，嘴里还哼着歌。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只要她能高兴，我攒的钱就没白费。

第六章 秋收的汗水与离别的荷包

1992年的夏天，晓梅要走了。春兰姑姑的男人在县城找了份工作，要带着春兰姑姑和晓梅去县城生活，晓梅也要去县城上中学。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地里帮我爹割麦子。夏天的太阳很毒，晒得我汗流浃背，手里的镰刀都快握不住了。春兰姑姑找到我，说“晓梅要去县城了，想跟你告别”，我的镰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掏空了。

我跟着春兰姑姑回到她家，晓梅正坐在炕沿上，手里拿着个红色的小荷包，低着头，好像在哭。看到我，她赶紧擦干眼泪，站起来：“建军哥。”

“你要去县城了？”我问，声音有点哑。

“嗯，姑姑说县城的学校好，让我去那儿上学。”晓梅把手里的荷包递给我，“建军哥，这个给你，是我自己绣的，绣得不好，你别嫌弃。”

我接过荷包，是用红布绣的，上面绣着一朵小梅花，针脚有点歪歪扭扭的，却是我见过最珍贵的东西。我把荷包紧紧攥在手里，好像一松手，它就会消失一样。

“晓梅，到了县城，要好好读书，别想家。”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可眼泪还是忍不住要掉下来。

“嗯，我知道。”晓梅点点头，“建军哥，你也要好好的，别跟人打架，多帮叔叔阿姨干活。”

“我会的。”我看着她，想说点什么，却不知道该说啥。千言万语，到了嘴边，只变成了一句“以后常回来看看”。

春兰姑姑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装在两个大木箱子里。她看着我们，叹了口气：“时间不早了，该走了，去县城的班车快开了。”

我帮着春兰姑姑把木箱子搬到自行车上，晓梅跟在我后面，一步三回头。走到村口的时候，晓梅突然跑过来，抱住了我的胳膊：“建军哥，我会给你写信的，你一定要回信啊！”

“我会的，你放心。”我拍了拍她的手，心里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春兰姑姑骑着自行车，带着晓梅，慢慢消失在土路的尽头。我站在村口，看着她们的背影，手里攥着那个红布荷包，站了很久很久，直到太阳落山，才慢慢往家走。

回到家，我把荷包放在贴身的口袋里，每天都带着。我妈问我：“想晓梅了？”

我点点头，没说话。

“想她就给她写信，”我妈说，“县城也不远，有空了我带你去看她。”

我听了我妈的话，给晓梅写了第一封信，告诉她村里的事——二柱子跟村里的小芳定亲了，队长陈老栓家的孙子出生了，我家的麦子收成很好，还留了很多小麦，等她回来给她做馒头吃。

没过多久，我收到了晓梅的回信。她的字写得很工整，说县城的学校很大，有很多同学，老师也很好，她还加入了学校的文艺队，学唱歌。她还说，她很想我，很想陈家村的小河和野山楂，等放假了，就回来找我玩。

我把晓梅的信放在枕头底下，每天都拿出来看一遍，好像这样，就能离她近一点。

第七章 县城的重逢与时光里的暖

1995年，我二十一岁，在县城的一家汽修厂当学徒。我终于离开了陈家村，来到了晓梅所在的县城。

我刚到县城的时候，就去找晓梅的学校。她所在的中学很大，门口有很多学生，我打听了半天，才找到晓梅的班级。下课铃响的时候，我看到晓梅从教室里走出来，她长高了，头发也留长了，扎着马尾辫，穿着蓝色的校服，看起来很文静。

“晓梅！”我喊了她一声。

她愣住了，看着我，好像没认出来。过了一会儿，她才反应过来，跑过来：“建军哥！你怎么来了？”

“我来县城当学徒，以后就在这儿住了。”我笑着说，心里很激动。

晓梅很高兴，拉着我的手，跟我聊了很多——她明年就要高考了，想考师范大学，以后当老师，像她小时候的老师一样，好好教孩子。她还说，她给我写了很多信，都寄到陈家村了，可我没回信，她还以为我忘了她。

我心里有点愧疚——我离开陈家村的时候，没告诉晓梅我的新地址，她寄的信我都没收到。我赶紧跟她解释，她听了，笑着说：“没事，现在知道你在这儿就好。”

那天下午，晓梅带我去了县城的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不是露天电影，是在室内的，有软乎乎的椅子，还有爆米花。晓梅买了两桶爆米花，递给我一桶：“建军哥，尝尝，可甜了。”

我吃着爆米花，看着身边的晓梅，想起了91年的那个秋天，她坐在我腿上看露天电影的样子。时光过得真快，转眼间，我们都长大了。

“建军哥，你还记得当年放露天电影吗？”晓梅突然问我。

“记得，怎么不记得？”我笑着说，“你坐在我腿上，说‘哥，这儿真舒服’。”

晓梅的脸一下子红了，低下头，小声说：“那时候我小，不懂事，给你添麻烦了。”

“不麻烦，”我说，“那是我最难忘的日子。”

电影散场后，我送晓梅回学校。路上，她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递给我：“建军哥，这个给你，上面写了我的新地址和电话，以后你想找我，就给我打电话。”

我接过笔记本，紧紧攥在手里：“好，我会的。”

从那以后，我经常去找晓梅。有时候是周末，有时候是晚上下班，我会带她去吃县城的小吃，比如烩面、胡辣汤，她会给我讲学校里的事，我会给她讲汽修厂的趣事。我们就像小时候一样，无话不谈，只是少了当年的青涩，多了几分成熟。

1996年，晓梅考上了郑州的师范大学。送她去火车站的时候，我给她买了个新的行李箱，还有很多零食。她抱着我，哭着说：“建军哥，我会想你的，放假了就回来找你。”

“我也会想你的，”我拍了拍她的背，“到了大学，要好好照顾自己，别舍不得花钱。”

火车开动的时候，晓梅从窗户里探出头，挥着手喊：“建军哥，记得给我写信！”

我站在站台上，挥着手，看着火车慢慢消失在远处，心里满是不舍，却也替她高兴——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要去更远的地方了。

第八章 岁月里的信与槐树下的约定

晓梅上大学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会给我寄信，讲大学里的事——她加入了志愿者协会，去乡下支教；她参加了歌唱比赛，得了二等奖；她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跟她们一起去旅行。我会给她寄钱，虽然不多，却是我的心意，让她买件新衣服，或者吃点好的。

1999年，我在县城开了家自己的汽修厂，生意还不错。晓梅大学毕业，回到了县城的中学当老师，教语文。她回来的那天，我去火车站接她，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长发披肩，看起来很漂亮。

“建军哥，我回来了。”她笑着说，眼里满是阳光。

“欢迎回来。”我接过她的行李箱，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她终于回来了，回到了这个我们都熟悉的地方。

后来，晓梅找了个男朋友，是她学校的同事，人很老实，对她很好。她告诉我要结婚的时候，我心里有点酸，却也替她高兴——她终于找到了能照顾她的人。

她结婚那天，我去了，给她包了个大红包，还有一个红布荷包——是我自己找村里的大娘绣的，跟当年她送我的那个一样，上面绣着小梅花。

“建军哥，谢谢你。”晓梅接过荷包，眼里有点红，“这个荷包，我会一直带着。”

“祝你幸福。”我说，心里的话很多，却只说了这四个字。

再后来，我也结婚了，娶了邻村的小芳，就是当年二柱子定亲的那个姑娘，后来二柱子跟她吹了，我跟她慢慢相处，觉得她人很好，就娶了她。小芳知道我跟晓梅的故事，她不介意，还说“晓梅是个好姑娘，你们的情谊很珍贵”。

2021年，我已经五十岁了，汽修厂交给了儿子打理，我在家帮着带孙子。有一天，晓梅带着她的孙子来我家玩，她已经头发花白了，却还是那么精神。她的孙子跟当年的晓梅一样，怯生生的，看到我的孙子，很快就玩到了一起。

我们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喝着茶，聊起了1991年的那个秋天，聊起了村口的老槐树，聊起了露天电影，聊起了她坐在我腿上说“哥，这儿真舒服”。

“建军哥，当年要是没有你，我不知道要受多少委屈。”晓梅笑着说，眼里满是回忆。

“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笑着说，“现在咱们都老了，孩子们也长大了，挺好的。”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我——是当年我给她买的那个粉色小发卡，虽然已经有点旧了，却还保存得很好。

“这个发卡，我一直带着，”晓梅说，“每次看到它，就想起当年的你，想起陈家村的日子。”

我接过发卡，心里暖暖的，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秋天，阳光正好，槐树下的银幕亮着，一个小姑娘坐在我的腿上，小声说“哥，这儿真舒服”。

岁月带走了很多东西，却带不走那些藏在心里的温暖。那些年的露天电影、小河里的鱼、野山楂的酸、红布荷包的暖，还有那个怯生生的小姑娘，都成了我生命里最珍贵的回忆，像一颗埋在土里的种子，慢慢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永远都在。

来源：三杯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