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浴血和平》中国史诗片新标准

摘要：陈凯歌在21世纪20年代投拍《志愿军》，以三部曲巨制全景讲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历史，结构和视点是这次创作上的大难题。不过，一旦攻克难题，也就能脱颖而出、拍出新气象。

文/杨殳

作者介绍：小说家，民俗研究者，热衷收集古今中外各类药品说明书。

陈凯歌在21世纪20年代投拍《志愿军》，以三部曲巨制全景讲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历史，结构和视点是这次创作上的大难题。不过，一旦攻克难题，也就能脱颖而出、拍出新气象。

这套三部曲跨时三年，定下“雄兵出击”“存亡之战”与“浴血和平”三个主题，是以划分战争进程的方式为故事分段，宏观叙述推进的同时，在每个段落中构建各自的戏剧性。

最终，从出兵到停战，三个命题各自拆解，展示具有转折意义的决策、战役和谈判，铺开了一幅人物繁多、情节激荡的历史长卷。

近年来大多数新主流电影避不开的创作路数，是必须借助冒险片、警匪片、甚至武侠片、爱情片等商业类型范式来写人、叙事。但《志愿军》不太一样。因其叙事时间跨度大、结构复杂，对一般商业类型的借鉴更多在桥段和元素层面，而并非模式挪用。前两部，并未刻意追求“单元”的完整闭合，几条人物线也是一人未完，又起一人，交叉并进，在关键点写转折，却并不收线。这是借了长篇小说式的结构，悠悠然埋下多个线头，等到终局再一齐收束。

因此只有看完第三部《浴血和平》，全片的叙事和主题才得以彻底完成——也就能盖棺定论地说，《志愿军》三部曲作为肩负重述历史的战争史诗片，在观念表达和创作形式上实现了中国电影的一次“进化”。

这种“进化”得以实现，正在于三部《志愿军》在剧作结构与视点选择上有了突破性的成果。

《志愿军》三部曲塑造了一组有血有肉的普通官兵群像，他们在细微处的默默奉献，才构成了整场的抗美援朝之战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即战争；祀，基本意思是祭祀、祭祖，延伸即指共同体之信仰。通俗地讲，祭祀英魂，不忘牺牲者所追求的是什么，就是信仰。

而《志愿军》三部曲并非如传统主旋律抽象地谈论信仰，而是尝试将这一大概念拆解，在不同故事线贯穿着对“选择”“代价”“牺牲”与“代价”等议题的讨论，并以戏剧逻辑将观念情节化。

比如，首长彭德怀谈论一代人作为“代价”，前线士兵谈论“是否值得”，宏观的国家大事和微观个体并置讨论，而后则并未简单粗暴地服从于前者。

正是基于这种立意拆解，宏大长卷中，布满了众多小人物的故事，整部作品将视点放在普通士兵、基层干事身上，其命运成为故事的首要线索。参谋李默尹与其儿女的三口“小家”，历史进程和亲情羁绊共同驱动他们的行为，于是观众跟随他们穿越火线，感受战争中的分离、团圆与生死两隔。

李家父女三人的悲欢离合，是贯穿三部《志愿军》的情绪锚点

这种讲故事策略，既是“保家卫国”传统议题在当代的变化，也呼应了当下国际政局的主流价值观。

过去的国产战争史诗类型，剧情每每聚焦在高层，战事成败、局势变化，戏剧压力落在战事双方运筹帷幄者的身上。到了《志愿军》这里，高层相当于卷轴背景，引导叙事节奏，而故事的情节重点及焦点，则落在普通前线将士身上，无论长途奔袭十四小时的三所里“最后一分钟营救”，还是临危受命苦熬十二个昼夜的铁原“倒计时坚守”，戏剧压力——也正是故事里的决定性时刻，落在一个个血肉之躯之上。正如李默尹有句台词：参谋，参而谋之——每个普通士兵对于这场战场，都是参而谋之。

《志愿军》三部曲故事里，其实暗含了几个抗美援朝作品的经典文本。首先是李默尹一家的故事，显然有《英雄儿女》的影子，其次是松骨峰一战，正是对经典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全新演绎，而《浴血和平》中上甘岭一战与黄继光的段落，自然可以理解是对《上甘岭》的重述。

（图注：黄继光（右）刚刚学会写自己的名字，随即就上战场而牺牲，最终他留给家人，也就是留给后世中国人民的遗物，就是他誉满天下的“名字”）

对比经典，可以发现，《志愿军》不仅是重述，更是革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讲述，重点在塑造典型英雄，赞歌式唤起受众同仇敌忾之情。而到了2020年代，《志愿军》则强调战争中人的处境，写不同个体的不同处境、不同选择，用细枝末节写透具体情感。在价值层面，则是强调“记住”。正如战损统计员的工作逻辑：牺牲需要证明，怎么证明？需要记录下每个人的番号、名字、相貌……一切可以证明“他或她”的信息。

三部曲的结尾，落在几十年后李晓寻找父亲遗骸，这是故事大立意所在，唤起的是银幕下我们对为国牺牲者的纪念和尊重。

《志愿军》里的各个角色，虽然身份都是“我方官兵”，然而每个人的选择都有复杂意味，绝非以往的符号化形象。

比如新兵杨三弟。第一部中他因不会开火箭筒保险而连累报务排战友们牺牲，第二部中做了战损统计员，最终章里鼓起勇气再上战场，这是成长故事；再如松骨峰战役离开战场的杨传玉，到第二部再煎熬不住，重上前线，是救赎故事；又如南洋华侨赵安南，这个老兵在前两部里饱经战事，是王牌司机，又是神枪手，但他在《浴血和平》里直言，为国尽忠一百趟，也该回家尽孝了——点到为止，颇具意味，这是温情故事。

坦克专家吴本正与王牌司机赵安南的人物故事线在《浴血和平》里再度交汇，又再度分叉，汇向了不同的命运

而武器专家吴本正与张家兄弟的故事贯穿了三部曲，最富人情味和戏剧性：战士张孝恒是吴本正的警卫员，为保护吴而牺牲，吴因此费尽心血要找到其弟张孝文，非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不可。吴最终找到了张孝文，再用心把他培养成了一个英雄的坦克车长，然而这里却有阴差阳错的一笔：吴本正要找的张孝文已经牺牲，他报恩的只是一个同名同姓者。

这条线收束在一场演讲上，活着的战斗英模张孝文道出真相，希望上级表彰时把自己的名字喊两遍，因为战功不只属于幸存者，也属于牺牲者。以往喜剧电影常见的“认错人”桥段灵活一变，成了令人流泪的悲剧。整段故事不仅动人，而且符合情理，又自然点题——

历史不只是集体记忆，也是个体记忆，个体生命有了意义，集体才有意义可谈。而个体记忆与意义，得基于普世人情。

黄继光英勇捐躯之前，心中所想的是母亲；林月明带病工作，念念不忘的是儿子；李晓因父兄之仇而对和谈抱有质疑。相比《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记者与吃雪裹腹的士兵谈论“祖国”及《英雄儿女》经典口号“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到了《浴血和平》，以相当笔墨关照私人情感，不能不说，是为进化。

林月明是停战谈判翻译组组长，她始终对和平抱有最大的期待，但是她也认识到，和平鸽终将染上鲜血

以往的抗美援朝电影，侧重局部表现战争实况，而《志愿军》则是贯穿了这一战的由头到尾。第三部题为“浴血和平”，顾名思义拍的是和平终战。

而“和平”的代价和意义，也都寄托在了一个个的基层官兵身上，其中最完整的，当属孙醒的故事线。

松骨峰一战，全连打到只剩七人。孙醒目睹战友惨死，患了创伤失忆症，丢了身份，但却成了敢打敢拼的“失忆战神”，啃下一块又一块硬骨头。其后因报告文学讲连队故事，记忆苏醒，带着复仇心战得更勇。而到了停战谈判阶段，他追击美军军官至非军事中立区，对方越界闯入，孙醒选择放下枪，谴责敌人的非正义侵略——这是更高阶的“醒来”，理性战胜仇恨。

就在他转身离去时，背后遭冷枪。命运急转，非常突然。

两位我方士官的无辜牺牲，阐释了为什么“和平”总是“浴血”的

另一场戏与之呼应，中立区的谈判代表住所遭夜袭，中立区军事警察姚庆祥遵守国际公约，选择不拔枪，结果迎面遭潜伏伪装的南朝鲜特工刺杀。和平将至，却因表达和平立场而死，孙与姚，两个“西线无战事”式的结局，令人叹惋，引发义愤，但却是对“和平不易”最具反思的象征。比起其他牺牲者，他俩的死亡承担了更复杂的表达，是对谈判线反复描摹的“带血和平鸽”之概念的具象表达。

停战已成定局之时，电影给出一场直白明喻，无知顽童冲入中立区，踏过持枪警戒的中立区“分界线”。虚惊一场后，林月明感叹，也许和平是个不懂边界的小孩，终将走到你面前。然而，无论电影或现实，历史或当下，懵懂孩童似的和平，显然只是理想，因为现实永远是成年人。和平只能在辩证中维系，而武力也许是追求和平“最坏但必要”的手段。

《浴血和平》尾声，平行展现了停战倒计时之时中国兵与美国兵的喜悦。活着的欣喜与回家的渴望，不分国度，没有边界。与一众猛煽对立情绪的“打仗片”相比，这表达反战的一笔，尤其值得肯定，也足以惹人深思。

当兵，不是为了打仗。过太平日子才是普世追求。《志愿军》三部曲“祭祀”的牺牲者、幸存者、有名者、无名者，为后世和平付出了代价，而后世就应当更加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