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哈密的城市记忆长卷中，有一束光，穿透了七十余年的岁月烟云。它摇曳在1956年大十字街头“人民电影院”内那简陋的银幕和一张张充满渴望的脸庞上。这道光，见证了从长条木凳到舒适沙发，从露天场到数字化影城的巨大变迁，更串联起了几代哈密人共同的情感记忆与文化生活史。这
在哈密的城市记忆长卷中，有一束光，穿透了七十余年的岁月烟云。它摇曳在1956年大十字街头“人民电影院”内那简陋的银幕和一张张充满渴望的脸庞上。这道光，见证了从长条木凳到舒适沙发，从露天场到数字化影城的巨大变迁，更串联起了几代哈密人共同的情感记忆与文化生活史。这是一部由胶片与光影书写的，关于梦想、奋斗与时代洪流的鲜活编年史。
哈密电影事业的真正起步，以50年代“人民电影院”的建成面向公众为标志。随后，“评剧院”“新光电影院”，“铁路俱乐部”“河沟电影院”等相继建成，历史的车轮驶入上世纪70年代末，哈密电影事业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今年88岁的迟广福老人于1975年进入电影行业，亲身经历了那段极度辉煌的岁月。“当时，那些被封存的老电影，《洪湖赤卫队》《阿诗玛》《上甘岭》《地道战》，一下子都解放了！老百姓那个热情啊，简直没法形容。”迟广富的描述极具画面感：“一部热门片子，能从晚上六七点开始，一场接一场地放，一直放到第二天天亮！我们叫‘连轴转’，一晚上放七场。在售票口一个人卖票，一个人收钱，就这样忙不过来，很多人都是从远处骑自行车来，数量多的，专门的场地放不下，影院门口的马路上都停满了，还得安排专人看护，怕丢了。”
当时的几家电影院根本无法满足需求，除了在电影院旁边在开设露天影院，“串片子”成了那个年代特有的风景。迟广富解释道：“几家电影院，比如人民、新光、长征、河沟，排好时间表接力放。摩托车取片员成了最忙碌的人，人民电影院刚放完第一本（胶片），摩托车就在门口等着，立马飞奔送到星光电影院，就这样一环扣一环，生怕耽误一分钟。”后来，各家厂矿企业、兵团团场也纷纷建起自己的电影院或俱乐部，露天电影场更是遍布城乡。
今年已85岁高龄的李万栋老人，是自治区成立前后参加工作的“老电影”人，自1957年调入电影系统，亲历了巴里坤等地早期流动放映的极度艰辛。“全县就一个电影队，一部片子要跑遍所有乡和牧区。最远的下捞坝离县城二百多公里，赶着马车得走几天！发电机是苏联乌克兰进口的，死沉，两个小伙子都抬不动，得三个人吭哧吭哧往车上搬。”
流动放映员的足迹，真正丈量了巴里坤的辽阔与偏远。李万栋回忆道：“凡是巴里坤有人烟的地方，我没有没去过的。牧民转场出山后，我们就追到山边去放。那时候放电影没电，全靠那台宝贝发电机，‘嗡嗡’一响，光就来了，山里山外的牧民骑着马、赶着毛驴车就围过来了，那场面，就像过节。”这份艰苦卓绝的工作，为文化匮乏年代的农牧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窗口，其意义远超娱乐本身。而让来人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去偏远牧业乡镇放电影，刚好那天有一位哈萨克族牧民的孩子出生，就用哈萨克语起名叫“电影”。
阎玉明也是一位70年代的电影人，难忘自己年少时对电影的痴迷：“69年冬天，听说几十公里外在放电影，我们几个知青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半道上一个人的车坏了，扔路边树沟里，由同伴拉着走。到了地方，人山人海，毛驴车、皮大衣，我们捡几块石头垫脚，站着一口气看完，再拖着坏车回去，来回几十公里，就为看那一场电影，心里却觉得特别值。”这份狂热，是那个精神食粮稀缺年代最真实的写照。凭着对电影的热爱和执着，阎玉明成为了一名电影放映员，他说，新光电影院最早时由于地面是平的，后排的观众只能坐在椅背上看，后来才改成了斜坡。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随着电视机的普及，曾经万人空巷的电影院迅速门庭冷落。阎玉明感慨地回忆说：“好像一下子，家里就能看戏了，录像厅也多了，电影院的票就卖不动了。”多家老电影院如人民、星光等，陆续被改造成音乐茶座、舞厅或商场，一个辉煌的时代黯然落幕。
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的浪潮为电影产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3D、IMAX、巨幕、沉浸式音效等新技术，提供了家庭观影无法比拟的视听震撼，电影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转变为高品质的“文化体验空间”。阎玉明对此感到欣慰：“现在的电影院，又大又漂亮，声光电效果全方位包围，虽然怀念当年大家挤在一起的热乎劲儿，但不得不承认，这是时代的进步。电影能以这样一种新的方式重新火起来，我们这些老电影人，打心眼里高兴。”
从人民电影院的初燃，到今日现代化多厅影城的璀璨灯火，哈密电影事业的七十年，是一条清晰可见的发展曲线：它从无到有，在艰难中起步；它一度辉煌，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图腾；它历经萧条，在冲击下转型；它最终借助科技的力量，浴火重生，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这束光，照亮的不只是银幕，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心灵史，是几代人关于梦想、青春与集体记忆的鲜活档案。它提醒着我们，无论媒介如何变迁，人们对好故事、对共同体验、对光影艺术的渴望，永不褪色。（张旭辉）
来源：星河温柔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