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声、狂风、幽魂与亡者：我最钟爱的电影

摘要：最爱的电影因时而异，更取决于近期的观影经历。但我深知有些作品始终稳居心头挚爱之列，无论何时重温都历久弥新，这些挚爱之作不容丝毫差池或任性。若非要选一部，当属约瑟夫·曼凯维奇（Joseph L. Mankiewicz）的《幽灵与穆尔夫人》（The Ghost a

The Ghost and Mrs. Muir (1947)

最爱的电影因时而异，更取决于近期的观影经历。但我深知有些作品始终稳居心头挚爱之列，无论何时重温都历久弥新，这些挚爱之作不容丝毫差池或任性。若非要选一部，当属约瑟夫·曼凯维奇（Joseph L. Mankiewicz）的《幽灵与穆尔夫人》（The Ghost and Mrs. Muir，1947）。不过我已在别处详述过这部作品，在此仅说：在我看来，它既是电影史上最悲伤的影片，也是最幸福的影片。我想，这已足够说明问题。

然而还有许多许多其他影片，其中某些在我记忆中占据特殊位置，因为作为小说家，我深感欠它们一份情。不仅因为它们影响了我，或因我在某部小说中明确或隐晦地提及过它们：它们之所以成为显性或隐性的存在，恰恰是因为某些震撼的画面或纯粹的气质始终在我脑海中盘旋，最终融入了我的内心世界或个人过往。约翰·福特（John Ford）的《双虎屠龙》（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1962）与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的《午夜钟声》（Chimes at Midnight，1965）便是如此相似的两部作品。二者关联乍看未必明显，但值得铭记的是：当威尔斯被问及最喜爱的三位导演时，他答道：“福特、福特、还是福特。” 如同所有伟大电影，两部作品都探讨了诸多命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疏离与失去带来的痛苦，以及对这种痛苦的接纳——在两部影片中，唯有死亡才能真正化解这份痛楚。我几乎钟爱福特所有作品，约翰·韦恩（John Wayne）某些凝视的瞬间已烙印在我视网膜上——无论是《蓬门今始为君开》（The Quiet Man，1952）里他凝望炉火的眼神，还是《搜索者》（The Searchers, 1956）中贯穿始终的苦涩哀伤——这些眼神使他成为影史最出色的“凝视者”。

The Life and Death of Colonel Blimp (1943)

我对让·雷诺阿（Jean Renoir）的《大河》（The River，1951）怀有特殊偏爱，也钟情于某些英国电影：鲍威尔（Michael Powell）与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的《百战将军》（The Life and Death of Colonel Blimp，1943），以及威尔斯与卡罗尔·里德（Carol Reed）合作的《第三人》（The Third Man，1949）。这三部作品——虽风格迥异——都极具抒情性，这让我意识到自己作为影迷其实颇为多愁善感。正是这份情怀让我至今仍钟爱希区柯克的《迷魂记》（Vertigo，近年却成了被轻视的对象），以及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的《福尔摩斯秘史》（The Private Life of Sherlock Holmes，虽非其巅峰之作，但忧郁基调与《桃色公寓 The Apartment》如出一辙）。另一方面，我也有幽默的一面，因此同样钟爱这两位导演分别执导的《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1959）和《红唇相吻》（Kiss Me, Stupid，1964）。

我其他几部心头好或许同样出人意料：亚历山大·麦肯德里克（Alexander Mackendrick）的《牙买加狂风》（A High Wind in Jamaica，1965）——此处选择确有文学因素，因该片改编自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二十世纪最杰出却鲜为人知的小说；卓别林的《凡尔杜先生》（Monsieur Verdoux，1947）是我看过的最滑稽又最残酷的电影之一，如今声名远播的《低俗小说》（Pulp Fiction，1994）亦然；此外还有曼凯维奇执导的两部优雅的半喜剧——《人言可畏》（People Will Talk，1951）与《乔治·阿普利之死》（The Late George Apley，1947）。但最好就此打住，否则清单将永无止境。

The Dead (1987)

事实上任何清单都如此——比如喜剧片［乔治·库克（George Cukor）的《费城故事》（The Philadelphia Story，1940）、斯坦利·唐南（Stanley Donen）的《谜中谜》（Charade，1963）］，或音乐剧［库克的《窈窕淑女》（My Fair Lady，1964）、唐南与凯利的《雨中曲》（Singing in the Rain，1952）］，或奇幻片［杰克·阿诺德（Jack Arnold）的《神奇缩小人》（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Man，1957）、唐·西格尔（Don Siegel）的《天外魔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1956）］，或西部片［山姆·佩金帕（Sam Peckinpah）的《日落黄沙》（The Wild Bunch，1969），安东尼·曼（Anthony Mann）的《埃尔·西德》（El Cid，1961）］——没错，我确实提到了《埃尔·西德》）。电影艺术能在二十世纪孕育如此众多的杰作绝非偶然。

此外还必须提及几部无可替代的挚爱之作：马克斯·奥菲尔斯（Max Ophüls）的《圆舞曲》（La Ronde，1950）——安东·沃尔布鲁克（Anton Walbrook）在片中载歌载舞的姿态无可比拟；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的《死者》（The Dead, 1987）——这部作品如同我最钟爱的《幽灵与穆尔夫人》般，堪称典范之作。它最深入地探索了生者与逝者的关系，消解了过去、未来与现在的时间维度，比任何其他作品都更清晰地展现了生者与逝者共存的宁静与激情。《幽灵与穆尔夫人》——这部作品最深刻地探索了生者与亡灵的关系，消解了过去、未来与当下，比任何作品都更清晰地揭示了那种既平静又炽热的渴望：渴望摆脱生者的身份，最终融入亡灵之列，从而不再畏惧时间的折磨。

｜原文发表于《The Threepenny Review》，2018年夏季刊，总第154期，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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