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电影工业高度发达的今天，有两种题材始终让创作者望而却步：一种是过于宏大的史诗，另一种是过于沉重的历史。而当这两者叠加——比如聚焦“731部队”的罪行，几乎所有人都会下意识地后退。不是不敢拍，而是拍不起：拍轻了，是对3000多名遇难者的亵渎；拍重了，是对当代观
在电影工业高度发达的今天，有两种题材始终让创作者望而却步：一种是过于宏大的史诗，另一种是过于沉重的历史。而当这两者叠加——比如聚焦“731部队”的罪行，几乎所有人都会下意识地后退。不是不敢拍，而是拍不起：拍轻了，是对3000多名遇难者的亵渎；拍重了，是对当代观众情感的凌迟；拍偏了，更可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漩涡。但赵林山偏偏选了这条路，带着一部名为《731》的电影，站在了历史与艺术的十字路口。
这个决定，让他从2014年开始，就成了电影圈的“孤勇者”。有人说他蹭热度，可十年间影视圈的风口换了八轮，从IP剧到耽改剧，从主旋律到悬疑片，他始终像个固执的考古学家，蹲在历史的废墟里扒拉碎片；有人劝他“绕道走”，说这种题材“费力不讨好”，票房没保障还容易引火烧身，他却回了一句：“如果连电影人都绕道，那这段历史靠谁来提醒？”
如今，《731》终于揭开面纱，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没有流量明星的加持，甚至连预告片都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克制。但正是这种克制，让无数观众在电影院里红了眼眶——当镜头扫过零下30度的雪原，实验体冻僵的手指还保持着抓挠的姿势；当“马路大”（731部队对受害者的蔑称）被推上手术台，麻醉剂都舍不得用全；当细菌弹在模拟村庄炸开，孩子们还在追逐飘落的传单……这些画面没有嘶吼，没有控诉，却像一把钝刀，缓慢地割开历史的伤口，让我们看清：有些疼痛，永远不该结痂。
一、从“不敢拍”到“必须拍”：一个导演的十年考古
赵林山不是一开始就敢碰《731》的。2012年，他拍《铜雀台》时，偶然看到一份731部队老兵的口述实录，里面提到“把活人手脚互换，观察排异反应”，这个细节让他三天没睡好觉。“我当时就想，这种事怎么能拍？拍出来观众能承受吗？”他在采访里苦笑。但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2014年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的一次参观。
那天，他站在一面遇难者姓名墙前，发现很多名字后面都跟着“不详”——年龄不详，籍贯不详，甚至连性别都是用“？”代替。讲解员告诉他，这些人大多是被日军从各地抓来的平民、战俘，他们在实验日志里只有编号，没有姓名。“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又谈何‘铭记’？”赵林山说，“拍《731》不是为了渲染仇恨，而是为了给这些‘无名者’找回名字。”
接下来的十年，他成了半个历史学家。带着团队跑遍了中国、俄罗斯、美国的档案馆，收集到2000多份一手资料：包括关东军的作战日志、细菌战实验报告、幸存者证词，甚至还有731部队成员的家书。最珍贵的是一份1949年苏联伯力审判的原始录音，里面有石井四郎的副手供认“用活人做冻伤实验”的细节。“这些资料堆起来有三米高，我们逐字逐句翻译，光笔记就写了50多本。”赵林山说，他要确保电影里的每一个实验细节、每一件医疗器械，甚至士兵的绑腿打法，都和历史完全一致。
这种较真到“偏执”的态度，让剧组吃了不少苦头。为了还原零下30度的实验场景，他们在东北雪乡搭了实景，演员们穿着单衣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四小时，有人冻得失去知觉，被抬到暖房里缓过来继续拍。有场戏需要模拟“鼠疫实验”，道具组不敢用真老鼠，就用特效做了上万只，结果赵林山看了样片直摇头：“不对，真实的鼠疫爆发时，老鼠是不怕人的，眼神是呆滞的。”最后，道具组只好找了驯鼠师，花三个月训练了200只老鼠，才拍出那种“末日感”。
“我知道有人觉得我疯了，”赵林山说，“但你想想，当年那些受害者，哪个不是在零下30度里被活活冻僵？哪个不是在细菌实验室里痛苦死去？我们现在受的这点苦，算什么？”这种“代入式”的创作，让《731》跳出了“纪录片式说教”的窠臼，它没有让演员对着镜头控诉，而是用大量“旁观者视角”——比如一个刚入伍不久的年轻军医，从最初的恐惧到麻木，再到最后良心觉醒，用他的眼睛，让观众“亲历”这场暴行。
二、历史不是“爽文”：在克制中传递真相的力量
这几年影视圈流行“爽剧思维”，连历史片都恨不得让主角开金手指，手撕反派，大快人心。但《731》偏不。赵林山在片场反复强调：“不许喊口号，不许哭天抢地，不许把日军拍得像‘脸谱化的恶魔’。”他要拍的，是“普通人如何变成恶魔”的过程。
电影里有个细节：石井四郎在开会时，会给下属发糖果，说“这是天皇陛下赏赐的”；他会给实验体“过生日”，然后第二天就把对方推上手术台。“这种‘日常化的残忍’才最可怕,”赵林山解释，“他们不是天生的坏人，很多人是医生、学者，甚至是父亲。但在军国主义洗脑下，他们把杀人当成‘科研’，把暴行当成‘效忠天皇’——这才是731部队最恐怖的地方：它证明人性的恶，可以被制度合理化。”
为避免陷入“仇恨叙事陷阱,”赵林山特意加入了三条线索：除了中国受害者，还有被强征入伍的朝鲜劳工、反对实验的日本护士。“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他说，“731部队的罪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不是所有日本人的罪。我们要区分‘加害者’和‘被裹挟者’，这才是对历史的尊重。”
这种克制，在“焚尸炉”那场戏里达到顶峰。没有火焰冲天的特效，只有浓烟在雪地里缓缓升起，镜头拉远，能看到日军士兵麻木地搬运尸体，背景音里隐约有婴儿的哭声——那是被细菌感染的孩子，连编号都没来得及有就死了。“我们拍了三天，没有一个演员说话，片场静得只能听到雪落的声音。”赵林山回忆，“收工时，道具师发现，焚尸炉旁边的雪地上，全是演员踩出来的坑——他们太用力了，因为愤怒，也因为无力。”
这种“无力感”，恰恰是《731》最想传递的。电影结尾，没有胜利欢呼，可以去做一些什么，而是幸存的主角在废墟里埋下一份实验报告，镜头慢慢拉远，变成一张泛黄的数据纸，上面写着“永远不许再发生——致未来的人类”。“我不想煽动仇恨,”赵林山坦言，“我想让观众看完后问自己三个问题：如果我是当年的医生会怎么做？如果我是现在的旁观者会怎么做？如果历史重来一遍，我们能不能阻止它？”
三、比票房更重要的：让历史住进年轻人心里
《731》上映前，很多人担心：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看《复仇者联盟》《速度与激情》，这种“苦大仇深”的电影，他们会买账吗？但赵林山有自己的底气：他在高校办过10场点映，观众里90后、00后占了八成，映后提问环节，一个00后女生站起来就哭了：
《731》导演赵林山：用胶片钉死历史罪证，这一次无人敢说遗忘
“我以前在历史课本上看到731，就觉得是一串文字，几个数字。但电影里那个小女孩，她和我妹妹一样大，却被当成‘实验材料’……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老师说‘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这段话让赵林山红了眼眶。他拍《731》，就是怕年轻人“历史疲劳症”—打开手机，信息爆炸，昨天的热搜今天就忘，731、南京大屠杀这些沉重的话题，很容易被刷过去。“电影是最好的‘记忆载体’,”他说，“文字会忘，但画面不会——当你看到那个被冻掉手指的孩子，看到那个抱着细菌弹死去却还在哼儿歌的婴儿，你这辈子都忘不了。”
为了让年轻人更容易接受，赵林山在配乐、剪辑上下了功夫。电影开头用了一段轻快的民谣，是1930年代东北流行的《月牙五更》，画面却是日军卡车开进村庄；结尾用了童声合唱《和平颂》，背景是现代哈尔滨的街景——老人在广场下棋，孩子在放风筝，和前面的暴行形成强烈对比。“我想告诉年轻人：你现在拥有一切，都是当年那些人用命换来的。”
他还特意把电影时长控制在120分钟，“不拖沓，不注水，就像一记重拳,”他说，“现在的年轻人注意力集中时间短，我要在两小时里，让他们的心脏跟着历史一起跳动。”事实证明，这种“精准打击”是有效的——点映场的完播率高达98%，很多观众看完后自发在朋友圈分享：“不敢二刷，但必须推荐。”
四、历史不会自己说话，需要有人替它开口
拍《731》这十年，赵林山瘦了20斤，白了头发，有人问他“值不值”。他说：“你去看看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每年有800万人参观，其中40%是年轻人。他们在留言本上写‘勿忘国耻’，在遇难者墙前献花——这就值了。”
历史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文物，它是流动的血脉，是活着的记忆。赵林山用《731》证明：在这个娱乐至死年代，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总有人愿意沉下心，用胶片钉死历史的罪证；总有人记得，那些无名者的眼泪和鲜血；总有人相信，电影不只是用来消遣的，它可以成为一座桥，让过去和现在对话，让记忆和未来相连。
就像电影里那句台词：“历史不会自己说话，需要有人替它开口。”赵林山开口了，《731》开口了，接下来，该我们了——走进电影院，记住那些名字，那些画面，然后告诉身边的人：731不是传说，不是数字，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罪恶；和平不是理所当然，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守护的珍宝。
这大概就是《731》最好的票房：不是多少亿，而是多年后，当我们的孩子问“731是什么”时，我们能摸着他的头说：“去看那部电影吧，它会告诉你，有些事，我们永远不能忘。”
来源：倪卫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