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战争历史题材电影《731》正式登陆全国院线，迅速引发舆论热议。不同于以往同类题材作品中常见的“中国人扮演日本人”的惯例，该片导演赵林山坚持启用近90名日籍演员出演所有日本角色，其中核心反派“石井四郎”由日本演员平田康之饰演，此举不仅挑战了国产影视工业的跨

近日，战争历史题材电影《731》正式登陆全国院线，迅速引发舆论热议。不同于以往同类题材作品中常见的“中国人扮演日本人”的惯例，该片导演赵林山坚持启用近90名日籍演员出演所有日本角色，其中核心反派“石井四郎”由日本演员平田康之饰演，此举不仅挑战了国产影视工业的跨国协作极限，更在文化表达层面掀起深层讨论：我们该如何呈现一段被刻意遗忘的历史？谁有资格讲述加害者的故事？

这一选角策略并非出于形式主义的“国际化”包装，而是导演长达十年筹备后深思熟虑的结果。赵林山坦言：“我不愿让中国人去模仿日本人。”在他看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双面性”——表面文明理性、内在极端残暴——是一种根植于特定历史语境与民族心理结构中的复杂存在。这种由教育、体制与集体无意识共同塑造的精神分裂式人格，外人难以真正揣摩。唯有由日本人自己演绎，才能还原那种披着科学外衣行灭绝之实的冷酷逻辑。

影片拍摄正值疫情高峰期，跨国人员流动几近停滞。要在如此困境下组建一支完整的日本演员团队，近乎天方夜谭。然而剧组仍成功集结了包括资深舞台剧演员、前自卫队成员在内的80余名日本籍表演者，部分甚至专程从北海道、冲绳等地赴华参演。这份执着，本质上是对历史真实性的庄严致敬。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平田康之对“石井四郎”的塑造。这位长期在中国发展的日裔演员，以极具张力的表演展现了一个矛盾体：他既是狂热的细菌战推动者，又是家庭中的慈父；他在实验室里冷静地下达解剖命令，却在女儿病床前流下眼泪。正是这种“人性化”的刻画，反而放大了其罪行的恐怖——邪恶不再只是脸谱化的狰狞，而可能藏身于西装革履、温文尔雅之中。有评论指出，这或许是华语影史上首次将日本战犯从“鬼”还原为“人”，进而揭示制度性暴力如何腐蚀个体良知的深刻尝试。

坊间传闻平田康之出演是“替父还债”，虽未获本人证实，却折射出公众对跨民族忏悔机制的期待。一个日本演员在中国银幕上亲口说出“我们犯下的罪”，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超越政治声明的文化行动。他的沉默与低调，或许正是这种沉重感的真实写照。

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演员冯文娟饰演的“日本女军官”。她实为幼年被掳至日本接受军事训练的中国女孩，身份错乱、记忆割裂，最终沦为体制暴力的执行工具。这一角色设计巧妙打破了简单的敌我二元叙事，揭示殖民侵略最阴暗的一面：它不仅屠杀肉体，更扭曲灵魂，制造出无数“自我憎恨”的受害者。冯文娟曾表示，为演好这个角色，她反复研读幸存者证言，甚至一度陷入抑郁。她的表演提醒我们：战争的创伤从不局限于战场，它绵延数代，渗透在每一个被迫戴上面具的生命里。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还原731部队对人体实验的残酷细节，赵林山曾亲赴石井四郎故乡千叶县取材。令他震惊的是，当地竟有人仍将石井视为“医学先驱”“国家英雄”。这种对历史罪责的选择性遗忘，恰恰印证了影片创作的紧迫性——当施暴者的后代仍在美化过去，受害者的后代就必须用更为真实、更具穿透力的艺术语言进行回应。

《731》的意义，早已超出一部电影的范畴。它是一次影像正义的实践，一场跨越国界的精神对话，更是对“如何记忆”的哲学追问。真正的和平，始于加害者敢于直视自己的黑暗，也始于受害者拒绝以仇恨完成复仇闭环。赵林山选择让日本人演日本人，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自信：我们不需要通过丑化对手来确立自身正义，因为真相本身，已足够震撼人心。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铭记历史，不只是记住谁死了，更要理解谁变了，以及我们如何避免成为下一个“他们”。

来源：故檐听雨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