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脚链撞在石板路上发出不紧不慢的响声，皮鞭在头顶晃动，却没人看得出脸上的惧色。我记得小时候读过一篇诗，类似这样狠劲儿的句子，让人觉得那些被关在铁窗之中、却咬紧牙关的人物，真不是钢铁铸出来的，却比钢铁还硬气。说到《红岩》，还有电影《烈火中永生》，这些人和故事其实不
脚链撞在石板路上发出不紧不慢的响声，皮鞭在头顶晃动，却没人看得出脸上的惧色。我记得小时候读过一篇诗，类似这样狠劲儿的句子，让人觉得那些被关在铁窗之中、却咬紧牙关的人物，真不是钢铁铸出来的，却比钢铁还硬气。说到《红岩》，还有电影《烈火中永生》，这些人和故事其实不是课本里干巴巴的名词，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是在暗流涌动的重庆街头拼命钻营、被一群人“追着要命”的革命者。
要聊“红岩精神”，不得不说一个和现在“爆款自媒体”有点像的东西——《挺进报》。可别以为这只是份报纸。那时候，重庆的马路上还停着国民党军车，夜里听得见哨兵巡逻，不安分的气息藏在巷子和馆子里。1948年，有人把一份《挺进报》和信，活活地塞到了国民党大官朱绍良桌上。你说这胆量，该不是图新鲜吧？朱绍良估计先当这是谁混饭吃送礼“套近乎”，一看，是反对自己的一封信。当场脸色变了，火冒三丈，电话里冲着军统头头骂了半天。这事儿不止丢面子，丢命都有可能。你换算一下，这相当于现在有人偷偷把“反对派”纸条塞进高官老板的办公桌，谁不琢磨怎么能尽快查出来？
讲真，那个年代白区地下党的每一步都是悬崖上的跳舞。即使如今做“正能量博主”也得顶着骂声，更别说那时写字就是找死。《挺进报》其实是1947年重庆这块地上的微型广播站，一堆人被逼着走散，外头的报纸一夜之间没了，陈然他们便悄悄把远处递过来的内容，编成一张张小报，偷偷传下去。
有意思的是，到了1948年，组织上决定不能只窝着给自己人看，要敢把报纸直接寄给敌人，让他们心头发凉、后背发汗。编辑有蒋一为，印刷是陈然，找钱跑腿的有刘镕铸，领头的——你没猜错，就是后来《红岩》的主笔罗广斌。
可好景不长，特务的鼻子不是吃素的，才发出没几期，线头就断在一个倒霉的小人物身上。这一绳一扣，一大串人都栽进去了，当年重庆地下党简直就是被一线一线连起来，谁“破案”，谁就能上报邀补。你能想象那种天天提心吊胆等着电话响的滋味吗？我小时候邻居家里有个人做点地下工作，家里敲一下门，连狗都不敢吭声。
说到背叛，红岩里甫志高让人恨得牙痒痒，其实现实里也藏着不少让人五味杂陈的真事。如果不是知根知底，谁想得到，那句“真正觉悟的共产主义者不能只是被动等安排，要敢于为理想牺牲”，竟是出自后来变成叛徒的人的嘴里。真讽刺，有时候话讲得再漂亮，关键一刻心头一软，全完了。
你看小说开头，特务骗过了年轻店员陈松林，把甫志高一把拽进大牢。现实世界里远比小说复杂。比如，解放前的成都也有个地下印刷小组藏在老城路边，队长叫方少华，每回夜里排版都要把名字藏进一堆老旧杂志，后来一次外头下着雨，方少华的老伙计丁永斌一时大意露了马脚，被敌人顺藤摸瓜带走。更巧的是，方少华也被抓进了军统监狱，他扛刑的时候呼天抢地，后来靠着传信的绝招，把两个新党员硬是拖进了党的队伍。这样的人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靠的是硬气和机灵。
你说叛变是最让人不想提的事，像当年湖北黄石矿区地下党，一位姓纪的老支部书记，抓进去后硬是经受了三轮酷刑，愣没开口。反倒是另一个从北平来的新同志许长德，被抓头一夜就全都招了，把矿区两个通讯组全盘托出。许长德之后不但被当了“线人”，还被分了银元做赏。你看，人的命和骨头有时候悬在一线之间。这种人，后来在矿工中再没人叫他大哥，都暗地里叫“烂骨头”。
再说重庆这边，被抓的不只是普通干部。那阵子，连市委的大人物都栽进去了。想不到的是，最初被审的，老特务没把他当回事，结果却一层一层翻出来十几条线。甚至有人一时撑不住，把自己上司、同事也带进了陷阱。审讯那天监狱里头，大家心知肚明谁会撑，谁会垮。老重庆人说，那个秋天“每下一场雨，牢里都要多缺一张床板”。
被围剿的同志人数多得惊人。你往上海、南京一看，数十人被捕，有的扣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剩下的不是“下落不明”，就是再也没回来过。被抓进去过的人有惨死，也有最后自首被枪决。曾听一位老地下党讲过，“有的人进去，出来时只剩皮影，连家人都认不出。”
事情转到陈然身上，劲头很足。你想，一个人在监狱里，敢于继续偷偷搞新闻，还能策反看守，算得上胆大心细。江西有位地下党叫杨仲和，也是进了监狱没心没肺地和看守下棋，最后居然真的拉了看守一起办起小组，把个牢房搞成“传话阵地”。对手再凶，内心有主的人往往是最后不倒的那几个。
谁说监狱只是绝望的地方？监号里许晓轩带着人办党支部，遇到打骂、饿饭，也死活不松口。有个患病的员外老李，身体虚弱，每天晚上就靠许晓轩写的那些小纸片支撑着活下去。纸条像是灯芯子，一点一点把希望点起来。后来的“挺进报”能在黑牢里传递消息，还是靠许晓轩那股轴劲。从四川出来做地下工作的人回忆，“读到一句党组织的问候，比找回家门钥匙还高兴。”
监狱里的传单，不止一次被搜出来。你问，谁写的？谁能认得出来？特务花了两个钟头，看笔迹，看纸色，到头来也是“两军对垒，一时难分”。有时候，“糊弄”也是一种本事。
说到背叛，渣滓洞也有老党员顶不住。但也有的人，到最后还是没做下对不起别人、对不起党组织的事。山东聊城有个内线孙诚，进了看守所之后，看着自己亲手交代的那几个弟兄，一个个被揍得骨折换皮。出来时孙诚望着牢门，最后拍着自己的掌子肉说，“人不能花了心。”
再到解放前夕，最惨烈的一幕拉开。1949年11月，重庆失控，敌人决定“清场”，对牢里的革命者施以灭绝。许晓轩拉着狱友，一个个当面告别；陈然在刑场前写下了掷地有声的诗句。那种临死前的坦然，我真没碰见过。有人说，宁肯死去的人也不失掉最后一句“共产党万岁”。
事后自首、叛变的那几个，走出牢房已无脸见人。转念再想，人民其实早就在心里做了“排队”。谁是英雄，谁是罪人，一目了然。烈士们的墓地一直在歌乐山上，后来那些被判死的，在祭扫日上充斥着家属的哭声和同志的掌声。
这才是后来《红岩》小说和电影里的英雄底色。比如罗广斌，刚进监狱，铁镣铐在脚，敌人也怕他“搅局”。满是旧伤的脚链，被他一摇一晃地在院子里跳出了踢踏舞。不信你查查，当年白公馆最晚组织越狱的，还是这位“舞者”。
其实，编写《红岩》的时候，作者不得不跑遍重庆各个角落，翻查档案，面谈那些曾追击地下党人的“老特务”，甚至同当年的敌对分子面对面地聊上一下午。二稿、三稿，夜里烛光下修正笔记。有人说文学是冥思苦想，但我觉得，这书里头的每笔每字，都是鲜活肉身的烙印。
电影拍摄那会，大家“死磕剧本”，前后改了三四回。江姐这个角色，是在多次采风调研后重新刻出来的。江竹筠，她不只是在银幕上带着大家绣红旗。类似的真实事例发生在贵州，一位女党员在狱中教难友唱歌、绣字，把一股子劲儿传到最后一天。连敌人都说，“这女人有股邪火，打不倒。”
许云峰的饰演者赵丹，自己的经历也并不顺遂。他曾在新疆被关，拍摄间隙，他跟人自嘲说：有时晚上会突然惊醒——梦见自己被锁在寒冷的牢房里。拍一场戏，回忆一桩往事，演员和角色有了合一的感情。
电影拍完后，总理亲自过目，认为结尾得再提上一笔。于是补拍了江姐、许云峰并肩赴刑的场景，还有那摇向晴空的镜头。国际歌响起，几个演员在草地上静静站着，像一次胜利演习，更像一场送别。枪声之后，画面突然切到解放时分。那种心头最后一跳，让人久久不能回神。
后来，《烈火中永生》走出了国门，甚至在日本上映。很多观众不懂中国历史，只看见一群人咬牙“闯鬼门关”。他们写信说，“这样的劲头，连我们的老人都佩服。”
说来说去，人到底能不能像红岩那块石头一样坚硬？我常怀疑，但每念到那句，“千里冰霜脚下踩”，想起那些曾在灰暗岁月里光着脚反抗命运的人，心里就不安分。谁又能保证，偏偏在生死一刻，自己能守住底线呢？或许历史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众生相，也照出人性的高低。以后再看到那块歌乐山的墓碑，别把它当作课本里的符号，多想一想，下面埋着的，是有笑有哭的人。
来源：安逸铅笔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