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月18日，电影《731》将全球公映，日军进行细菌实验的残暴画面冲击视野。或许有人以为，那些受难者的哀嚎、民族的苦难，只是光影里的历史符号，但对于宁波人而言，这从来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家门口”的血色记忆。
9月18日，电影《731》将全球公映，日军进行细菌实验的残暴画面冲击视野。或许有人以为，那些受难者的哀嚎、民族的苦难，只是光影里的历史符号，但对于宁波人而言，这从来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家门口”的血色记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杭州相继沦陷，宁波因地处东南沿海、衔接内陆的独特区位，成为内地物资转运的“生命线”与连接海外的关键通道，成为日军的“眼中钉”。
他们先是派军舰封锁沿海、用飞机轰炸城区，1940年7月甚至试图武装入侵镇海，却在军民抵抗下惨败而归。
侵略受阻的日军，选择使用更卑劣的手段。同年8月，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组建远征队，与南京荣字1644部队在杭州笕桥机场会合，谋划了一场针对宁波平民的细菌战。
1940年的秋天，宁波开明街，被鼠疫灾难彻底染成血色。
短短数日，普通家庭破碎，鲜活生命凋零，那些撕心裂肺的哭喊、永远停摆的生计，不仅成了亲历者的噩梦，更在民族骨血里刻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痛……
破碎
1940年10月27日，天刚蒙蒙亮，开明街66号的滋泉豆浆店和往常一样，传来生磨豆浆的吱呀声。
滋泉豆浆店的老板赖福（富）生来自象山，和妻子赖朱氏齐心协力操持着这家小店。热气腾腾的豆浆是街坊邻里最熟悉的早餐味道。
赖福（富）生是家中的长子。这家豆浆店不仅是他和妻子的生计，更是全家奔向好生活的希望：弟弟赖阿德在店里帮忙，另一个弟弟赖明文在宁波的学堂念书。一家人各司其职，日子忙碌、辛苦却满是盼头。
然而，命运的轨迹在10月27日这一天，被无情扭转。
早晨7、8点，如恶魔咆哮般骤然响起的空袭警报，让刚开始一天忙碌的人们瞬间慌作一团。一架日机在市区上空盘旋，之后缓缓俯冲，站在地面的人用肉眼就能清晰见到机身上的太阳旗。
令人意外的是，飞机并未投下致命的炸弹，而是抛下大量传单。传单上画有日、德、意国旗和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图画，还虚假宣扬“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来接济你们”。
当时，开明街上的人们还不知一场灭顶之灾正在逼近。见日机没有投弹，赖福（富）生和街坊们稍稍松了口气，他捡起一张传单看了两眼，随手丢在一旁，继续招呼客人。
午后2点左右，日机再度来袭。这次飞机投下的不是传单，而是一团团淡黄色烟雾杂物，在空中散开后，落在屋顶和街道上。
在市中心东大路开明街拐角一带，住户很快发现屋瓦上、天井里有麦子和粟米之类的谷物散落，此外还有些以前没见过的红色跳蚤。有人以为那些粮食是日军“施舍”的，甚至弯腰捡起查看。
10月29日，一场雨将屋顶上的麦子、粟米和跳蚤冲刷下来，漂浮在居民露天摆放的水缸里。这些水缸是当时人们赖以生存的饮用水源。不久后，水缸的石缝里长出了嫩绿的麦苗。这一抹生机盎然的绿色，成为“死神”降临的预兆。
据《宁波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显示，最早被鼠疫夺走生命的是开明街16号印刷店的王正行。紧接着，灾难便降临到滋泉豆浆店。
10月30日，赖福（富）生和妻子赖朱氏突然发病，高烧不退、浑身抽搐，短短两天后的11月1日，在痛苦中相继离世。
赖福（富）生年仅6岁的儿子也未能逃脱厄运，于11月1日出现病症。11月7日，这个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世界的孩子，在位于开明街同顺提庄的甲部隔离医院停止了呼吸。
赖福（富）生死后，赖明文先一步返回位于象山县西陲乡（现西周）的老家，赖阿德则肩负起护送哥哥嫂子尸体返乡的重担，先是搭船沿奉化江一路到奉化西坞，再经奉化裘村辗转坐船回到象山西陲乡。
“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深深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即便在如此悲惨的境遇下，也未曾改变。
“刚开始家里人只知道大伯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但不知道是怎么毒死的。” 9月15日，记者在象山县西周镇官山村，见到72岁的赖裕良，他说他的爸爸是赖明文，“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大伯的突然死亡，给全家人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奶奶，当时直接哭晕过去。”
负责护送尸体的赖阿德也于11月3日发病，病情迅速恶化，最终也没能熬过去。
至于赖明文，尽管部分资料将他的名字列入了鼠疫罹难者名单，但据赖裕良及官山村相关人士回忆，他在返回象山后就没有回过宁波，而是在家务农，新中国成立后在上山砍柴时发生意外去世。
滋泉豆浆店的烟囱再也没升起过炊烟，磨豆浆的吱呀声也永远消失在开明街的清晨。可在1940年秋天的开明街，又有多少个“赖家”在这场鼠疫灾难中崩塌，多少个原本充满希望的家庭，一夜之间家破人亡。
1940年10月27日，日机飞临宁波上空，并在开明街空投许多麦粒、寄生有跳蚤的棉絮等杂物。因为一场雨，这些麦粒、杂物被冲刷下来，落在居民用来装饮用水的水缸里。图片来源“铭记历史 砥砺前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档案展”
8月1日开展的“铭记历史 砥砺前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档案展”也有关于开明街鼠疫的展陈。
铭记
赖家的故事，只是开明街鼠疫灾难的一个缩影。在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背后，是百余条生命的消逝，是一段永远无法被忘却的伤痛历史。
宁波市档案馆馆藏的《时事公报》，无疑是这段历史最具说服力的见证者。每一篇泛黄的报道，都以文字为笔、以史实为墨，将当年那场浸透血泪的浩劫，清晰地铺展在后人眼前。
1940年10月28日，也就是日军实施投毒的次日，《时事公报》刊登了一则题为《昨晨敌机一架 飞甬投荒谬传单》的报道。那天，滋泉豆浆店还在营业，赖福（富）生正忙着给客人盛豆浆。
如今回望这段历史才知道，日军抛下的不仅是传单，更是裹挟着死亡威胁的“死神帖”。只是，彼时的民众尚未察觉灾难的临近，只当是日军惯常的挑衅伎俩，未曾设防。
随着时间推移，灾难的阴影日渐浓重。
1940年11月4日，《时事公报》在头版头条以触目惊心的《钜祸！全体市民一起来扑灭鼠疫》为题，正式向公众宣告危机的到来——开明街东后街一带确诊鼠疫，这是“最可怕的传染病，已罹病的廿余人，将在三日内死去”。
此时，赖家已有3人离世。个体的悲剧，正逐渐演变为整个街区的灾难。
事实上，鼠疫的肆虐速度与残酷程度，远超报道所描述的。自10月27日日军投毒起，10月29日就有人出现感染症状，10月31日首例死亡病例出现.截至11月3日，开明街东后街一带已有29人丧生，11月4日当天，又有7人被夺走生命。
生命在鼠疫面前脆弱如草芥，死亡的阴影以令人窒息的速度笼罩整个街区，每天都有尸体从家中抬出，哭声在开明街的上空不绝于耳。
鼠疫带来的惨状，在鼠疫幸存者钱贵法当年的回忆中更显触目惊心，那些痛苦挣扎的患者“面相有的像公鸡，有的眼睛突出，有的讲胡话，还有的病人因口燥而去吃沟水，这情景痛苦万状，惨不忍睹。还有的母亲刚死去，孩子也死了。对于死人，因为棺材供不应求，有时只好把两具死尸合殓。”
在《钜祸！全体市民一起来扑灭鼠疫》报道发布的同日，《时事公报》还发表《东后街之传染病，断系鼠疫》一文，详细报道政府为遏制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在开明街民光剧院设立扑灭鼠疫临时办事处，于南门外大禹王庙搭建临时隔离医院，同时电令各乡严阵以待、加强防范，一旦发现疑似病例立即上报。
次日，《时事公报》还发布号外，系统提出隔离、消毒、捕鼠、杀蚤等防疫方法，并呼吁“每位市民，为人为己，都应切实做到”。一时间，整个宁波城陷入紧张的氛围，每一位市民都在为守护家园而努力。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抗争，疫情终于迎来转机。1940年12月1日，《时事公报》传来消息：鄞鼠疫区昨晚全部焚毁。“壮士断腕”般的举措，以最果断的方式切断此次疫情传播链。
然而，还有更多沉重的历史真相，未被完全写进当时的报道里。
直到1949年12月伯力军事法庭审判时，日军发动细菌战的罪行才得以公之于众。
731部队特别班班员石桥直方当庭供认：“我参加过宁波的鼠疫作战……把731部队、1644部队培植的鼠疫跳蚤连同高粱、麦粒一起撒到宁波城。” 这一供词，彻底揭开开明街鼠疫的真相——这场灾难并非天灾，而是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实施的人祸。
日军的目的昭然若揭：一是检验鼠疫作为细菌武器的作战成效，二是借疫情威慑宁波军民，瓦解民众的抵抗意志。更令人愤慨的是，这场给宁波民众带来深重灾难的鼠疫，竟被日军当作细菌战的“成功范例”在内部大肆宣扬，其冷血与残暴，已然突破了人性的底线。
以上均为《时事公报》关于开明街鼠疫的相关报道。宁波市档案馆馆藏
幸存
幸存，对于开明街鼠疫疫区的幸存者而言，从来不是轻松的字眼，它承载的不是幸运，而是更长更久的思念与责任。疫区幸存者胡鼎阳，就是其中之一。时至今日，他仍在孜孜不倦地搜集开明街鼠疫的相关资料和证据，那些泛黄的照片、残缺的档案，在他眼中都是告慰逝者的重要信物。
胡鼎阳手头珍藏着几张特殊的照片。其中一张刊印在公开发行的《宁波鼠疫纪实》一书中，标题为“鄞县防疫处乙部隔离医院女病房摄影”。
十几年前，胡鼎阳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时，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一脸茫然对着镜头的男孩子就是4岁的自己，照片中坐在他身旁的是母亲胡施月娣。
胡鼎阳的爷爷胡世桂，原本在开明街70号开胡元兴骨牌店。骨牌店的隔壁是68号复兴馆，“那是一家卖牛肉面的店”，再隔壁就是66号滋泉豆浆店和64号的王顺兴大饼店。或许，当年胡鼎阳还曾和赖福（富）生的儿子一起玩耍。
胡世桂是家中最先出现头痛、恶寒、高热、昏睡等症状的人。11月1日，刚好碰到来开明街检查的鄞县中心医院的医生，胡世桂被带去医院治疗，“可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胡鼎阳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据相关资料，胡世桂于11月6日在医院去世。
在胡世桂被送进医院后，他的妻子胡陈氏当机立断，带着全家六口人——孙子胡鼎阳、胡鼎阳的母亲胡施月娣、女儿胡菊仙、儿子胡贤忠、胡贤庆，连夜回到位于鄞县义和乡“陈埠头”（今陈婆渡）老家。
“因为当时事发突然，大家还以为是那种季节性的时疫病，最先想到的就是逃离这个地方。”胡鼎阳回忆。
灾难并没有因为他们的逃离而停止。返乡时，胡菊仙已患病。
11月2日到家后，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高烧不退，全身通红，胡陈氏一遍遍用凉水替她擦拭降温，收效甚微，当天就不幸离世。一家人甚至都来不及悲痛，11月3日，年仅7岁的胡贤庆也出现同样的症状，很快便没了呼吸。
“小叔叔的名字，我也是后来长大翻家谱才知道。原来只知道大叔叔叫大毛，小叔叔叫小毛。”胡鼎阳说，那个年代的人总觉得取贱名好养活，可这再朴实不过的心愿，最终未能如愿。
就在胡鼎阳一家回老家的那天，当时的鄞县政府已决定封锁开明街疫区。11月3日，县政府更是电告各乡镇，告知开明街一带发生鼠疫，要求各地凡是发现有发热、抽搐等症状者，立即电告县府。
11月6日，县防疫处成立搜查队，负责查找从疫区外逃的居民和病人，一场全城范围的排查就此展开。
“11月8日，搜查队找到我们家。当时只有我和妈妈在家，奶奶和大叔叔（胡贤忠）出门给姑姑迁坟去了。”胡鼎阳记得很清楚，搜查队的人仔细询问了他们的身体状况，由于他和母亲没有出现病症，之后被带进了设在开明街斜对面永耀电力公司营业部的乙部隔离医院。
胡陈氏在迁坟回家后，遇到了再次上门的搜查队，也被带回宁波。“不过，那时奶奶已经出现病症，最终于11月11日死在甲部隔离医院。”胡鼎阳的声音低沉下来。短短几天，爷爷、姑姑、叔叔、奶奶相继离世，曾经热热闹闹的三代同堂，瞬间变得支离破碎。
胡贤忠一开始因为被邻居偷偷拉进牛棚，躲过搜查队的第一次排查，之后几经辗转，被送到姜山的亲戚家避风险。可最终，搜查队还是找到了他，将他带回宁波，送到乙部隔离医院。
乙部隔离医院从11月18日开始，陆续向没有感染症状的留验人员发证出院，这一过程持续到11月26日结束。
“我外婆家原来也是开骨牌店的，就在如今天一广场北门的位置。从乙部隔离医院出来后，我和妈妈，还有大叔叔，才知道彼此都还活着。”胡鼎阳说，那一刻大家没有劫后余生的喜悦，只有对逝去亲人的无尽思念，原本一个完整的大家庭，最终只剩下孤儿寡母和大叔叔三人。
1940年11月底拍摄的一张照片上，胡鼎阳和母亲、大叔叔的神情都有些落寞。最引人瞩目的，是他们脚上穿着的白鞋。在当时，穿白鞋是为逝去的亲人守孝。那一双双白鞋，无声地诉说着这个家庭的伤痛。
鼠疫过后，宁波很快沦陷，胡鼎阳和母亲、大叔叔没有在宁波生活很长时间。他们向外婆借了点钱，坐船到了上海，投奔在那里的姨母，之后又辗转坐火车到了北京，投奔在京城印刷局工作的父亲。
1941年初夏，这户死里逃生的人家，在北京拍了一张合影。照片虽已年久褪色、残缺，但能清晰看到母亲的脸上有了一丝难得的浅浅笑意。可胡鼎阳知道，母亲的笑容背后，藏着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那些逝去的亲人，始终是全家人心中最柔软的牵挂。
这些年来，常有人问胡鼎阳：“事发时你不过是几岁的孩子，怎么会对那段历史了解得这么清楚？”每当这时，胡鼎阳都会拿出自己搜集的资料。正是因为孜孜不倦地挖掘、梳理，才得以不断纠正原有史料中存在的失误，“包括小叔叔的名字、姑姑的年纪……”
更重要的是，眼睁睁看着至亲在自己跟前死去的悲惨画面，早已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并不会因为年幼不懂事和时间的流逝而淡去。“我多记一点，多纠正一个错误，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1940年的开明街发生过什么，那些逝去的亲人，不该被忘记。”
相比开明街鼠疫这样的“大”事，胡家一户人家的家史或许是“小”事。可正是因为一件件“小”事不断被还原、被纠正，才得以一次次逼近历史的真相，让那段浸透血泪的记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每一段苦难都不该被遗忘，每一份牺牲都值得永远铭记。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