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全景单元中，一部来自拉美地区的电影《无声挚爱（Sorda）》斩获观众奖。影片由聋人演员米丽亚姆主演，姐姐担任导演，讲述了一位聋人女性安吉拉在生育抚养听力正常女儿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心理挣扎。这部作品没有以往残障题材电影中常见的“温情治愈

2025年，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全景单元中，一部来自拉美地区的电影《无声挚爱（Sorda）》斩获观众奖。影片由聋人演员米丽亚姆主演，姐姐担任导演，讲述了一位聋人女性安吉拉在生育抚养听力正常女儿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心理挣扎。这部作品没有以往残障题材电影中常见的“温情治愈”作为主轴，呈现了一种深层的压抑与孤独，产生了很大影响。

电影的上映与话题热度，引起了一系列思考——听障群体在真实社会生活中，究竟面临哪些看不见的困境？

安吉拉生活在郊区，与丈夫一起过着安静、稳定的生活。在怀孕前，他们的生活几乎可以称为“自洽”。电影用自然和谐的镜头语言营造出一种被主流社会忽略的“独立世界”。

安吉拉生产当天，丈夫被支出产房，她试图用手语与护士沟通，现场没有任何人回应。这并非剧情虚构，是真实医疗体系中“信息沟通缺口”的一种缩影。许多聋人产妇，无法用语言表达病痛与需求，是极大的风险。

孩子出生后，家庭的反应成为影片的关键转折。医生宣布婴儿听力正常，全家人露出喜悦，连一向沉稳的丈夫也难掩兴奋。几天前他说“孩子听不听得见都无所谓”，这一刻的神情却将这句话彻底推翻。

孩子听得见，她会说话、不学手语，安吉拉不会说话、不懂语言发音规则。这种能力差异在亲子关系中造成了沟通隔阂。

为弥补差距，安吉拉佩戴助听器，试图适应语言环境。这并不能缓解她的孤独。她给孩子戴上耳罩，希望引导女儿注视她的嘴型与手势，以此建立母女之间的“手语通道”。丈夫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不顾孩子感受的交流方式”。

安吉拉多次表达不满，质疑丈夫为何总是替她表达意见：“我是她的妈妈，也有权和她沟通。”

影片中的台词并不多，视觉语言极具冲击力。阳光下，她独自一人坐在葡萄架下，周围是其乐融融的家人，她却始终无法融入。

影片之所以影响很大，是因为安吉拉没有被塑造成一个“坚强”“无私”“伟大”的母亲形象。她敏感、自我、焦虑、情绪波动大，和大众对“好母亲”的期待完全不同。

有观众在社交平台留言：“你既然爱孩子，为什么不能包容她的不同？”

这反映了大众对残障群体的偏见。

过去几年，国内外残障题材电影的主题多为励志式叙事，现实生活中的残障者，并非时时刻刻具备“向阳而生”的力量。他们同样有软弱、失望和想逃避的瞬间。

安吉拉所在家庭的其他成员都是听力正常者，她无法与他们在同一频道交流。女儿的语言教育交由丈夫主导，父母也频频教导孙女发音。家庭的沟通模式向“听觉中心”倾斜，安吉拉被排除在语言互动之外。

这种孤立感是在日常琐碎中不断被积累的。

语言是一种认同机制，是一种权力象征。在这样的环境下，安吉拉在情感上与孩子的距离越来越远，她试图努力追赶，始终追不上。

安吉拉的母亲（外婆）将安吉拉小时候的玩具转送给孙女，这一幕意义深远。

安吉拉小时候就是听力障碍者，被母亲抚养长大。那个玩具，曾是母女之间沟通情感的媒介，如今代代相传，形成了一个跨越身份、年龄和障碍的“沟通循环”。

《不说话的爱》揭示了一个现实：在残障与母职身份的交叉点，许多聋人母亲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拉锯”。

她们和所有母亲一样，都在努力接近那个新生的生命。

影片结尾，安吉拉带着女儿去溪水边玩耍，介绍她最喜欢的小狗，不再强求女儿学手语，使用耳罩。这种变化，是理解。

爱，是承认差异之后的共同成长，在不一样中找到相通。

这是生活里无数真实的家庭正在面对的难题。

来源：内科医生小红姐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