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苏卫视推出的四集纪录片《抗日战争启示录》以宏阔的视野、深沉的笔触和丰富的史料，重构了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的壮阔图景。该片不仅是对一段民族苦难与辉煌的历史回顾，更是一次对抗战精神当代价值的深刻叩问。其在主题立意、叙事结构与艺术表达等方面均体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准与审

江苏卫视推出的四集纪录片《抗日战争启示录》以宏阔的视野、深沉的笔触和丰富的史料，重构了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的壮阔图景。该片不仅是对一段民族苦难与辉煌的历史回顾，更是一次对抗战精神当代价值的深刻叩问。其在主题立意、叙事结构与艺术表达等方面均体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准与审美追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启示价值。该片既延续了江苏广电在抗战题材上的创作传统，又通过结构性叙事策略与创新性表达，为历史纪录片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范本。

一、主题立意：从“历史还原”到“精神建构”，多维理论视角下的价值锚定

该片以“启示录”为名，凸显其超越历史叙述的立意高度——不仅记录战争，更重在提炼精神、启迪当代。全片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是中流砥柱”“人民群众是力量源泉”“国际统一战线是胜利保障”三大核心命题，系统阐释了抗战胜利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必然性。

从史学维度看，通过讲述杨靖宇、赵一曼等抗联英雄在白山黑水坚持斗争的史实，凸显“十四年抗战”正确的唯物史观，凸显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客观全面反映了历史事实。第一集《血筑长城》中，东北抗日义勇军戴万龄家族的叙事堪称典范：戴万龄变卖全部家产购置武器，率领族人加入吉林国民救国军，家族50余人先后为抗战牺牲，其曾孙戴世忠“都投降了，那还有中国吗”的口述，既补充了官方档案中“义勇军抗战”的微观细节，又印证了“民族危亡时刻个体选择与历史进程深度绑定”的史学命题。这种“家族史”与“民族史”的嵌套，契合了新史学“从下往上看历史”的研究范式。

社会学视角下，该片通过多场景叙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三集《众志成城》聚焦滇缅公路修建：20万民工在横断山脉的悬崖深渊间，以“每公里牺牲3人”的代价，仅用9个月建成1146公里的“抗战生命线”。根据社会学“集体行动理论”，当个体意识到自身行动与民族存续直接相关时，便会形成超越地域、阶层的集体认同，滇缅公路的修建正是这种认同的实践成果。此外，平山县25万人口中7万人参军参战、刘老庄82名新四军战士为掩护群众全部殉国等细节，进一步印证了“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的关键事件”这一社会学论断。

从国际政治学维度，第四集《并肩战斗》精准诠释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定位。片中引用罗斯福“假如中国打坍了，日本可立即打下澳洲、印度”的论断，结合苏联援华物资（1937-1941年提供飞机904架、子弹1.84亿发）、驼峰航线运输80万吨战略物资（牺牲1500余名飞行员）等数据，通过“物资流动—人员协作—战略牵制”的三重论证，揭示了中国抗战对全球反法西斯战局的支撑作用。这种叙事既符合“全球史”研究中“相互依存”的理论框架，也纠正了部分西方叙事中“中国战场边缘化”的认知偏差。

从现实意义看，该片通过“伟大抗战精神”的影像诠释，为当代民族精神传承提供了载体。片中呈现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在当下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夏春涛教授所言，“抗日战争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纪录片通过跨学科的叙事策略，让这种“自信心”转化为当代观众可感知、可传承的精神力量。

二、叙事亮点：微观叙事与宏观历史的对话，“集体记忆建构”的影像样本

该片摒弃了传统历史纪录片“编年体”的线性叙事，采用“微观切口—中观联结—宏观升华”的叙事结构，通过传播学、口述史学、记忆研究等理论的实践，实现了历史叙事的“可感化”与“深度化”。

首先“个人化叙事”增强传播效度，契合传播学“低语境”理论。如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特务连司号员同景飞（99岁）回忆南泥湾大生产时，“用树梢做大棚、拿刺刀挖地”的细节，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宏观政策转化为“睡大棚、开荒田”的个体体验。纪录片大量运用“个体生命史”作为叙事锚点，通过“低语境”的个人故事降低历史认知门槛。第二集《中流砥柱》中，美国记者斯诺的内侄埃里克·福斯特“追寻姑父足迹”的纪实段落极具代表性：他手持斯诺当年拍摄的陕北苏区照片，行走在2025年的西安街头，镜头在1936年斯诺与毛泽东访谈的史料影像和当下场景间切换，形成“时空对话”。这种叙事既符合传播学大师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在低语境文化中，具体的个人经验更易引发跨群体共鸣，又通过“亲属视角”消解了历史人物的“符号化”倾向，让斯诺的“红色探寻”从“历史事件”变为“可感知的个人选择”。

其次“口述史+实物证”互证，践行口述史学的学术规范。第三集《众志成城》中，南侨机工研究会名誉会长汤晓梅挖掘的“白雪娇家书”：“家是我所恋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的文字，与南洋华侨机工“3200人出征、1000人牺牲”的统计数据、滇缅公路上的汽车残骸相互佐证，既避免了口述史“个体记忆偏差”的局限，又让“华侨抗战”的历史从抽象概念变为具象的生命故事。新四军烈士李云鹏之妹李爱云展示哥哥“待时局平清一些，儿定回乡”的家书，让“慷慨赴死”的英雄形象兼具“兄长”的温情，这种“情感化叙事”显著提升了历史传播的效度——根据传播心理学研究，当受众在历史文本中找到“情感共鸣点”时，对历史认知的深度和记忆留存率会提升40%以上。

再其次从叙事策略角度，该片为“集体记忆建构”提供了影像样本。无论是摄影师李君放为平山老兵建立的“影像档案”，还是刘老庄连“82名新战士继承烈士遗志”的传统，纪录片通过“个体记忆—群体传承—民族记忆”的路径，将分散的个人经历整合为“中华民族抗战记忆”，这与“集体记忆需通过叙事不断重构”的理论高度契合。

三、艺术创新：视觉修辞与符号运用，构建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

该片通过历史学者的参与保障内容的学术严谨性。纪录片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影像语言，使抗战精神在当代获得新的传播形态。

一是纪录片精心选取具有“历史在场性”的实物，让“物”成为历史叙事的重要参与者。第二集《中流砥柱》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陈列的中、英、日多语种《论持久战》版本，不仅是“思想传播”的物证，更通过“多语种”这一细节，暗示其“超越国界的战略影响力”——片中特别提到日本《改造》杂志1938年10月刊登日文版，《读卖新闻》虽淡化其对日军的不利预测，却承认“抗日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这一实物与文献的对照，让《论持久战》的“思想穿透力”得到具象化呈现。

二是纪录片通过饱满的构图，用光影艺术和舒缓的蒙太奇节奏，让镜头语言产生震撼力。第一集《血筑长城》中，百团大战纪念碑“刺刀直指苍穹”的特写与蜿蜒的战壕全景交替出现，“刺刀”象征“抗争精神”，“战壕”代表“集体坚守”，二者形成“个体勇气—集体力量”的视觉隐喻；第三集《众志成城》中，滇缅公路“大流沙”场景的拍摄极具深意：流动的沙粒与“筑路民工牺牲”的旁白同步，镜头缓缓推向山崖上的“前进”刻痕，形成“自然艰险—人类抗争—精神永存”的视觉逻辑，这种框架设计让观众在直观感受中理解“滇缅公路是用生命铺就”的历史事实。

三是“时空对比”的视觉修辞贯穿全片：2025年北京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与1938年延安窑洞的影像叠化，2025年埃里克·福斯特在西安的行走与1936年斯诺进入陕北的史料镜头交叉，这种“当下—过去”的视觉对话，既增强了历史的纵深感，又让观众产生“历史与现实相连”的认知——根据传播学“框架理论”，通过视觉元素的组合，纪录片为观众构建了“抗战精神穿越时空”的认知框架，强化了历史记忆的当代传承。

《抗日战争启示录》是一部兼具历史深度、艺术高度与时代温度的纪录片力作。它不仅是对抗战胜利80周年的庄严致敬，更是对民族精神的一次深刻梳理与传承。其跨学科的学术视野和“有血有肉”的细节呈现，不仅让14年抗战史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更为历史纪录片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承民族精神”提供了可借鉴的创作范式。（王永利）

来源：笔人王永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