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金时代》是一部近3小时的文艺大片，对于今天大多数观众，哪怕是很爱看电影的影迷来说，影片中的人物大多也很陌生，影片中的情节大多也没什么戏剧性，影片中的感觉大多也流于平淡……这是否要归于电影存在什么问题？最后一想，今天大多数的人恐怕已经没什么文学情结，大多数人
《黄金时代》与萧红之殇：一场注定落寞的文艺致敬
导演：许鞍华
编剧：李樯
演员：汤唯、冯绍峰、王志文、朱亚文、王千源、袁泉
郝蕾、丁嘉丽、祖峰、田原、沙溢、张嘉译、黄轩、王凯
类型：文艺、传记
片长：175分钟
剧照
《黄金时代》是一部近3小时的文艺大片，对于今天大多数观众，哪怕是很爱看电影的影迷来说，影片中的人物大多也很陌生，影片中的情节大多也没什么戏剧性，影片中的感觉大多也流于平淡……这是否要归于电影存在什么问题？最后一想，今天大多数的人恐怕已经没什么文学情结，大多数人也不愿意追求文化思想，甚至大多数人心中的“黄金时代”和电影所指完全“南辕北辙”。
不过，《黄金时代》对中国电影来说，真的算是一部有味道的电影。个人感觉，甚至比多年前关锦鹏导演的《阮玲玉》要好，尽管从演员阵容和表演效果来说多半不如《阮玲玉》，但是许鞍华呈现的功力和心态，绝对要比关锦鹏拍摄《阮玲玉》时要强得多。
其次，厚重题材的文艺片真的需要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黄金时代》号称砸了六七千万确实整体很有质感，画面和场景的冲击力很强，如果为了追求所谓省时省力，砍掉一半资金，相信绝没有这样具备些许“浮世绘”的魅力。
剧照
影片最大特征显然就是被一再提及的戏剧艺术的“间离效果”。很多观众和评论都指出对情节的打断，显得不自然。个人感觉，其实大部分时候这些人物所说的内容都和影片想表达的意思是契合的，这一点恰恰比当年《阮玲玉》中一众演员时不时打断电影，上演花絮一般对阮玲玉和那个时代的点评指摘，实在要胜过一筹。
《黄金时代》片中演绎的真实历史人物留下的记录和印象，可能是带有某些倾向性，但对还原萧红的一生，还是体现出一种“时代证据”的现实意义。
此外，萧红文学的最大特征就是“散文化”。片中萧红也谈到自己的小说和大家习惯读到的不太一样，但她坚持认为小说没有绝对的规范。
不错，小说原本在西方文学体裁中其实同样归于“散文化写作”。萧红没受过多少教育，文化水平原本确实不高，更别说文学理论修养。她能够踏上文学之路基本是受萧军的影响（影片基本忽略了这一点），她的写作特色就在于片中胡风提到的“真实感受”和“天才”，甚至“天才”的成分更重。
所以，这部影片与之暗中呼应，还原萧红生平的特征同样在于 “散文化”，甚至“夹叙夹议”，这种具有“文学化”表达的味道显得别具一格。许鞍华导演采取这样特殊的方式和李樯可以写出这样风格的剧本是相当有“艺术感觉”的，对于呈现萧红人物和文学的“特质”是做到很精准的把握，非常值得钦佩。
所以，片中流露或表现那些萧红自己的文字，包括萧军、端木蕻良、聂绀弩、丁玲、胡风、罗烽等等，乃至于鲁迅，所有人的文字和口述，都是还原萧红以及那个时代的浮光掠影。
片中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丁玲、聂绀弩
只不过萧红的生平是一根主线和焦点，带出一幅“优雅”的画卷，尽管这些内容未必百分百的可信与真实，但不得不说，影片表现得很有味道。笔者之所以提出一个“优雅”，因为不论这些人的经历如何沉重，如何颠沛流离，在他们笔端和口中说来其实都经过“修饰”的，这也是他们身上的文人气质所决定的。
对于《黄金时代》，今天的人们如果想要认识萧红，真正把其全部作品能够认真读完实在“凤毛麟角”。如果想要通过一部电影认识“真实”的萧红，肯定会大为失望。客观来说，真正的萧红实在远没有身为“明星演员”汤唯好看，萧军也远没有冯绍峰帅气，甚至身高都达不到。
而影片中的萧红，在导演镜头下带着极大的耐心和尊重来对待。感觉主要还是想要表现一个极有文学才华的不幸女人的一生，尽量平心静气地刻画她的性格和抉择。
“真实”，确实很难做到。正如片中谈到，萧红绝大多数朋友主要还是萧军的朋友，过后的追忆即使出于真情实感，也很难保证没有主观倾向。
影片的重点仿佛聚焦在萧红一生中的“爱与死”，她和萧军、端木的交往占据至少三分之二的篇幅。影片并没有表现太多她和文学的关系，反而通过文学内容来烘托她和这些人的关系。
可以看到，即使有这样两个男人在身边，萧红也难得有什么快乐和幸福（萧红在约十年的时间里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足可以看出文学在她生命中的位置）。
不过，她时不时会自己努力获取或制造快乐和幸福的幻想，而这一点，其实就是片名“黄金时代”的由来。所谓“黄金时代”正是她孤独和郁闷的内心世界，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出自于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的经典论述，也正是由鲁迅翻译和介绍到中国，“向人生的道路进行的时候，我们就或呻，或叫，或怨嗟，或号泣。而同时也常有自己陶醉在奏凯的欢乐和赞美里的事，这发出来的声音，就是文艺。”这一段诠释，不就是萧红“黄金时代”很形象的注解吗？
片中萧红在写作
萧红热爱文学固然是事实，由于生活中的苦闷而不得不依靠文学来抒发和宣泄情感也是事实，正是这样的情绪交织造就了萧红的文学。她的文学来源于自己的生活居多（当然萧红并非只关注自己，她同样描写不少当时的社会大众），其实萧红的成长是“惊人”的，正如她后期《马伯乐》这样的大作，几乎已经向叶圣陶的《倪焕之》、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这样较为深刻揭示人性的作品看齐。
或许萧红在艺术思想性方面可能有些不足，这一点影片中也有谈论到，但她的总体成就确实是在萧军、丁玲、端木等人之上。不过很可惜，通过萧红的人生如何转化为萧红的文学，在这部漫长的影片中，仅仅是作为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演的几段还真都是茶余饭后），很让人遗憾，这样的萧红其实并不“完整”。
萧红这个“人”是一个小女人，她的岁月与生活一直很飘泊，不仅是文学青年，实在也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非常典型的写照。如果注意她来自东北这片遭受苦难的土地，《生死场》的意义，在鲁迅这样具有深刻思想和悲天悯人情怀的前辈眼中，才会倍加关爱和推举。
片中的鲁迅
萧红在鲁迅而言绝非单纯的同情和关照。对这部影片来说，如果不是特别了解萧红或者鲁迅，很难明白其中的关系和意义。正如鲁迅对当时社会的所指，今天看来依然发人深省。影片关于鲁迅这一段的表达很贴切，也很温馨。通过萧红回忆鲁迅的几段文字，也可以看出萧红在成长中表现丰富细腻的观察力和情感流露。还可以看出她的自我和孤独感一直紧密相联。对于文学家这一群体来说，古往今来最优秀的人往往如此，鲁迅、萧红都不外如是。
影片前面浓墨重彩的刻画她和萧军的真挚感情，最后为何分手却含糊不清。显然，当事人和旁观者的“记录”都难以还原真相。
萧红与萧军的结合似乎是青年时期的“志同道合”，后面是所谓性格“不合”而分手，这样解释似乎很大众化，对这两个有深厚文学爱好的人实在就颇为“矛盾”。客观上，确实两人的性格差异很大，但绝非表面揭示的那么简单。
再者，萧红与端木蕻良的结合又十分突然，影片还特别演绎了婚礼上萧红的一番表白，似乎是给了一个说法。跟着武汉大逃亡，萧红让端木拿着船票先走，自己挺着大肚子的一段情节非常令人震撼。
影片又没有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笔者过去在有关萧红一文中引用过端木蕻良后来妻子钟耀群的说法，指当时萧红是出于保护端木。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并不真实。
片中的二萧
确实，萧红的生平看起来有很多人在事后关注和追忆，但往往各执一词，很难分辨究竟。包括最后一段香港的结局，在兵荒马乱，在生命弥留之际，萧红是如此孤苦无依。端木究竟是否如片中那样？
事实上如周鲸文后来的文章就揭露端木这时对萧红是不怎么关心的，当时他一直忙着想逃离香港。端木的性格和家庭环境，从前面的生活到忽然落入敌占区，端木难以适应，而且他根本不善于照顾人。尽管他对萧红有感情，但此时的萧红几乎成为他的累赘。
这个时候骆宾基出现，他是萧红弟弟张秀珂的朋友，对萧红一直仰慕和敬佩。在香港，萧红的生命已快到尽头，两人才算初识。最后的时光里，骆宾基反而时常守护在萧红身边，并留下了最重要的一段历史见证。
片中演到萧红在病床上伸手握住“老乡”骆宾基，一段非常细腻而动人的画面。一生流落他乡的萧红，从东北到最后的香港，在动荡不安和病体沉重的情形下完成她最后的绝唱《呼兰河传》，可以想见，弥留之际的萧红内心是多么怀念家乡……
片中萧红死于香港战时简陋的医院
影片结尾引述了一段《呼兰河传》的文字，并没有呈现萧红死后的情形如何，镜头随着文字回到她梦境一般的童年，再次凸显“爱与死”的主题——天真快乐的小萧红忽然遭遇祖父的死，几乎就预兆这实在就是她一生幸福时光的结束。
萧红的一生一直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她并不长久的三十年左右的生命岁月，充斥的不过是追寻童年美好的黄粱一梦。
当代著名文学家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一开始就曾指，“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黄金时代》所演绎的萧红的各种片段，其实也就只是萧红的一部分，当把这些全部印象拼揍在一起，或许才是萧红的“人”的浮现。
这么一个充满文学表达和修正色彩的影片，尽管不能当作真实传记来看待，但需要再次表明，这部影片确实是很有味道，也非常契合萧红文学的特点。对于当前的中国电影来说，《黄金时代》已经非常难得，是一部出色的文艺大片。
原文写于2015年
有关萧红的传记
萧红（1911年6月——1942年1月，本名张乃莹）作为现代著名女作家是有很高水准的一位，名列民国四大才女。但作为一个人，尤其作为一个女人却是相当悲剧。她的家乡黑龙江省呼兰县（哈尔滨市呼兰区），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占领，而她本人一生都颠沛流离，原本寄予厚望的感情依托，结果不过是一场梦幻泡影。
今天看萧红应该算相当知名了。但在众多的中国现代作家中，她其实还是让人难以了解：
一方面，从1933年至1941年近十年的时间里，她写出了百万字作品，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另一方面，如《萧红传》作者季红真发出感叹：“萧红的思想和才华长期被人们漠视，私生活却不断地被爆炒。关于她的许多事迹至今仍然莫衷一是，许多资料出入极大，无法考证”。
萧红，是发表成名大作《生死场》开始使用的笔名，之前的笔名叫悄吟。今天的读者恐怕很难体会当年萧红所忍受过的苦楚，她的一生绝非张爱玲那样仅仅是感情不幸。
片中鲁迅和二萧
如同林贤治在重编萧红文集和撰写传记《漂泊者萧红》时，抓住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萧红曾专注书写贫穷和饥饿的滋味，这是其他作家很少有人刻画的主题。
如果非要从文学史上寻找相似脸孔，上一个类似的写作者就是距今1000年之久的大诗人杜甫。而萧红作为一个女人，所谓传统社会的弱势群体，以柔弱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她以自身为模特，生动记录了在哈尔滨那样的冰天雪地忍饥挨冻的日子，“商市街”系列的文章让我们见证一个敏感又脆弱的灵魂。
从文学史的经验来说，大多数名作家的才华和思想往往都是从人生经历来的，越是经历丰富，社会阅历广博，往往成就会越大。尽管不排除有普鲁斯特、博尔赫斯这样成天窝在房子里的另类天才。萧红正是相对比较传统，完全仰仗多舛的命运给与她满腔的苦闷和忧郁，然后通过笔下的文字散发出独特的灵气。
在读中学的时候，她正好接触到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受鲁迅、茅盾和诺贝尔奖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影响。
萧红想摆脱家庭包办婚姻，结果生活步入艰难，还是要与未婚夫汪恩甲同居，临近产期汪恩甲不知去向。以至于生下女儿后，整整六天，萧红都不理睬这个孩子，也没有喂这个孩子一口奶水！
萧红全集
这一刻在常人来看几乎不可理喻，反而表现出她骨子里一直隐藏的决绝！这是她内心里感到对人生的失望与怨恨！好比汪恩甲离开的原因就众说纷纭（甚至关于未婚夫到底是谁都有争议）。
其中比较桃色的说法，就是在未婚夫之前，少女萧红已经和家乡表哥有暧昧不清的关系，因此汪恩甲才找借口离去。也有较正面的说法可能与日本人有关，见端木蕻良侄子曹革成经二十余年考证写出的《我的婶婶萧红》（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当时“九一八”过后不久，汪恩甲的失踪也可能并非逃避责任，而是去打探抗日将领王廷兰遇难消息，结果被日军所害，不过到底如何至今是一个谜。
于是，有孕在身的萧红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两人就一见钟情。萧红生下的女儿也因无力抚养而送人，为此与萧军投入了新的生活，可两人相处也是悲苦多，甜蜜少。
他们没有固定收入，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在商市街25号（今道里区红霞街25号)这一段难忘的生活成了萧红散文中的经典素材，如今依然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当时生活的艰辛，但在艰辛背后，并没有流露多少她的遗憾与不满，因为当时的心中确实充满爱和希望。
片中萧红和丁玲
萧红在萧军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以后，便以悄吟作笔名，然后陆续发表《看风筝》、《腿上的绷带》、《小黑狗》等小说和散文。
作品中流露出不俗的才气，一方面对生活的观察细腻。萧红是普通百姓，且是弱势群体，加上一层女性的敏感，发掘出生活中很多不为旁人所体会的感受。
另一方面是萧红确有天赋。位列四大才女绝非偶然，与其他几人不同，萧红最引为骄傲的偏偏就是她恐怕格外的不幸，四处流离失所，这使她的视野更为开阔，看透人间的面孔，深深体悟了苦难大众的绝望和希望。
严峻的时代危机，使他们的目光共同投向下层社会的艰难时世，酝酿出一部名叫《跋涉》的文集。这部作品在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受到一部分读者好评。
因《跋涉》揭露了日伪占据的社会真实，有鲜明的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地下组织的帮助下离开哈尔滨。
1934年6月，萧红在青岛的一幢小楼里写出了《生死场》，这本书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当时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他们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
这一年底，鲁迅在梁园豫菜馆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一批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朋友。不久，他们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
片中萧红在写作
萧红到上海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小六》很快在《太白》上刊出，成为引起广泛瞩目的文学新星。1935年12月，《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更是引起轰动。小说原名《麦场》，由胡风改名为《生死场》。
这部中篇小说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当地老百姓的悲惨遭遇，以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揭露日军入侵和伪军为虎作伥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东北老百姓的觉醒与抗争。
《生死场》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对鼓舞广大民众抗击日本侵略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抒发了她强烈的爱国思想。鲁迅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可惜好景不长，在萧红逐渐成长为一个知名女作家的时候，她以为能够终身依靠的萧军却显出越来越大的隔膜，两人最终分道扬镳。
1938年初夏，萧红与小一岁的另一个东北作家端木蕻良在武汉举行婚礼，两人的结合实在显得突然，自然充满“吉凶难测”的未知。这时候已经处于全面抗战的阶段，新婚中的萧红还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这个不幸的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也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
片中萧红和端木蕻良
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抵达香港，挤在九龙尖沙咀的一间小屋。在这里，萧红写出了最后的一批名作——中篇《马伯乐》和长篇《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文章如《小城三月》等。
1941年12月8日，日军从深圳进攻香港，半个月后香港沦陷。短短一个月后，1942年1月22日，萧红就死在一间临时医院里，才年仅31岁。
非常令人痛心的是，萧红临死前被误诊为喉瘤，喉管开刀，不能发声，那种忍受折磨的情形痛苦万状……这时候，她生命中曾被视为依靠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蕻良都不在身边，陪伴她度过最后44天的是好友骆宾基。
25日黄昏，萧红被草草地埋葬于香港浅水湾。后因五十年代地产业开发，墓地遭到破坏，部分骨灰迁葬广州银河公墓。
片中萧红和梅志
端木蕻良曾两次在危机关头抛下萧红。
1938年武汉被日军轰炸，萧红怀着孩子，端木却和旁人拿着好不容易得来的船票先离开武汉。根据端木后来的妻子钟耀群回忆，端木曾经将船票让给萧红，不过萧红觉得自己大肚子和别人一起上路并不合适，留下端木一个人她并不放心。萧红认为自己留下来，在逃走路上会有人帮助，反而端木一个男人如果出了什么事，则不会有人在意。
关于萧红临终之时，骆宾基回忆，萧红说起过端木前来告别，端木的家人却说他当时在张罗萧红的医药费。另一位东北友人周鲸文和骆宾基的说法接近，端木有突围离开的打算。周鲸文是民盟成员，后来1949年到北京参加过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从50年代就一直留在了香港。
关于萧红多情悲苦的一生，著名诗人戴望舒曾写《萧红墓畔口占》：“走六小时寂寞的路，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在今天看萧红，最容易被放大的特点是抒情风格，即便《生死场》也有突出的回忆和抒情味道。
片中在战时的香港
虽然过去评价《生死场》反映了积极的抗日主题，其实这部中篇表现抗日内容不占多少。多数时候，小说都是在描写东北村庄的质朴而略带原始的生活面貌。这部作品也没有我们习惯上以为的主人公，后来的《呼兰河传》依然如此，抒情味还更为强烈，而且文字非常优美。
萧红文学的突出风格就是散文化，她毕竟是在营造常规那种表现“某个人”“某件事”的故事性小说，她作品中真正的核心，在《生死场》中是农村，在《呼兰河传》是故乡。至少最耀眼的代表作是给人最鲜明，最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他一些小说或可以认为还比较传统。
或许，也不能过分抬高萧红的技巧，她的技巧可能在四大才女中最弱，论文学素养她也是最低的，但萧红丰富了现代文坛的风格化的面貌，善于发挥她的散文体，用感情色彩浓重的笔调，如影如绘，细细勾勒出故乡小镇、乡村的历史风俗画面，文字清淡，描述细腻，透出绵绵不断的乡情，就像这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说不清萧红为什么写《呼兰河传》，说悲哀者有之，说寂寞者有之，说小说没有指明光明前途者有之，说它找不到解决社会难题者有之，结果小说的主题也难以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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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另外一部篇幅较长的《马伯乐》，讲述抗战期间老百姓逃难的故事，是当时很多人都曾经历过的事实。“马伯乐”这类人物是五四以来，文学中刻画国民性的典型人物延续，虽然算不上十分经典，但身上凝聚的中国特色在战争时期的背景下还是有一定意义。
如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指出：“把自己的讽刺才能发挥到极致。她颇有剖析畸形心理之意，抓住人物可笑可鄙的癖性和细节加以放大，夹进充满反语的议论，使之如照哈哈镜而变形”。
萧红的才华是她一生的经历和敏感的气质所决定，她的性格和命运有一定关联，因为据说她孩子气比较重，一生没有得到过真正向往的感情，因此即使生过两个孩子，但骨子里还没有真正满足过，总还习惯于小女生的心态。这其实不难理解，她死的时候毕竟才刚过30岁，加上她的诗人气质，要说并未真正成熟，也不算奇怪。但如果当初萧军和后来端木蕻良能够真正温暖她孤寂的心灵，也许她就不会在十年间写下差不多百万字的作品了。可以想见，在那个年代，她的心里承载了多少苦闷。她最敬仰的鲁迅生活比她幸福得多，可是灵魂里对社会有诸多不满，因为他觉得“不满是向上的车轮”，他总是“睁了眼看”；而萧红几乎是相反，在颠沛流离的生涯中，还几番和心爱的人无法并肩一处，她是无根的浮萍一般在苦难的中华大地上漂白着……
来源：何运超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