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倾听《欣德·拉贾布的声音》

快播影视 内地电影 2025-09-07 14:59 2

摘要:2024年1月29日,6岁的巴勒斯坦女孩欣德·拉贾布和叔叔一家五口,乘车逃离加沙城,途中被以色列军队射击,叔叔、婶婶等当场遇难,只有欣德和15岁的堂哥暂时幸存,堂哥拨打了红新月会的求救电话,但堂哥很快也被打死,小欣德一个人守着5具亲人的尸体,继续在电话中求助,

先说一下欣德·拉贾布的故事。

2024年1月29日,6岁的巴勒斯坦女孩欣德·拉贾布和叔叔一家五口,乘车逃离加沙城,途中被以色列军队射击,叔叔、婶婶等当场遇难,只有欣德和15岁的堂哥暂时幸存,堂哥拨打了红新月会的求救电话,但堂哥很快也被打死,小欣德一个人守着5具亲人的尸体,继续在电话中求助,在长达3个小时的通话中,她至少5次提到附近有坦克存在。

她在电话中说,“妈妈,我好害怕,天就要黑了,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我饿了,我渴了,我受伤了”……

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派出一辆车和两位工作人员——优素福·泽诺和艾哈迈德·马洪——去营救小欣德。在出发前他们专门和相关机构进行协调,以确保营救行动的安全性,但救护车在找到欣德之前也失联了。

12天后,人们找到了被以色列军队击毁的救护车,几米之外就是小欣德和叔叔一家被困的汽车。所有人员均已遇难,小欣德的车上有整整335个弹孔。

生于1977年的突尼斯女导演本·哈尼亚,在听到了小欣德的故事后,心中涌起了难以抑制的强烈冲动,她说,“当我听到她在等待救援时拨打的求救电话录音,我感到大地在颤动。此后,我无法从这一悲剧中抽身,决定必须倾尽全力去拍摄这部电影。”

本·哈尼亚没有食言,这就是日前在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首映的影片《欣德·拉贾布的声音》

影片中,本·哈尼亚以小欣德最后的紧急求救电话录音为核心,展现了一种无声的绝望和等待,她有意避免对暴力的直接描绘,而是更聚焦于“恐惧和救援未至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沉默”。

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是影片内的,也是影片外的。

6岁的巴勒斯坦小女孩欣德听到了这种沉默,并在这种沉默中死于以色列士兵的射击;加沙地带的200多万巴勒斯坦人也都听到了这种沉默,他们正在世界的沉默与假仁假义中陆续走向和小欣德一样的终点——就像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也像《南京照相馆》中被日军驱赶着走向长江的南京市民。

真实永远都具有最打动人心的力量!

影片放映时,影厅里鸦雀无声,只有小欣德稚嫩、焦灼、恐惧的声音在空中回荡,放映结束,经过短暂的沉默,全场起立,热烈的掌声长达23分钟50秒,是欧洲三大电影节(威尼斯、戛纳、柏林)从未有过的,许多人流下了热泪,剧组也向观众展开了巴勒斯坦国旗,并举起了小欣德的照片。

小欣德,只是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军队杀死的2万多名儿童中的一个。

影片实现了电影艺术与现实关切的高度统一。

本·哈尼亚,你是有良心的电影人,也是电影人的良心。

威尼斯电影节还在进行中。据说,由于评委会主席从中作梗,《欣德·拉贾布的声音》可能无缘金狮,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世界上将有很多人听到小欣德的声音。

02

如何以人类一部分的名义,制止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对另一部分人类的种族灭绝,这是一个严肃而沉重的话题,这里不展开了。

主要想说的,还是电影。

“中国制造”早已走向世界了,但中国电影还不行。

许多我们自己津津乐道,沾沾自喜,并收获了巨大票房的影片,在国际市场上都不行。

《欣德·拉贾布的声音》是一面镜子,映出了我们自己的短板。

近年来,主动地按照“东方主义”建构中国形象的第五代电影,已经悄然退潮了。

但取而代之的新主流电影,还困在悲情与民族主义的话语里。这些电影,在国内语境中看,没有什么,拿到国际的语境中看,就显得陈旧、老登、自恋……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无论经济还是军事实力,都已经发展到了教员所说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的时候了。

这种情况下,过于关注自己,别人就很难与你共情,而电影最重要的功用,就是能让别人与你共情。

这就像一个健壮的大男人,整天沉浸于自己的伤心往事,要么悲悲切切,要么咬牙切齿,总盼着别人同情,这怎么能行?

这样的男人,除非是有同情心的、愿意扶危济困的、敢于主持正义的形象,否则就不会受人尊重,也不会有立足之地。

困难在于,中国许多主流电影人,内心深处还是高度殖民化的。

这表现在,当人们谈到超越民族主义的普世主义话题时,他们就落入到反战、落入到“日本人也是战争受害者”(如陆川的《南京!南京!》)的窠臼中了。

这是一种渴望帝国主义、殖民者、强者认同的“普世主义”,是一种“殖人普世主义”。

这种“殖人普世主义”认为世界有等级的,人也是有等级的。

犹记得二十多年前“911事件”发生,多少中国知识分子出来说“今夜,我是美国人”。

可是,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已经快两年了,死亡人数已经超过6万人,但从来没有听谁说“今夜,我是巴勒斯坦人”。

今天,中国需要一种面向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普世主义”,并通过中国电影展示出来。

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应该以扶危济困,主持正义的形象展开,应该以自由与和平的缔造者形象展开,应该以有同情心的强者形象展开,而不是一味咀嚼自己的痛苦。

谄媚强者,不会受到尊重;无视弱者,对不公不义的事情熟视无睹,甚至幸灾乐祸,就不会受到拥戴。

中国电影如果没有面向弱者普世主义,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走出国门,就只能在国内市场圈地自嗨。

来源:郭松民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