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花漾少女杀人事件》（以下简称《花漾少女》），是一部被低估的暑期档电影。在犯罪片的表象之下，挑破了母女关系的细密针脚，贡献了不少有新意的探讨。“控制型母亲”是最大的元凶吗？女儿有可能是母亲的共谋吗？
《花漾少女杀人事件》（以下简称《花漾少女》），是一部被低估的暑期档电影。在犯罪片的表象之下，挑破了母女关系的细密针脚，贡献了不少有新意的探讨。“控制型母亲”是最大的元凶吗？女儿有可能是母亲的共谋吗？
日本漫画家吉永史说，“本质上，每个女性都是一个独立的少数群体。”《花漾少女》真正关心的问题是，与母亲解套之后，该如何走向自我。
《花漾少女》有一组特别的三角关系：母亲王霜，女儿江宁和女儿构想出的钟灵。其中钟灵是突然闯入的第三者，是密室里注入的一股新鲜空气，也是不对等关系的一次重新配平。
母女关系稍不留神就会成为密室，特别是在父亲“蒸发”的情况下。他或者在物理意义上不存在，或者在家庭责任中形同虚设。脐带被剪断后，母女因为同样的女性身体与女性身份再次相连，父亲被彻底排除在外。
《花漾少女》中的母女关系更极致一些，王霜既是江宁的母亲，又是江宁的教练。她们在彼此的生活中全勤出席，脐带从来没有被剪断过，就像她们训练时共用的那对蓝牙耳机。
那是亲密的授权，最远的距离不过场上场外。女儿全身上下都是母亲的心血。她会在母亲的注视下，穿着量体裁衣的表演服，和着精心编织的旋律与鼓点，滑动，旋转，跳跃。
十几年过去，大梦一场。过度亲密埋伏的祸根，在女儿觉醒了自我意识后爆发。
要成人的女儿，看着“孪生”的母亲，产生了类似于恐怖谷效应的感受。如果“我”的一切都由母亲包办，连带着“我”的身体、“我”的视野、“我”的意识，那“我”到底是谁呢？
而习惯了包办的母亲，早已分不清自己在女儿身上投射的是什么。这个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生命，和自己那么像。她似乎可以带着自己的遗憾、失落、不甘，替自己重新活一次。
精神分析学者斋藤环认为，母女问题的出现，恰恰是现代社会女性压迫减轻的结果。当母亲与女儿的自我得以苏醒，关系中捆缚与对抗的循环便会愈演愈烈。
可以说，母女关系的密室，是母女联手打造的。女儿天然就知道要去爱母亲，并渴望母亲的爱。而母亲，总是关系中最先产生支配欲望的一方。
电影中江宁对王霜的依恋，是迫切又谨小慎微的。她不想放过任何和母亲亲密接触的机会，比如在同一个冰桶泡澡。可她每次都会先小心翼翼地征得母亲的同意，不敢轻易造次。
王霜对江宁的支配更复杂，有时会以自我牺牲之名实施。作为曾经失意的运动员，她期待女儿替自己获得成功。一旦女儿的表现让她失望，就搬出最终极的杀器——“当初把你生下来，毁了我的职业生涯”。
这种支配更具现代性，也离不开敏感女儿的双向奔赴。女儿最深重的存在危机正来自于此——“如果我没有出生，妈妈会过得更幸福”。江宁对王霜的讨好近乎本能，她会通过勉励训练来卖乖，通过请母亲帮忙拧瓶盖来示弱。
母女的不对等关系因此无法翻转，弑母更是不可能。深度的情感参与和过度的感同身受，让权力都显得缠绵。它痛但不致命，也不会造成重伤，只是伤口结痂了又愈合，愈合后又增添新的伤口。
旷日持久的疼痛，逐渐变成母爱的副产物。隐患也随之而来，那种未能让母亲满意而招致的惩罚，看起来和“不爱”那么像。母亲会因为失望回收对女儿的爱，这种可能性让女儿绝望，甚至引发症状。
江宁开始构想钟灵的出现，一个花滑天才少女，毫不相干的第三者，病态的自救。钟灵可以做到江宁做不到的事情，可以轻而易举就让母亲满意，可以背叛母亲而不至于感到愧疚。比起痴缠的母女，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要简单多了，可以呼吸。
第三者的出现，对于密室式的母女关系是转机，也让这对母女的根本矛盾显形。那是关于爱与认同的分离与混淆，分离的是母亲，混淆的是女儿。
王霜出于对江宁的过度期待，将认同从爱中分离出来。这时候她更像是个教练，而不是母亲。电影中不乏王霜爱女儿的证据，她很早就发现女儿会突然变成另一个人说话，第一反应是给女儿停课休息、预约医生。
可随后她发现，女儿无法区分江宁与钟灵，在变成钟灵时滑得更好，还能反过来刺激江宁的发挥。于是，让女儿夺冠的期待压过了对女儿健康的期待。她取消了医生的预约，配合女儿确认了钟灵的存在。
江宁则把母亲的认同当作爱的全部，以为失望就是不爱，也因为不爱，所以产生了恨。特别是当钟灵出现后，恨意像野草蔓延。她听到母亲幽幽地说，钟灵滑得可真好啊。她也听到钟灵挑衅似地说，王教练想要的是冠军，你还能给她拿冠军吗？
在钟灵与江宁两重人格之间的摇摆，既是女儿对母爱的试探，又是对母亲不认同自己的惩罚。江宁杀掉钟灵，是对王霜作为王教练的惩罚。在意识到钟灵不存在的时候假装自己是钟灵，是对王霜作为母亲的惩罚。
有趣的是，母女的错位却达成了共同的目标。实际上，女儿利用了对母亲的恨意，为的是度过职业发展中的瓶颈期。“如果没有一个压迫的母亲，我又拿什么给自己开脱呢？”
女儿从来不是为了母亲滑冰的。电影中有一个不起眼的闲笔，江宁之前发过病，在王霜的要求下停训了一年半。女儿埋怨母亲耽误了自己，在恢复训练后，更是用尽力气和手段，索要母亲在自己身上的全情投入和指导。
母女充其量是共谋，但对母亲的指责总是来得格外轻易。走出母女关系的密室，会发现作为权力上位者的母亲，也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只有弱势群体才会被规训，比如什么样的母亲才是合格的母亲，比如母亲要对孩子的一切负全责。
斋藤环写道：“母亲们不用等‘专家’定罪，她们已经低下头，送上自己的脖颈，准备接受惩罚。她们不会为自己辩解，甚至会主动列举自己的‘罪行’。像这样理想的‘替罪羊’，恐怕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
女儿们的恨意存在社会基础，女儿们的惩罚也可能会因此起效。王霜愿意为自己的控制欲道歉，请女儿做回健康的江宁，无需成为完美的钟灵。可细究起来，这里的控制欲有多少权力的诱惑，多少女儿的邀请，多少社会的规训，都不得而知。
“压迫的母亲”已然变成了社会上的一种政治正确，和“伟大的母爱”一样稀薄扁平。母亲和女儿都需要走出密室，走向自己。
在本质上，江宁的心魔不是母亲，而是自己。冰场是她的战场，可她太久没有赢过了。发育关就像职业路上的天堑，让她无论如何也追不上过去的自己。
钟灵何尝不是江宁对过去的投射，花滑天才看着近在咫尺，实际又遥不可及，实在痛苦。江宁焦躁不安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性的小动作，就是用冰鞋在冰面剔凿出坑洼。她讨厌冰，讨厌到了恨的程度。
江宁也许成功说服过自己，她想要赢，哪怕连母亲都不看好她，也要争口气。可当她再一次在比赛中摔倒在地，和冰面上的坑洼面面相觑，便再一次体会到何为一个人的绝境。世界上有很多再亲密的人也无法感同身受的事情，谁说地狱之火不能是坚冰，炙烤得人浑身发冷。
她开始怀疑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的意义。有多少掌声，就会有多少嘘声。最深的理解，也可能是最深的误解。她真的想要赢吗？或者说，她真的需要赢吗？
最后把她从地上拉起来的是钟灵，她最痛恨的对手，也是她最亲密的战友。她曾带江宁逃离压抑的训练场，获得短暂的喘息；替江宁记得滑冰的初心，快乐比输赢更可靠；鼓励江宁允许母亲失望，毕竟每个女性都是独立的少数群体。
江宁与钟灵牵手的瞬间，场边的母亲与场外的观众都退入黑暗，赛场变成了自由的嬉戏场。她不需要再向外求，因为她有了钟灵，她变成了实心的人。从此她不用再害怕一个人的绝境，会有人永远和她站在一起。
《花漾少女》使用了与《黑天鹅》相似的麦格芬——镜子，但镜子里的形象截然不同。《黑天鹅》里的镜像单薄如鬼魅，一味发出压抑的低语；而《花漾少女》里的镜像是真实的血肉，可以与母女二人进行对话。
归其原因，《黑天鹅》的镜像始终象征着拉康所谓“他者的欲望”，主角尼娜的主体被不断入侵，她从未掌握对自我的话语权，只是从母亲手里移交给大他者，一种父权的象征秩序。
《花漾少女》里的江宁走上的是一条通向自我的道路。母亲不是仇敌，走出母女的密室，为的是互相理解和互相解放。镜子也不是凶器，江宁把镜子打碎的瞬间，也是重新拼好自己的瞬间。
原来我才是我的天才女友。你好，我的天才女友。
来源：看理想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