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以采访者的身份，完成一场人物专访。受访者是杨荔钠导演，一位作品极具个人风格、始终关注社会议题和女性处境的创作者。从《春梦》《春潮》到《妈妈》与《小小的我》，她的作品让我感受到创作背后的坚定、敏锐与情感张力。因此在采访前，我准备了很多问题，也在脑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以采访者的身份，完成一场人物专访。受访者是杨荔钠导演，一位作品极具个人风格、始终关注社会议题和女性处境的创作者。从《春梦》《春潮》到《妈妈》与《小小的我》，她的作品让我感受到创作背后的坚定、敏锐与情感张力。因此在采访前，我准备了很多问题，也在脑海中预演过无数次提问的场景。
但真正坐到她面前，事情的发展却和我想象得很不一样。因为太紧张，也因为问题“背得太熟”，我在现场几乎是用一种比正常语速快一倍的方式抛出了所有问题。原本希望能进行一场流动的对话，最后却变成了“快问快答”的模式。语速太快、提问太满，我一度担心自己是不是没能给她留下足够的空间。
但杨导始终非常温柔。她并没有因为节奏而仓促作答，而是耐心地回应了我每一个问题，时而缓慢停顿，时而补充自己的思考。她谈及担任主竞赛评委的心态，分享了女性创作者之间的连结，也回溯了自己从年轻时代起就持续思考至今的“死亡”主题；她讲述如何理解“平视”叙事的伦理与难度，也谈到纪录片带来的滋养与创作中始终坚持的社会责任。
这次采访录音转写接近一万字，经过整理之后字数虽有所减少，但信息密度依然很高，是我目前处理过最复杂的一次采访内容。在整理的过程中，我才发现，自己在现场其实错过了很多可以继续深入的细节——有些回应本可以成为一次更长的探讨，但当时的我因为提前“走完了”整套提问流程，没能及时捕捉到那些意外的转折。当回答没有落在我预设的路径上时，我一度以为自己没“挖”出什么，直到回听录音，我才意识到：杨导其实早已给出更好的答案。
虽然这是一篇“快问快答”的成稿，但对我来说，它不仅记录了一次采访，更像是一场学习的过程，也是一次重新理解“提问”与“聆听”的旅程。
摄影：Cherry
电影岛赏：担任上影节主竞赛评委，看片前最大的期待是什么？过程中有什么趣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杨荔钠：我最期待的，是在电影节闭幕时，我们所选出的作品能对得起电影的尊严与荣光。虽然评审之间在标准上会有差异，但我真的很感谢这些电影的出现。它们至少在某一瞬间，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困境与力量。让我特别高兴的是，这次看片过程非常和谐。大家虽然观影口味各不相同，却始终保持平等的对话。我们的翻译老师从2018年就开始参与各届评审团的工作，他说我们这一届是最容易沟通、最理解彼此的一组。我个人也非常尊重我们评审主席朱塞佩·托纳多雷。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师，但在生活中却特别温和、平易近人。我很珍惜这次与他共事的机会。
电影岛赏：这种身份转换，为您带来了新的观影视角。你觉得它会对您未来的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吗？
杨荔钠：不会有太大变化吧，因为我之前也做过不少次评审，尤其是纪录片评审。我本身就特别依恋纪录片世界的“海洋”与“土壤”，有时候我甚至会主动选择担任纪录片评审。这次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平台非常多元，尤其是主竞赛单元，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风格的影片与影像语言。对我来说是一次“充电式”的观影过程。刚好我接下来也要投入新项目，这段经历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电影岛赏：当前中国电影生态变化显著，您在评审中会尤其关注哪些方面？比如说情感的真诚度，形式的探索性，或者作品的社会关怀。
杨荔钠：这些其实都是我非常看重的元素。比如电影语言的革新、人性的深度与复杂性，以及能否从作品中看到真诚的创作态度。这些构成了我评判的核心标准。
电影岛赏：今年几部竞赛片中有不少都涉及代际亲情和老龄化议题，这是否与您过往的创作产生共鸣？
杨荔钠：我个人特别喜欢《被记住事物的气味》，它完全就是我想做的那种电影。让我想到自己正在筹备的一个关于“安宁疗护”的剧集，讲述的是关于死亡的各种方式。影片中的台词：“你需要抢救吗？”“你需要插管吗？”那种生前预嘱的处理方式和我写的内容高度契合。老龄化议题就像女性议题一样，慢慢地会在这个时代翻滚起来。
电影岛赏：您的作品常被归入“女性导演”或“女性书写”体系，您怎么看这些标签？他们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观众的观看或者对作品的理解？
杨荔钠：我不认为这是一种限制，反而更像是一种“被看见”的过程。就像我的“女性三部曲”，这组作品其实是用了将近十年时间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女性议题也逐渐从相对边缘的位置，走向了更具现实意义的社会讨论。对我而言，这样的表达背后，是女性创作者之间一种像“拧成一股绳”般的连结。这种力量在慢慢发酵，逐渐与观众形成了持续的对话。我们是在一起的——无论是女性电影人还是创作者，都在彼此鼓励、相互支持。从观众的角度来说，我也并不觉得他们抗拒所谓的“女性电影“。像《出走的决心》《好东西》这些影片，这两年都有很好的市场表现。票房本身就说明了：观众是愿意看的，女性电影是值得被看见的。
电影岛赏：当“女性电影”被市场固化为某种题材时，您希望观众以怎样的方式进入这些作品？面对这些固有的期待，您希望打破或者回应的是什么？
杨荔钠：我其实并不太在意外界的定义，我始终坚信自己的创作脉络。我也相信，女性电影创作者的工作成果从来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切面所能概括的，而是一种多维度、持续性的累积表达。
电影岛赏：那在创作策略上，您怎么看“作者性”与“商业性”的平衡？比如说《小小的我》已经开始具备更明显的工业属性。
杨荔钠：我的早期作品更偏向作者性表达，从《小小的我》开始，我逐渐与工业体系接轨。我始终认为，每部电影都有它独特的样子，也需要在面对观众和市场时找到合适的语境和节奏。我愿意做一些开拓性的尝试。我认为，想成为一位职业导演，就应该具备处理各种题材、各种类型剧本的能力，也要不断训练自己，这也是我对自己的基本要求。至于“女性导演”这个身份，我其实一直都说——做一个女性导演，挺好的。
电影岛赏：您前段时间也带着这部作品《小小的我》在中国台湾做了交流。那次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观众反馈或交流经历？
杨荔钠：我们在台湾其实停留时间不长，映后交流也不算多，但从媒体反馈和现场观众的氛围中，我能感受到大家对这部片子的理解是非常一致的。不管是对题材、春和这个角色，还是对千玺的表演，大家都给出了很高的认可和共鸣。我始终觉得，关于“人的尊严”和“彼此理解”这样的命题，是不需要翻译的。它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被理解和感受到。
电影岛赏：有观众认为，《小小的我》是部真诚、不贩卖苦难的作品。您如何看待“非功利性”与“真诚”这两个关键词？
杨荔钠：我觉得真诚是创作者最基本的态度。观众买票来看电影，尤其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他肯定不是来看一场“表演秀”的。当他们走进电影院的那一刻，其实已经把信任提前交付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能成为“失信”的创作者，反而要用翻倍的情感价值去回应这种信任。这也是我们整个团队在创作时最基本的理念。
电影岛赏：此外，这部作品也被认为具有极强的“长尾效应”。对于这些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反馈，您怎么看它们在社会层面上的意义？
杨荔钠：这些是远远超出我们预期的社会性反馈，我认为，它们其实是电影之外更重要的意义。我一直关注很多五慢综合症患者的社交账号。他们会把春和的剧照和自己的照片并排发出来，比如走路的姿势、外出游玩的动作……他们在这个角色身上看到了自己。会留言说“谢谢千玺演了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电影”。你看到那个瞬间，真的非常感动。很多观众还会组团去看这部片子；也有一些人因此开始关注城市中的无障碍通道、公共路障这些设施的完善。我相信，这些微小的变化，正在真实地推动着一些现实的改变。
电影岛赏：现在有越来越多年轻演员开始接演残障或边缘群体的角色。有人认为这是在承担社会责任，也有人担心会形成同质化趋势，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杨荔钠：我其实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在选择这种角色时有顾虑。那次我在日本和西川美和导演聊天，她说日本很多偶像和明星是绝对不会接《小小的我》这种角色的，怕毁掉形象。听到这点我真的挺震惊的。我觉得千玺就非常难得。他没有给自己设限，愿意去挑战一个这么难的角色，也没有被“明星形象”裹挟。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好演员应有的素养。
电影岛赏：现在谈到创作命题，很多导演都在强调要“平视”去描绘人物，尤其是像《小小的我》这样的特殊题材。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您在这次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实践这种视角的？
杨荔钠：我觉得“平视”绝不是一个只写在剧本里、挂在台词上的概念。它首先发生在生活中——在人与人的目光之间。我看你时，能不能把你当成真正平等的个体；你回望我时，我们之间是否真的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才是最根本的。电影本身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它的意义往往来自前置的积累：创作者做了多少功课、花了多少时间去理解一个群体的真实处境。我们在筹备《小小的我》时，从剧本阶段就进行了大量扎实的调研。我始终认为，现实的意义远远大于电影的意义。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把他们视作普通人，那在电影中就无需刻意去“表演平视”。我们在剧本讨论的初期就明确了一点：这是一部关于普通人的电影，也必须用普通人的视角，去看待这些“小小的我们”。
电影岛赏：您曾经在采访中说，最看重创作者身上三个气质是“灵性”、“敏锐”和“意志力”。这三者中，您觉得自己最具代表性的是哪一点？此外，是否有一些合作过的演员让您感受到这种特质的共鸣？
杨荔钠：对我来说，这三者都挺重要的。但后来我发现，其实还有一点尤其关键——那就是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如果具备了这些素质，更重要的是思考：你所表达的社会议题，是否能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发挥真正的作用与意义。至于演员，我合作的每一位演员，对我来说都是“宝藏”。从《春梦》《春潮》《妈妈》，到《小小的我》，每一位演员都有属于自己的魅力和光芒，和他们一起工作，我有幸福感，也希望未来还能再次合作。包括我在《春梦》里合作过的一位女演员，我至今都非常喜欢她，也希望将来有机会再次邀请她回来演出。
电影岛赏：虽然您现在的重心更多放在剧情片创作上，但纪录片是否仍然在某些时刻激发着您的创作冲动？灵感的来源是否也与纪录片本身或某些影像片段有关？
杨荔钠：当然会。对我来说，纪录片和剧情片就像是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它们都是我创作的养分。很多时候你会被一部很好的纪录片打动，但那些触动未必能直接“转译”进自己的电影里。创作总是有限制的，现实条件也会影响完成度。这其实挺悖论的。但我觉得纪录片带来的是一种更深层的滋养。哪怕你最后没能直接用上那些素材，它们也会像文字、像书本一样，慢慢沉淀在你体内。当你真正进入创作阶段时，会发现自己是有底气的、有视野的。这种积累就像日常的阅读，虽然不会立刻显现，但终究会在创作中发挥作用。
电影岛赏：那现在如果您有强烈的创作冲动，纪录片依然是您愿意继续投入的方向吗？
杨荔钠：是的，我现在其实正在筹备两个新的纪录片项目。而且是完全回归到“独立纪录片”的状态。我最近刚买了一台新手机，配上更专业的收音设备，打算就我一个人，或者一个非常小的团队去拍。因为我们都知道，纪录片在当下几乎是没有盈利可能性的类型，它的钱真的太难找了，但这恰恰让我回想起我们那一代人——最初连纪录片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凭着一股本能和热情，原动力，一点点地摸索出一条独立纪录片之路，开创了一个就属于独立纪录片的时代。
电影岛赏：在您看来，纪录片和剧情片各自承担怎样不同的创作功能，或者他们赋予了你怎样的创作自由？
杨荔钠：这两种形式我都非常喜欢，过去这些年，我的创作也一直在这两者之间来回切换。纪录片相对来说更自由，也更容易实现。而剧情片则需要更多的协作：你要和团队配合，要与观众建立沟通，也会面临一定的市场压力。这要求我必须更严格地训练自己，在每一次创作中不断精进。对我来说，这两种创作路径都很重要，也分别满足了我不同层面的表达欲望。
电影岛赏：刚才我们聊到老龄化议题，近年来像《长夜将尽》这样的华语电影也开始关注“临终的体面”。但其实您在很早以前就开始触及这个命题，甚至可以说从《妈妈》就开始了？
杨荔钠：其实比《妈妈》还要早。90年代我拍过一部纪录片叫《老头》，那是我25岁时的作品。从那时起，“生老病死”就成为我创作中核心的母题之一，也可以说是我生命经验中一个特质。我一直对“死亡”格外敏感。比起“生”，我更关注“死”——因为它是我们一生中最没有答案的命题。无论你活到多少岁，都无法确知死亡会以何种方式到来，也不知道自己会以怎样的状态离开、将去往何方。我始终在追问这些。死亡本身其实充满了矛盾：它令人恐惧，也带着神秘；它意味着终结，同时又打开了无限的想象力。可能正是因为这种不可确定性，它对我反而有一种持续的吸引力，也促使我一次次回到这个主题。未来我也希望能完成一个关于“安宁疗护”的项目，尝试呈现十种不同的死亡方式。把我这些年对生死议题的探索和理解真正“做透”。
电影岛赏：最后想听听您对现在想要投入到纪录片拍摄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杨荔钠：我觉得现在的创作条件反倒更成熟了，比如说手机就很好。现在已经足够支持你去拍你想拍的东西。我也一直鼓励年轻人去尝试。就算没有资金，难道你就不创作了吗？就放弃了想表达的东西吗？我不觉得应该这样。现在的设备选择反而更方便了，只要你有创作的头脑、有清晰的主题，其实没有什么真的能拦住你走上纪录片创作这条路。
电影岛赏：如果将视野从纪录片拓展到整个创作领域，比如剧情片，您有没有一些想法或建议，特别是针对刚入行的年轻女性创作者？
杨荔钠：我只能说，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竞争确实更加残酷。再加上当前整体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并不理想，入行的门槛和通道都显得更加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是对女性创作者来说，更加考验她们的意志力。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尽可能清晰地认清自己的方向。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也有责任去拉年轻人一把。就像电影节是影人一代代走出来的平台，这种代际之间的扶持与传承，是不能中断的。电影不是一个人跑完的马拉松，它是一棒一棒接力的过程，我们都应该把这根接力棒继续传下去。
来源：小镇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