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精美的性别对立——《好东西》

摘要：《好东西》这部电影，在2024年上映后，犹如一颗在中国影坛引发关注的“烟雾弹”。乍一看，这部由邵艺辉执导的喜剧电影讲述的是单身母亲铁梅与摇滚歌手小叶的都市友情，但细心观众会发现，影片通过大量象征手法，将性别话题变成了简单的对立战斗，呈现出非黑即白的阵营分化。

今天聊聊中国电影《好东西》。

片名Herstory / Her Story (2024)，别名爱情神话平行篇：好东西 / 爱情神话·平行篇 / 爱情神话2。

《好东西》这部电影，在2024年上映后，犹如一颗在中国影坛引发关注的“烟雾弹”。乍一看，这部由邵艺辉执导的喜剧电影讲述的是单身母亲铁梅与摇滚歌手小叶的都市友情，但细心观众会发现，影片通过大量象征手法，将性别话题变成了简单的对立战斗，呈现出非黑即白的阵营分化。

影片从一开始就明确展现了立场。铁梅骑着滑板车登场，英姿飒爽，救下了被尾随的小叶。导演用夸张的镜头对比两人的形象，铁梅目光锐利，表现出强势和自信，而小叶则缩成一团，显得弱小无助。小叶在面对男性时谎称铁梅是同性伴侣，这种设定其实是在玩弄性别身份，利用它来迎合剧情需要。影片贯穿了“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模式，暗示男性天生具威胁，而女性只有依靠彼此的支持才能生存。

电影中的男性被刻意塑造成不堪的反派形象。铁梅的前夫表现出明显的“自恋人格”，他擅自做出绝育决定，还坚信前妻渴望与他复合，探望女儿时甚至不忘展示新恋情。小叶的约会对象小胡则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典型，他将“开放式关系”作为推卸责任的借口。甚至影片中的音乐教师小马，也被描绘成在强势女性面前手足无措、软弱无能的形象。夜店场景中的男性观众们，要么猥亵地笑着，要么喝醉闹事，这些男性角色的群像显然在被丑化，与铁梅鼓励女儿学鼓时说的“女孩打鼓才够酷”形成了鲜明对比。导演没有含蓄，而是直白地表达出男性气质的腐化，认为只有女性特质才值得被赞美。

影片一方面痛斥男性的“既得利益”，却忽视了女性角色的特权。影片对女性角色的优势完全无视，没有提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这种批评似乎仅仅是在反击“男性特权”，而忽视了“女性特权”的存在。如此一来，所谓的“觉醒”显得虚伪而空洞。整部影片充斥着口号化的对白，像机关枪一样扫射观众的耳膜。用些金句制造爽感，靠对立来吸引流量。这些台词在社交平台被热烈传播，成为“女性觉醒”的宣言，却揭示出剧本的致命问题：它用宣言代替故事，用教条代替人性。

影片中的配角老胡，是一个严格执行登记制度的保安，他成了“父权守门人”的象征。当小叶通过谎言突破他的防线时，导演将其美化为“弱者反抗强权的机智”。这种叙事手法忽略了真正的社会矛盾，将结构性的性别问题降低为简单的道德斗争。

尽管影片刻画了各种女性的困境：铁梅因职场性别歧视被迫转行，小叶在音乐圈遭遇潜规则，甚至9岁的莫丽也要面对“女孩不该打鼓”的偏见，但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却陷入了逻辑怪圈。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男性的劣根性，所有的救赎都来自女性之间的互助。当铁梅的前夫探视女儿时，影片刻意放大他的每个表情，把他的挑眉、微笑、抚摸女儿头发等动作解读为虚伪和算计，完全封闭了对话的空间。导演对小叶与胡的关系处理也回避了诚信问题，将其包裹在“迫不得已的反击”中。这种“女性永远正确”的设定，与它所批判的父权思想本质上是相同的。

真正的女性主义电影，绝不是性别复仇的狂欢。李沧东的《诗》让我们看到一个老妇在性侵案中见证了加害者的绝望；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让我们看到底层女性在互助中面对生存的困境。正是这些作品，它们没有将人简单化为性别符号，而是揭示了人性在困境中的复杂抉择。相比之下，《好东西》中的角色逻辑，尤其是小叶通过谎言博取胡的关注，铁梅以“女强人”姿态居高临下，实际上与她们批判的“男权思维”没有什么区别，本质上依然是在追求权力和特权。

从技术角度来看，《好东西》的制作水平是不错的。宋佳与钟楚曦的化学反应自然真实，菜市场的争吵和夜店狂欢的调度也表现出导演的功力。钟楚曦抱着吉他唱歌时，镜头在光影之间缓缓推进，能触动观众的内心。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技巧亮点背后都在服务于一个既定的意识形态。电影将上海的都市景观转化为性别的战场，旋转楼梯成了男性凝视的象征，玻璃幕墙写字楼反射出职场性别压迫，甚至便利店的关东煮热气也被用来隐喻女性被压抑的欲望。这些符号堆砌形成了所谓知识分子电影的假象，然而其核心却是抖音式的情绪营销。

《好东西》之所以能走红，绝非偶然。它精准抓住了当下社会的焦虑点，用性别矛盾替代了阶级矛盾，用个人的叙事掩盖了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当观众为铁梅怒怼前夫鼓掌时，他们可能并未察觉自己已经被引入一个危险的思维陷阱，复杂的社会关系被简化为性别对立。这种叙事手法成功吸引了特定的观众群体，也让影片掉入了“为了话题而话题”的陷阱。

《好东西》与《出走的决心》等同类影片有着相似的策略，它们通过塑造完美的受害者与绝对的加害者，用情感的共鸣来替代理性的讨论。这种创作方式与网络世界中的“站队”逻辑如出一辙，最终将社会议题引入非理性的泥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这类影片得以炒作并走红，而背后却是在试探着利用性别对立来割裂社会。

《好东西》就像一个包装精美的性别主题盲盒，打开后满是标签：“独立女性”“男性原罪”“姐妹同盟”。它的确触及了一些现实痛点，却拒绝给出真正的解决方法。当铁梅最终没有接受音乐老师的追求时，这个“女性觉醒”的选择，难道不也是另一种自我禁锢吗？如果性别互换，影片恐怕会遭到口诛笔伐。这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平权并不是零和游戏。当我们为银幕上的“女战士”喝彩时，或许更应该警惕那些将人变成斗争工具的故事，不管它包裹在多么华丽的女权外衣下，它的本质依然是挑动愚弄观众情绪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