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觉醒的表象——《出走的决心》

摘要：2020年，56岁的苏敏驾驶着一辆白色大众轿车离开了她的家乡河南。她途经秦岭隧道，穿越云南的山路，将自己的旅行记录分享到了社交媒体上。镜头里的她笑容灿烂，背景是连绵的山脉和陌生的城市。这幅画面曾让许多人动容。一个中年女性抛开家庭，独自上路，这种情节本身就充满了

今天聊聊中国电影《出走的决心》。

片名Like A Rolling Stone (2024)，别名婚姻往事 / 亲爱的妈妈。

2020年，56岁的苏敏驾驶着一辆白色大众轿车离开了她的家乡河南。她途经秦岭隧道，穿越云南的山路，将自己的旅行记录分享到了社交媒体上。镜头里的她笑容灿烂，背景是连绵的山脉和陌生的城市。这幅画面曾让许多人动容。一个中年女性抛开家庭，独自上路，这种情节本身就充满了浪漫色彩。

然而，电影《出走的决心》并不是一部公路片。导演尹丽川将焦点放在了苏敏出走之前的三十年。影片中的李红，由咏梅饰演，她的生活仿佛被困在狭小的房间里。原本计划的旅行一次次被推迟，从四川的同学会到疫情结束，再到“等孙子上幼儿园”，然后是“等女儿找到新工作”。

每个不幸的家庭都有它独特的不幸，而导演尹丽川将中国女性可能经历的各种不幸压缩在李红的生活中。丈夫的冷暴力、女儿的情感绑架、父亲的重男轻女、社会的规训压迫……这些元素每一个都可以深入挖掘，但导演却将它们堆砌在一起，像是一张“苦难清单”。

电影中的李红丈夫孙大勇被塑造成了一个“温和的恶人”，他不家暴、不酗酒，但却整天瘫在沙发上，把所有家务都推给妻子，理所当然地认为妻子应当承担这一切，并顺口贬低她“连个汤都熬不好”。这种刻画看似避免了极端，却显得更为刻意。

导演的目的很明确：电影的焦点不在于“如何出走”，而是“为何出走”。影片通过细节的堆砌，呈现了李红不断被侵蚀的人生。

不过，影片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为了加剧冲突，导演将苏敏丈夫的暴力行为削弱成了冷暴力，使得所有矛盾都集中在李红身上。虽然在现实中，苏敏的丈夫曾有暴力行为，但导演选择淡化这一点，而是放大了日常生活中的压抑感。为何如此处理？因为冷暴力能让观众更容易代入，制造对立感。

电影最尖锐的批评在三代女性的关系中显现出来。1980年代，李红因为父亲的一句“女娃读什么大学”被迫辍学；而到了2020年代，她已经是外婆了，却又被女儿要求：“妈，你再帮我带一年孩子。”小雪看似是现代的独立女性，痛恨父亲的专横，支持母亲离婚，却在自己失业后，理直气壮地要求母亲继续当免费的保姆。当李红终于怒吼道“我和你一样需要生活”时，小雪愣住了。她从未意识到，自己也在剥削母亲。

导演使用了“春秋笔法”，将所有的矛盾和不幸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这种处理方法虽然加强了戏剧性，但也简化了现实中的复杂困境。这样做暴露了创作者的投机心理，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而是一个符号化的“压迫者”。当孙大勇催促妻子做饭时，他敲击厨房玻璃；当他把烟灰弹在桌子上时，银幕外的观众早已被引导到既定的立场。这不仅不是对现实的真实呈现，反而是在制造一个靶子。

鲁迅曾在1923年提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一个世纪后，《出走的决心》似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电影宣传时，高举着“女性觉醒”的旗帜，但剥开这层外衣，核心却不过是老套的爽文套路。受苦的母亲突然觉醒，毫不犹豫地抛开一切，潇洒地上路。这种叙事风格，和短视频平台上那些“逆袭剧本”相似，只是将“屌丝逆袭”替换成了“中年女性出逃”。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的商业算计。苏敏的真实旅行充满了经济压力，她为了赚取路费做直播带货，被网友骂为“炒作”，还和女儿一起还贷款、买车。但电影却只留下了那些公路美景和社交媒体上的点赞，忽略了经济压力和家庭裂痕。这样的选择性美化，更像是为了让观众得到一碗心灵鸡汤，而不是在致敬原型。毕竟，承认“出走需要钱，需要狠心，可能会遭遇众叛亲离”等现实问题，远不如拍出“放开油门，奔向自由”的画面更具治愈感。

在片尾，小雪突然醒悟，主动开始照顾孩子，这种强行的和解更加暴露了创作者的胆怯。他们既想消费女性的苦难，又不敢真正挑战传统的家庭结构。最终，所谓的“觉醒”变成了安全区域内的行为艺术。谁不想去享受生活、放飞自我呢？这和性别无关，谁不喜欢消费呢？

实际上，影片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性别矛盾，而是阶级矛盾。导演故意将矛盾转移到家庭内斗上，煽动群众间的内部分裂，却忽视了更根本的社会问题。导演将李红的困境归结为性别压迫，却对更残酷的阶级现实视而不见。1980年代，李红因贫困辍学；到了2020年代，她凭借三十年积蓄才买得起一辆二手车。这些本可以揭示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的细节，却被匆匆带过，转而将矛头指向“父权制”。这种简化既幼稚又危险，可能误导观众。现实中，更多的女性像李红一样被困在流水线、外卖站、育儿嫂等底层岗位上。她们并非不想“出走”，而是根本没有能力走。房贷、学费、老人医药费如同铁链，将她们牢牢束缚。当导演让李红面对雪山张开双臂时，那些在城中村出租屋里艰难挣扎的女人们，却成了被遗忘的背景。

如果导演拍成一部公路片，用正面的事例去表现，我或许会欣赏，但现在这种直接的攻击手法让我感到反感。《出走的决心》最令人不适的是，它将结构性矛盾转化为情绪消费。导演深知现代年轻人面对的痛点，诸如原生家庭创伤、职场歧视、育儿压力等，于是李红的故事成为了一个容纳各种情绪的容器，观众可以将自己的不满投射其中。然而，这种愤怒是廉价的。影片回避了真正的权力结构，转而将矛盾放大至家庭冲突中。母女之间的争执、妻子与丈夫之间的冷战，这些私人领域的矛盾被放大成社会议题，而真正的剥削者却消失在了视野之外。当观众为李红的“觉醒”而鼓掌时，或许该问问自己，是什么让“996”成为常态？是谁让教育、医疗、住房等变成沉重的负担？又是谁在不断压低家政工人的工资？

将这些问题简化为“性别战争”，无异于对癌症患者只贴上创可贴。当小雪指责母亲“自私”时，镜头没有呈现她自己作为互联网从业者的996日常；当李红最终驾车离开时，影片避开了中老年女性再就业的艰难。这种片面的叙事本质上与“女性要对自己好一点”的消费主义话术相似。它提供了情绪的释放，却拒绝面对真正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