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秋文｜数字人文与重构电影史——兼论中国电影史学的空间转向

摘要：数字时代，以数据挖掘、计量方法为基础的数字人文研究对于中国电影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中国电影史学需要与时俱进，积极拥抱数字人文浪潮，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借助数字人文研究，我们能够从多方面丰富和拓展中国电影史学的研究路径。在人文学科空间

转载自《艺术管理（中英文）》，

2025年第一期

数字人文与重构电影史——兼论中国电影史学的空间转向

作者简介

檀秋文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审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内容摘要

数字时代，以数据挖掘、计量方法为基础的数字人文研究对于中国电影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中国电影史学需要与时俱进，积极拥抱数字人文浪潮，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借助数字人文研究，我们能够从多方面丰富和拓展中国电影史学的研究路径。在人文学科空间转向的理论驱动下，我们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人文方法，从空间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国电影与城市空间、影人生命路径、影片传播轨迹等，可以为未来的中国电影史学打开新的学术增长点。

关键词：数字人文；中国电影史；大数据；数字史学；空间转向

近年来，数字人文研究的浪潮席卷各个人文学科。对数字人文的讨论如火如荼，运用数字人文方法所展开的定量研究成果均层出不穷，这些都给传统人文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电影学科也不例外。笔者在中国知网上用“数字人文 and 电影 or 计量电影学”为关键词组合进行了检索，截至2025年1月，共得到117条结果。经过手动剔除无太大相关性的结果之后，笔者得到86条结果。笔者更进一步运用citespace软件对这86篇文章的关键词进行了分析，得到了相关的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1）。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所呈现的关键词聚类中，有大量一眼就能看出来与中国电影史学直接相关的关键词，如“影人年谱”“满映”“早期电影”“费穆电影”“吕班电影”“成龙电影”“史东山”等，再加上“媒介考古”“电影修复”“打斗风格”“中国电影档案”“起源论”“源代码”等同样与中国电影史研究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大约占据了图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比例。这表明，数字人文方法进入电影学科之后，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用其开展了电影史方面的研究。这一现象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即：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数字人文方法进入中国电影史研究中？数字人文又会给中国电影史学带来怎样的变化？

一、从原子到比特

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颇有远见地预言了互联网给人类社会以及人们的生活带来的种种转变。他指出：“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数字时代，信息的存在形式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他更进一步指出，“从原子到比特的飞跃已是势不可挡，无法逆转”，因此，“现行社会的种种模式正在迅速转变，形成一个以‘比特’为思考基础的新格局”[1]。

更通俗一点解释，在传统社会中，信息保留在纸张或其他的物理载体上，而这些物理载体以原子为基本单位①。在数字时代，信息更多是由0和1的二进制数字存在，以比特（bit）为最小单位，是一种虚拟性的数据②。这种虚拟性的数据又可以分为“数字化的数据”和“原生化的数据”③。数字化的数据是将原本以实物形式存在的内容和信息，经过数字化扫描手段，将其从实物形式转化成数字形式。原生化的数据指那些从一开始就以数字形式存在的信息。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原生化数据包括网络游戏、数码照片、电子邮件等。实际上，在信息化社会，随着数字化手段的不断进步，我们接触到的信息都将逐步从原子转向比特。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普及，这种虚拟性的数据数量已经极为庞大，人类社会也因此迈入了大数据时代。2024年全国数据工作会议透露出，2023年，全国产生的数据总量是32ZB。[2]如果将这些数据存储在容量为1T的移动盘上，则需要320亿个这样的移动硬盘。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因其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也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人类可以‘分析和使用’的数据在大量增加。通过这些数据的交换、整合和分析，人类可以发现新的知识，创造新的价值，带来‘大知识’‘大科技’‘大利润’和‘大发展’。”[3]可以说，大数据是人类历史上所进行的一场力度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都前所未有的变革。

实际上，数据越多，其中蕴含的信息就越丰富。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我们可以在微观层面对每个人进行数字画像，从而可以了解每个人的兴趣爱好、生活习惯、活动轨迹等；在宏观层面，可以读解出一个国家在人口、地理、消费、语言、经济、性别等不同维度的信息。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国都将数据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抛开安全层面的问题不谈，实际上，在如此海量的数据面前，单凭人力显然无法完成对数据的读解和分析，必须借助于计算机和相应的计算工具。

毋庸讳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海量数据的涌现对各行各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学术研究也无法置身事外。对于任何一个学者，尤其是人文学者而言，“随着海量专业文献资源的涌入，人文学者的阅读能力及文献能力与文献资源的规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人文学者无法从海量文献资源中找到所需信息。丰富的数据以及便捷的资源获取途径方便了人文学者获取各类资源，但也进一步加重了‘信息迷航’问题”。[4]那么，人文学者如何才能在面对海量文献时，走出这种由“数据过载”导致的“信息迷航”？“人文学科从人类的过去中诞生，它向我们解释了什么是现在的人，并引导着我们去想象在未来成为更完整的人意味着什么。”[5]实际上，在数字时代，人文学科的核心任务依然不变，只不过需要在研究方法和形式上因应时代产生相应的变化。

陈寅恪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6]当越来越多的信息资料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时，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就会相应发生变化，学者看问题的方法、研究环境等都会发生改变。这也意味着，在信息化和大数据的浪潮下，立足于传统方法之上的学术研究需要吸收新的方法，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海量的信息。毫无疑问，这种新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数字工具挖掘庞大数据背后的人文信息，也就是数字人文的研究指向。正如有学者所言：“数字人文对传统人文学术的渗透和影响并不仅仅是因为数学、信息科学、计算机技术等所谓强学科的辐射力所致，也不是史学学者等人文学科工作者的主观性择优选择，更为根本的因素是包括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研究基础设施和学术环境发生了变化。简要来说，是由于获取知识和知识传播的体系发生了改变，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学术时代，不一样的知识世界。”[7]

1949年，罗伯特·布萨神父与IBM公司合作，对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上千万字的著作进行计算机编目和索引，被世界公认为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开端。从那以后，借助计算机技术开展人文研究的尝试始终未曾断绝。只不过在早期，受限于计算机性能以及所能够处理的数据量，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被称为“人文计算”（humanities-computing）。其研究对象也仅局限于文字。直到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得到极大发展，能够获取的数据越来越多，这才更进一步突出了计算机处理海量数据方面的能力和优势，所能够分析的对象除了文字之外，还包括了图像、声音、数字、视频等。“人文计算”也在2000年前后正式发展成“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④，并在各个学科如火如荼地展开。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推进，以比特形式存在的“内容本身可以依托不同的形式，比如文本、图像和视频”[8]。在全球化时代，伴随着互联网将整个地球连为一体，“地球村”借助网络得以实现。数据与知识生产的关系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各种数据库和数字平台的出现，为以比特形式存在的各种信息和数据提供了展示和呈现的场所。信息资料的传递无比快捷，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更轻易地获取，打破了以往少数机构或个人对知识的垄断。在前两者基础上，我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显然更加便利，这将有助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投身其中，从而取得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就。这也意味着，数字人文研究必然孕育着新的知识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

二、数字史学与数字时代的电影史学

前文已经说过，数字时代的学术已经无法置身时代的浪潮之外，即便是看起来相对比较高冷的历史学研究也不例外。实际上，数字化时代已经“影响了我们对过去的感知，包括探索历史和交流历史发现的方式”[9]。特别是“当机器可读格式（machine-readable）的数据不断增加时，历史问题就可以用算法工具（algorithmic tools）来分析，并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呈现研究成果”[9]。在这一背景下，“数字史学”的概念也呼之欲出。

在汉努·萨米尔看来，“数字史学研究是一种考察和呈现过去的方法，它利用新的传播技术和媒体应用，并尝试利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生产和传播历史知识”[9]。也就是说，数字史学研究以网络技术和机器对数据的分析作为基底。数字人文研究的开展同样涉及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依托的技术基础、以数字化文本为依托的数据基础、以数据分析与处理工具为依托的工具基础。[4]在这里，数字史学与数字人文研究相互呼应，具有共通点。也有学者认为“数字史学是数字人文在史学领域的应用”[10]。毕竟，随着以数字形式存在的信息数据不断增加，“研究者必须收集、组织和管理大量数据，开发新的数据分析方法并得出结论，使用数字工具和平台来展示成果”[9]。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史学研究确实可以看成是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在史学领域的渗透及其带来的改变。“在数字史学的研究范式下，历史文献不仅是可以被细读、被互校的对象，还是一种蕴含着丰富链接的数据宝藏，文献之间有着内在的呼应关系。”[11]

如是观之，作为“电影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12]的电影史学，也需要因应时代的变化而与时俱进。“数字史学的诞生前提也就是出发点，是越来越多关于过去的信息以数字化形式出现。”[9]就电影史研究而言，当数字化扫描和识别技术日臻完善之时，以往以实物形式存在的电影拷贝、文献资料也很多都已有了数字版本。在这种背景下，“文本越来越多按媒介、容量、格式等分类”[13]。因此，在电影史研究中，引入计算机技术和相应的计量方法进行数字人文研究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了。

“麦克尼尔认为，对历史研究而言，（传统）文献为王的时代已经度过了其巅峰期，新时代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史料和研究方法。”[14]对于历史研究而言，以往需要泡在各大图书馆、档案馆中“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皓首穷经式求索资料的方式固然依然存在，但毋庸讳言，各种数据库的出现已经给包括电影史学在内的人文研究在资料查找上带来了极大便利。实际上，随着大量数据库的建设，对数据库的使用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电影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电影史学者们也都早已习惯于在研究中使用信息技术。无论其自身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数字时代都已经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改变着研究方式。然而，当我们使用鼠标和键盘在各种数据库中检索浩如烟海的文献，在感慨文献的数字化为研究带来极大便捷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数据库对学术研究而言是否只有提供资料一个作用？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方法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更有价值的信息？

中国学术界目前正处于数字人文的蓬勃发展期，正在从以数字化方式进行人文资源抢救、整理为主转向以数据驱动、计量研究为引领。“数字时代为视觉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见性”[15]，因此更好地实现资源整合，推动数字人文视域下中国电影史学的进一步转型，“则是在‘重写电影史’之后，再一次‘建构’亦即‘重构电影史’的努力”[16]。

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中文领域对电影的计量研究，滥觞于2019年在《当代电影》上公开发表的《计量电影学的理论、方法与应用》（杨世真撰）、《统计方法与导演风格研究》（巴瑞·索特文撰、杨羽裳译）、《Cinemetrics：面向计量电影学的人文赛博平台》（尤里·齐维安文撰、许迪声译）。这三篇文章也可以看成是数字人文方法在中国电影研究中的肇始。自此之后，以计量研究为代表的数字人文方法逐渐被中国电影学者接受，相关成果既有理论层面的探讨，也有具体的实操性研究。

总体来看，数字人文方法进入中国电影史研究为时尚短，相关成果还处在萌芽阶段，需要更多的实操性研究去进行更深入的探索。目前，这些实操性研究成果多是由多人协作产生的（参见注脚⑤所列论文）。这其实就是数字人文给电影史学带来的首要影响，即研究方式的改变。传统电影史研究多是学者个人单枪匹马在故纸堆中逡巡，以对文献的精细解读为基础。数字人文研究则具有跨学科或学科交叉的特点，涉及数据挖掘、计量工具的使用，甚至大量数学方法的介入，这已经超越了传统电影史学者的能力范围，因此需要在开展研究时进行团队协作，甚至跨学科的团队协作。这无疑给传统研究方法和研究习惯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也意味着中国电影史研究者需要更加主动地拥抱时代，更加积极努力地实现学术研究方法的转型。

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文本也可以‘溶化’成无形的、随时可以变革和重新塑造的大量数据。”[17]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确立一种科学的基于大数据的计算思维，是时代的迫切需要”[18]。这句话提醒我们，数字人文研究的核心在于“数据驱动”，大量的数据是数字人文研究开展的基础。杨世真、陈刚、乔洁琼、李春芳、陆丹琦、任瑞琪等多位学者的计量电影学研究成果⑤，都是个人或与他人组成小团队进行的定量分析，需要处理的数据量相对较小，尚缺少对大规模数据的统计、量化与论证。要想真正进行大数据挖掘，就必须要有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相应平台为依托，也就是需要加强电影史专业型数据库和数字平台建设，在通用型数据库基础上尽快实现数据集成，因为“建立基础设施，以支持大规模协作工作的最基本目标是而且应该继续是扩大和深化知识领域的机会，并使其更有效地与更广阔的生态系统联系起来”[8]。

需要看到的是，在文学、历史学等领域，专业数据库基础设施的搭建已经非常成熟，“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开放平台”“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学术地图发布平台”“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历代典籍总目分析系统”“智慧古籍平台”“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等数据库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相关学科以及相邻学科的研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基础作用。在电影学科，尚无在规模和应用广泛性上能与上述平台相媲美者。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大数据实验室联合开发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hinese Cinema Knowledge System，以下简称“CCKS平台”），具有影人年谱、电影计量、影人作品等相关信息，并基于该平台开发了计量工具CCKS-cinemetircs，因此使得其具备了作为学术基础设施的可能，但其中收录的数据还需要进一步丰富，便利研究者使用，才能使其真正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基础设施。

“数据、平台和团队是数字人文建设的三大核心要素。”[13]此前关于基础设施的讨论中，视角多集中在作为物质基底的平台、数据库、工具等，但要想更好地发挥这些平台、数据库、工具的价值，人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具备数字思维和数字人文研究能力的“人”的培养和团队建设也理应被视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一代的电影史学者，如果不在数字思维与批判性的人文主义之间自然融合或无痕切换，将会不可避免地迷失在大数据或AI的汪洋大海之中。新一代电影史学者，必须具备基本的反思数字、媒介与技术、文化的专业能力，还要在人机共生的未来可能中，走向更具智慧和魅力的人文主义。”[16]新时代创新型电影史学人才的培养要求兼顾多学科面向，在具备基础的人文社会科学、艺术素养的同时，还要兼具数字素养、批判思维和创新素养。在观念上接受数字人文方法，在行动上能够进行实操性的计量分析，这些都是对电影史学者提出的挑战。

三、数字人文与中国电影史学的

空间转向

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能催生新的知识内容生产，有助于对历来单一的、线性视角下的中国电影史研究进行丰富拓展，尽可能展现特定历史节点中的人物和事件，并以此来透视其所在的时空切面乃至整体。数字人文研究有助于中国电影史学者们不断探索新的思路，也能够拓宽我们理解、探索和呈现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路径。例如，中国电影史学者们可以进行社交网络分析，探寻影人之间的关系、与其他社会圈层的关系，以及在创作时影人间的相互协作关系；对影片的剪辑、台词、色彩、声音、景别、表演等进行计量分析，探寻影片的风格特点；对影人的著述进行语义分析，以便更准确地把握影人的观念变化……这些都是可以进一步开拓的研究方向。

在数字人文带来的多种研究路径的启发中，空间转向是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方向。“数字人文学科扩展了传统人文学科的核心反思功能，使空间研究成为可能，而且还不占用实际空间。”[5]实际上，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历史地理空间可视化是目前数字人文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过去，由于受到技术限制和认识论局限，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现象本身属性及其时间维度的描述较为重视，而对其空间属性则往往忽视或排斥。”[19]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人文学科出现了空间转向。伴随着段义孚、福柯、列斐伏尔等学者对空间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辨，空间维度的研究逐渐引人关注。20世纪90年代之后，空间真正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爱德华·索亚在1996年出版的《第三空间》（Thirdspace）一书，影响广泛。这些学者们的研究充分证明了，空间并不仅仅是地理学的专属领域，人文学科也可以有空间维度。作为人文学科一部分的历史学，自然也不例外。“研究者追寻历史真相的主要任务就是探寻时间、空间、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契合。无论是追寻特定历史人物的活动空间，还是厘清特定空间中历史人物的关系，对历史空间的探究都是不可或缺的。”[18]虽然“历史学家一直强调空间和空间性的意义”[9]，也出现过像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这样历史地理学的经典著作，但受制于技术手段，传统历史学中对于空间的研究成果依然要靠读者借助学者的文字描述去想象性还原。直到数字技术的出现和地理信息系统的成熟，关于历史空间的研究才有了直观化、可视化的可能。数字技术使得古旧地图能够被数字化，以供全世界研究者使用。地理信息系统促成了人文学科中对地理空间的重新发现，可将海量信息和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及可视化呈现。

在人文学科空间转向的大潮之下，电影学科也没有置身事外。“立足于不同的学科，‘空间’（space）及与空间紧密相关的诸多概念——诸如地方（place）、地点（site）、风景（landscape）、城市（city）、世界（world）和环境（environment）——在近年来电影与媒体研究出版物中使用频次的急剧增加，令电影与媒体研究亲历的‘空间转向’同样清晰可见，几乎被推到风口浪尖之上。”[20]受此影响，中国电影学界也逐渐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空间研究。不过，目前对空间的探讨多集中于分析电影文本内部的叙事空间、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等，基本还停留在从其他人文学科中吸取理论滋养，用来分析电影作品内部空间元素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中国的新电影史研究，强调要从经济、技术、工业等更广阔的范围来研究电影发展的历史，是对传统的电影艺术史书写方式的超越。新电影史家们的研究重点也就从影片史转向了影业史——放映史、观众史、影院史、制度史等。“新电影史极大地扩展了电影学者能够研究的领域，也给电影史研究带来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深刻影响到了世界范围内电影史学的发展。”[21]就研究偏好而言，“新电影史学拒绝将电影史看作研究移动影像的一个艺术史分支，而将电影作为一个社会文化交换的场域来研究，其关注点从电影文本和电影作者转移到观众、放映场域和观影体验。这里的放映场域绝不仅仅是传统的电影院，还可以是茶馆、花园、露天地带、录像厅、美术馆、网络空间等”[20]。因此，在新电影史的视域下，与电影放映相关的空间研究也是题中之义。

近年来，伴随着“走出上海”的冲动，区域电影史研究逐渐兴起。研究者们逐渐将视野投向了上海之外中国其他地区电影业发生、发展的过程，试图描绘出中国电影发展的“复线的历史”。这样一种研究动向“恰能直面110多年来中国电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政治、商业、艺术夹缝中呈现出的复杂面貌，以及因战争、冷战和政治制度不同所带来的断裂、分化、变异”[21]，进而“来观照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空间之中中国电影内在的联系、电影人的活动”[21]。可以说，对中国电影发展的“复线的历史”的研究，也是在探寻电影与中国不同地域空间的关系及其存在的状态。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无论是理论准备，还是中国电影史学发展的内生动力，都具备了从空间维度展开研究的基础。“在历史研究领域，空间转向（Spatial Turn）与数字人文技术联系日益紧密，学者们尝试通过空间分析和文本计算将从文献中搜集到的数据关联到地理位置之中以复建历史空间（Spatial History），探寻历史发生、发展和转变的基本脉络。”[18]前文已经提到过，借助相应技术工具对大量数据的挖掘，可以对不同史料进行连接和可视化呈现，进而能够为中国电影史学带来新的拓展。数字人文研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发现史料，还可以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为我们提供另一种理解中国电影史的角度和视野。当下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多按年代来划分不同主题，体现的是线性的时间思维。电影自舶来之后，其发展历程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息息相关，因此电影在全国不同地区的放映和流通、电影文化在全国的扩散、影人的活动轨迹、影人居住地的选择、影片在同一城市上映的轮次、影片在不同城市之间流通的路径等，都需要从空间的角度重新进行思考，而这些，都是目前在电影史研究中尚处于空白的领域，亟待开拓。“对电影史研究而言，空间的存在至少和时间的存在同样重要，某些情况下甚至更重要”[22]，因此，在数字人文视域下，只要有足够多的数据，依靠相关地理信息系统，就能够更直观呈现出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的空间轨迹。

“人文学科的‘空间转向’不只是方法问题，人们必须理解空间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23]这句话提醒我们，中国电影史学的空间转向，其根本焦点在于理解人在不同时间、地点、事件中所处的位置、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等。电影史很大程度上是关于电影人的历史。对历史空间的计量和呈现，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追寻特定历史主体的活动空间，以及厘清某一特定空间中不同历史主体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中国电影史学的空间转向并不仅仅局限于新电影史视域下的放映空间，还应直观再现城市历史空间、影人生命路径、影片传播轨迹等，其涵盖范围要明显比新电影史更广阔。尤为重要的是，空间视域下的中国电影史研究，能够通过借力数字人文的计量和可视化途径，更加直观地展现出中国电影复线发展的历史。

总体来看，人文学科的空间转向、地理信息系统的成熟，以及数字人文方法的应用，从理论、技术和方法论等层面为未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打开新的学术增长点奠定了基础。中国电影史学的空间转向值得期待。

结语

“历史学家一直在使用各种数据，但如果能够获取大量的数据，则意味着数据的‘使用’可以指向更广泛的活动范围。”[8]传统历史研究是从细部着手，逐渐通过对史料的寻找和深入分析，一步步建构起整体的框架和视野。数字人文研究则是从宏观入手，通过大量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发现以往没有被发现或者被忽视的点，进而再一步步深入细节当中。正是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变能够为学术生产带来新的灵感。对于中国电影史学而言，学者们需要紧紧把握住数字人文的浪潮，努力适应大数据时代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进而达到“重构电影史”的目标。这既是时代的呼唤、建立中国电影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需要，也是中国电影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内生动力。

注释：

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物理学家认为原子是组成物质世界的最小元素。不过，随着观察手段的进步，现代物理学研究已经发现

了比原子更小的粒子——夸克。本文为表述方便，依然将原子作为物理世界的基本单位。

②当然，数字时代目前也依然有以物理形式存在的数据。只不过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对以比特形式存在的数据的接触会越

来越多。

③实际上，从历史纵深线的视角而言，我们当下也应该充分关注并保存这些“原生化的数据”，因为当数字时代在未来成为历史

研究的对象时，必然会面临着对这些“原生化的数据”的处理、分析和研究。

④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4）一书正式提出了“数字人文”的概念。

⑤这些研究成果包括：杨世真《计量电影学的理论、方法与应用》（《当代电影》2019 年第 11期），陈刚《计量电影学与费穆电影结构的可视化路径》（《电影艺术》2020 年第 4 期），范倍、郭柳蹊《风格的代际转移：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计量学研究》[《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21 年第 3 期 ]，范志忠、于欣平《计量电影学视阈下新主流电影工业集体创作的可视化路径》（《艺术百家》2021 年第 6 期），乔洁琼《中国早期电影风格管窥（1922—1937）——基于计量电影学视角》（《电影评介》2021 年第 22期），唐媛媛、师志豪《计量电影学视域下的红色电影研究》（《电影文学》2022 年第 10期），李春芳《〈阮玲玉〉计量分析与中国早期影人图谱》（《电影艺术》2022 年第 4 期），陆丹琦、任瑞琪《成龙电影“顿进追逐”动作风格的计量考察》(《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4 年第 4 期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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