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前，鸳鸯蝴蝶派文人在电影界的表现十分亮眼。那时候，中国各影片公司拍了约650部故事片，绝大多数都有鸳鸯蝴蝶派文人参与制作，说他们撑起了中国电影的半边天一点也不为过。

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历程中，有一群曾被骂作“逆流”的文人——鸳鸯蝴蝶派，他们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掀起两次电影创作高潮，为中国电影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背后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上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前，鸳鸯蝴蝶派文人在电影界的表现十分亮眼。那时候，中国各影片公司拍了约650部故事片，绝大多数都有鸳鸯蝴蝶派文人参与制作，说他们撑起了中国电影的半边天一点也不为过。

1924年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被称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鸳鸯蝴蝶年”。包天笑率先受聘于明星公司当编剧，写出了《可怜的闺女》《空谷兰》等剧本。

其他像周瘦鹃、程小青等众多鸳蝴文人也纷纷加入电影界，一边写小说，一边当编剧或做电影宣传。其实在包天笑之前，就有鸳蝴文人涉足电影行业，比如1923年朱瘦菊进入上海影戏公司担任编剧和字幕说明，还参与拍摄了《弃儿》。

这些鸳蝴文人刚进入电影界时，其实也没啥经验，大多把写剧本当副业，跟着导演、演员们慢慢摸索。

但他们有自己的优势，写的小说本来就很受市民欢迎，故事离奇曲折，充满悲欢离合，正好符合电影的需求。而且他们在社会上人脉广、名气大，本身就是票房的保障。

随着他们的加入，国产电影开始复苏。之前上海的电影院基本被外国影片垄断，国产片只能在二、三流小影院放映，内容还不行，吸引不了观众。但鸳蝴文人创作的剧本太精彩了，一下子丰富了观众的视野。

比如1926年《空谷兰》上演后，创下13万票房的神话，这在当时默片时代可是最高记录。后来这部影片还代表中国参加了莫斯科国际影展，影响力可见一斑。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电影界又掀起了古装历史片、武侠神怪片的热潮。1928年，明星公司出品的《火烧红莲寺》改编自平江不肖生的小说，这部影片在情节、摄影、特技等方面都有很大突破，作为武侠片的鼻祖，一下子带火了武侠神怪片。

在1928年至1930年间，上海50家电影公司拍的近400部电影里，武侠电影就有250部左右，占了60％。

以往的电影史对这类电影的消极意义批判较多，但在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艰难，武侠电影中那些行侠仗义、锄奸扬善、善恶有报的情节，

给了他们暂时的安抚和缓解，反映了人民渴望强大、反对压迫的美好愿望，所以这类电影的存在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而且明星公司好几次经济危机都是靠鸳蝴派电影度过的。1923年靠《孤儿救祖记》转型成功，1926年《空谷兰》创下票房佳绩，1928年《火烧红莲寺》系列不仅解决了财政危机，还赚足了有声电影投资的资金，

让明星公司在有声电影摄制上领先一步，这足以看出鸳鸯蝴蝶派的魔力。

鸳鸯蝴蝶派文人投身电影界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上海孤岛时期（1939年 - 1941年底）。虽然时间短，但涌现出大量有影响力的作品。程小青、范烟桥等鸳蝴作家为国华、金星等影片公司创作了很多电影剧本，题材多以古装片以及旧小说改编为主。

有从民间传说、弹词等改编来的电影，比如《三笑》《西厢记》；也有改编自张恨水、刘云若等北派老牌鸳蝴作家小说的影片，像《夜深沉》《金粉世家》。还有徐卓呆创作的李阿毛系列滑稽喜剧电影，很受观众欢迎。

孤岛时期的上海，政治局面复杂，日寇汉奸侵占租界，电影界也很混乱。

鸳蝴文人大都跟政治绝缘，在紧张的气氛下，他们创作的电影娱乐与商业品性更加突出，但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在嬉笑荒诞中常常隐现借古喻今的寄托，影射着现实世界，这其实也是他们在乱世中表达态度的一种方式。

鸳鸯蝴蝶派文人能掀起两次电影高潮，并非偶然。他们本身就扎根于市民文化，写的东西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知道观众喜欢看什么。家庭伦理、爱情故事、武侠传奇，这些题材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而且他们懂得结合时代背景，在不同时期推出符合观众心理的作品。早期解决国产电影的生存问题，用精彩故事吸引观众；

乱世中用武侠神怪片给百姓慰藉，用古装改编片借古喻今。他们还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比如广泛的人脉、丰富的创作经验，为电影的成功助力。

从电影发展的角度看，他们打破了西方电影的垄断，建立了中国电影自己的叙事形态，让电影从简单的技术展示变成有故事、有情感、有内涵的艺术形式。虽然他们曾被指责为“逆流”，但在电影史上，他们的贡献不可忽视。

鸳鸯蝴蝶派文人用两次电影高潮，证明了自己对中国早期电影的重要性。他们或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流”，但却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让电影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成为了百姓的精神寄托，也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不管处于什么时代，贴近观众、懂得观众的需求，才能让艺术真正扎根。

来源：虞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