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花》：被人工养大的大棚花

摘要：作为一部对底层女性生存困境的聚焦，《向阳花》以刑满释放女性高月香的挣扎为主线，试图呈现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存真相。然而，从这部电影的成片来看，只能说作为导演的冯小刚早已在自己的上层舒适圈里待的太久了，也无愿真正去走进底层女性的生活，于是一部充满了臆想男性视角的女性

文/梦里诗书

作为一部对底层女性生存困境的聚焦，《向阳花》以刑满释放女性高月香的挣扎为主线，试图呈现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存真相。然而，从这部电影的成片来看，只能说作为导演的冯小刚早已在自己的上层舒适圈里待的太久了，也无愿真正去走进底层女性的生活，于是一部充满了臆想男性视角的女性边缘群体电影，注定不伦不类。

《向阳花》最为明显的问题，是对底层女性的刻画充斥着符号化的猎奇。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兰西雅饰演的黑妹，两人“犯罪前科”被简化为“为女儿犯罪”与“出身贼窝”的粗暴设定，她们的苦难被浓缩成人工耳蜗、残疾亲属、代孕勒索等极端事件，这里并不是说不能用这些事件去呈现戏剧张力，而是当这么多的极端内容被拼凑在一起，与其说是在展现现实，不如说是将苦难异化为满足观众窥视欲的“奇观”，来达到自诩的看点。

更让人尴尬的是男性创作者对女性互助的臆想。片中女性情谊的建立依赖于“共同受难”的被动联结：高月香因女儿残疾学会手语，借此与聋哑黑妹产生羁绊；狱警邓虹的援助被塑造成圣母般的救赎，缺乏现实逻辑支撑。而高潮部分“姐妹结拜”的仪式感，竟以叩拜关公像完成，这种男性江湖气的植入，彻底暴露了导演对女性互助本质的误读，至少在这部电影里底层女性的联盟本应是生存策略，而非江湖义气的性转版本。

由此影片标榜“直面底层苦难”，却陷入了“苦难堆砌等于深刻”的误区。电影将职场霸凌、暴力催债、权色交易等社会病灶一一罗列，而主人公应对每一次困难的“逆袭”则全部都依赖巧合来完成，又试图用“互助姐妹团”对冲个体悲剧，但姐妹情谊的刻画始终是流于表面的，最终，“向阳而生”的口号化主题与巧合串联起来的剧情，反而形成了电影最为刺眼反差。

人物的问题同样如此，拿高月香这一女主举例，赵丽颖对人物的拿捏本身就水土不服，方言台词尤为生硬，其角色行为逻辑更是自相矛盾——前一秒为钱擦边，下一秒因“善良”放弃交易；穷到买不起卫生巾却花钱扮警察行骗。这种“富家女体验生活”式的矛盾，就是《向阳花》自身对边缘底层女性“何不食肉糜”的幼稚想象，这些不合实际的内容，消解了底层真实困境的沉重感，其他的配角也都只是沦为强化戏剧冲突的工具人。

被消费的“她力量” 使影片看似在为女性发声，实则只是在“消费苦难”。高月香的“狠”被简化为“抄家伙”“爆粗口”的行为标签，其内在的女性生存智慧却被弱化。当角色反复强调“我们只想活得像个人”时，空洞的口号背后，电影从未能触及结构性压迫的根源，结局的崩塌尤为明显：洗车行创业成功、短视频营销逆袭的设计，用理想主义童话消解了前期的生存重压。这种断裂暴露了创作者的投机性——既想以“苦难”赚取共情，又不敢挑战观众对“圆满结局”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