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唯一的家园》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本应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电影界乃至整个社会的胜利时刻——这部由双方艺术家合作完成的影片，罕见地令分属两个群体的创作者共同站上世界的舞台接受赞誉。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在为此欢庆。该片获奖引起的反响与影片本身的接受情况恰恰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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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家园
No Other Land
导演: 巴西勒·阿德拉 / 拉谢尔·瑟尔 / 尤瓦尔·亚伯拉罕 / 哈姆丹·比拉勒
编剧: 巴西勒·阿德拉 / 拉谢尔·瑟尔 / 尤瓦尔·亚伯拉罕 / 哈姆丹·比拉勒
主演: 巴西勒·阿德拉 / 尤瓦尔·亚伯拉罕 / 哈姆丹·比拉勒
类型: 纪录片制片国家/地区: 巴勒斯坦 / 挪威
语言: 阿拉伯语 / 希伯来语 / 英语
上映日期: 2024-02-17(柏林电影节)
片长: 94分钟
原文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5/03/16/opinion/no-other-land-documentary-israel-gaza.html?searchResultPosition=3
作者：Rania Batrice & Libby Lenkinski
作者：Devika Girish
校对：鸡蛋面
大自然的搬运工
《唯一的家园》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本应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电影界乃至整个社会的胜利时刻——这部由双方艺术家合作完成的影片，罕见地令分属两个群体的创作者共同站上世界的舞台接受赞誉。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在为此欢庆。该片获奖引起的反响与影片本身的接受情况恰恰成为了影片试图记录的那场现实斗争的缩影。以色列文化部长更将此次奥斯卡获奖称为“电影界的悲哀时刻”。
《唯一的家园》记录了从2019年到2023年，以色列军方在约旦河西岸的马萨费尔亚塔地区实施的破坏和一系列强制迁移举措。影片从巴勒斯坦平民的视角展开讲述——他们长期遭受定居者骚扰，家园被以色列军方摧毁。同时，影片暗藏玄机：四位电影制作人中的两位——一位巴勒斯坦人和一位以色列人在共同抗争中建立起的友谊，构成了影片的第二重叙事。该片在叙事张力和情感共鸣上的突破早已受到认可：它曾获得2024年柏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唯一的家园》奥斯卡获奖
但成功引来了反噬。在柏林的颁奖台上，巴勒斯坦电影制作人巴西勒·阿德拉呼吁德国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以色列犹太籍联合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随后解释道，当他们回到家乡，将再次回到不平等的现实——亚伯拉罕可以自由通行，而阿德拉却毫无行动自由。亚伯拉罕将其称之为种族隔离制度，这引起了以色列媒体的愤怒，也令他们的德国盟友坐立不安。未等他们返回中东，亚伯拉罕就收到了死亡威胁，他的家人遭遇骚扰，甚至一群暴徒包围了他的住所。
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两位导演的发言并没有比他们在柏林时更激进。“《唯一的家园》反映了我们几十年来所承受的严酷现实，”阿德拉对观众说道。亚伯拉罕补充道：“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下——我享有民事法律下的自由，而巴西勒却受制于军事管制法……难道你们看不出我们的命运早已紧密相连？”
《唯一的家园》获奖发言现场
似乎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们一样被那四位电影制作人——两位巴勒斯坦人，两位以色列人——手捧小金人的震撼画面所打动。获奖之际，似乎正是这个巴勒斯坦-以色列电影制作团队挑战支配该地区的零和博弈逻辑的时刻。
奥斯卡颁奖次日，以色列文化部长米基·佐哈尔向由该部门资助的文化机构和电影院发送信函，敦促他们不要放映这部电影。佐哈尔部长表示，“《唯一的家园》恰恰证明了，公共资金不应支持’服务于国家敌人’的内容。”佐哈尔指责这部电影，以此证明其倡导的影视监管政策之必要——限制公共资金流向可能被视为"反以色列"的创作项目。
以色列文化部长米基·佐哈尔
然而，这部电影并未获得一分公款资助。尽管遭遇以色列政府的敌视，它的成功恰恰揭露了一个日益压制异见而非与之对话的体制。
这一幕早已成为以色列令人疲惫的常规模式：政府官员释放愤怒信号后数小时内，极端主义团体、极端民族主义者和Telegram匿名群组便闻风而动。不久后，煽动性恶搞图像在社交媒体上泛滥。
在这个频繁煽动暴力且有着血腥历史的国家，此类言论不应仅仅被视为口舌之争。它也可以被解读为行动的号召，令人不寒而栗地提醒着：在以色列讲述真相，可能意味着以生命为代价。
《唯一的家园》剧照
这一次的反击不仅来自以色列方面。巴勒斯坦学术和文化抵制以色列运动（PACBI）在3月5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批评《唯一的家园》，但未明确呼吁抵制。该组织罗列了一系列关切，其中包括指责主创团队未能充分谴责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的行径，以及电影在制作过程中接受了一个被其称为“从事正常化合作”的组织的协助。
认为纪录片中的巴勒斯坦电影制作人被以色列同事利用来获取合法性，或者其他任何理由，都是将阿德拉矮化为傀儡的表现，仿佛他的合作是一种屈从而非自主行为。事实上，阿德拉是一位来自约旦河西岸冲突热点村庄阿图瓦尼（A-Tuwani）的记者兼活动家，这里恰恰是被暴力定居者包围的西岸最为脆弱的社区。
定居者摧毁巴勒斯坦人民的房屋
作为文化组织者，我们深知艺术——尤其是电影，不仅可以教育观众，更承载着推动变革的力量。《唯一的家园》让我们一窥巴勒斯坦人几十年来的苦难经历和惨痛现实。对于我们这些毕生身陷泥淖苦苦挣扎的人来说（原作者语），我们知道这一切只会变得更糟，形势只会愈加严峻。正因如此，支持这部影片及其背后的创作者显得更为重要。
阿德拉的视角真实、亲密、紧迫且充满绝望。他为拯救自己村庄免遭破坏所做出的抗争不是理论上的或象征性的，而是身体上的、直接的（关乎生死存亡的）。事实上，就在他从洛杉矶奥斯卡颁奖典礼回到家后，他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个新动态：又一群定居者袭击了西岸巴勒斯坦村庄。
《唯一的家园》剧照
而亚伯拉罕的贡献同样不能被忽视。正如邻近村庄苏西亚（Susiya）的委员会负责人最近在巴以合办的杂志《+972》中所说，“经过多年的斗争、对抗、逮捕、殴打和强拆，我深知——不是认为，而是确知——如果没有尤瓦尔这样的来自以色列及世界各地的犹太活动家，马萨费尔亚塔的一半土地现在早就被没收并夷为平地了。”
他继续说：“尤瓦尔和数十位志同道合者与我们同吃同住，每天都与我们一起面对士兵和定居者。我邀请所有批评者关掉空调，开车来和我们住上一周。到时我们再看看他们是否还会呼吁我抵制这部电影。”
《唯一的家园》剧照
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企图抹杀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并给他们的以色列盟友打上叛徒的标签。这一立场的辐射范围远远超出了中东。奥斯卡获奖后一周，迈阿密海滩市长以放映这部影片为由，威胁要将一所艺术电影院赶出市政物业。
尽管抵制、撤资、制裁运动（BDS）宣称其目标是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解放与自决权，但在这一事件中，它却损害了直接批评以色列政府的联合艺术创作。
《唯一的家园》不仅是一部电影，它更是一份声明、一场挑战和一次反抗行动。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集体社群能否把握时机，从中汲取力量、建立联结，而不是放任以色列政府和抵制、撤资与制裁运动（BDS）的声明将我们分裂。如果未来尚存希望，那么它必然孕育在这些伙伴关系中，在精诚合作中，在电影人恰如其分所称的“共同抵抗”中。
《唯一的家园》剧照
3月24日晚，巴勒斯坦导演巴西勒·阿德拉在约旦河西岸的家中遭遇袭击。当时，阿德拉正在家中守夜，担心定居者会闯入。突然，一名男子袭击了阿德拉的头部，随后又有两名以色列士兵用枪对准了他。阿德拉倒地后，袭击者继续对他全身进行殴打，导致他头部和腹部受伤流血。袭击发生后，阿德拉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但在救护车上，他被以色列士兵强行带走并拘留。
袭击发生时，阿德拉的同事、另一名导演哈姆丹·比拉勒也在现场。比拉勒表示，当时他看到一群蒙面的以色列定居者手持石头和棍棒袭击了阿德拉和其他犹太活动人士，还砸碎了他们的车窗，划破了他们的轮胎。比拉勒和其他人试图逃离现场，但以色列士兵赶到后，非但没有制止袭击者，反而用武器瞄准了巴勒斯坦人。
遇袭的巴西勒·阿德拉导演
以色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时有“几名恐怖分子”向以色列车辆投掷石块，引发了一场暴力冲突。军方称，他们赶到现场是为了驱散冲突，并逮捕了三名涉嫌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一名参与暴力冲突的以色列平民。
阿德拉的律师Leah Zemel表示，阿德拉和其他两名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被关押在一处军事基地接受治疗，等待审讯。但她没有被告知拘留他们的具体原因。
这起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多个国际组织和电影界人士纷纷发声，要求以色列当局立即释放阿德拉，并确保他的安全。同时，人们也对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这种暴力行为的持续发生。
3月25日，阿德拉被以色列当局释放。他在接受采访时描述了自己在拘留期间遭受的非人待遇，包括被蒙上眼睛、士兵们的嘲笑以及提到了“奥斯卡”一词。阿德拉坚信，这次袭击是对他们制作的电影获得国际认可的报复。
尤瓦尔·亚伯拉罕导演更新事件进展
回归到影片本身，片中的影像直白、无可辩驳且极为残酷。看着推土机和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将巴勒斯坦人简陋的家园和生活连根拔起，令人感到心碎；更让人痛心的是，这些场景与当下社交媒体上大量涌现的画面何其相似。然而，过去几个月的现实告诉我们，仅靠呈现暴力画面本身所能带来的改变远没有我们期望的那么多。早在1980年，约翰·伯格就曾指出，越南战争中记录战争罪行的照片之所以令观众震惊，不仅因为照片内容本身，还因为它们揭露了“观者个人在道德上的不足”。而对于这种道德缺失的赎罪方式同样只是个人的、道德层面的：充其量也就是做出一份人道主义捐助。
《唯一的家园》剧照
然而，《唯一的家园》并不试图博取同情，也无意制造震悚。正如阿德拉在影片结尾处的画外音所说：“这是一个关于权力的故事。” 影片将战争刻画成一种结构，而非一场事件——并以优美且富有诗意的方式描绘了两个同龄年轻人之间的友谊。这两位青年相距仅半小时车程，却生活在一个被他们一再形容为“实行种族隔离”的地区中，政治地位截然不同。而当他们直面以色列士兵的枪口、将身体挡在坦克前时，两个人都显得无能为力。影片的用意并不是让我们在难以名状的恐怖面前感到自身的无力，而是提醒我们：暴力意味着对权力的掠夺——正义只能通过夺回被掠夺的权力来实现。
《唯一的家园》
Film Comment采访
插图 by Sam Whitney/The New York Times
YA：尤瓦尔·亚伯拉罕
BA：巴西勒·阿德拉
你们都是记者。在哪一时刻你们觉得需要用电影这种形式来讲述这个故事？
BA：首先，我们希望能够触及更广泛的观众。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想讲述马萨费尔亚塔的故事，讲述我们社区的故事，以及在那里发生的驱逐。我们遭受的驱逐行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通过不同的法律、建立定居点、对我们使用暴力和推土机摧毁我们的家园和学校。他们年复一年地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痛苦，所以我们想把这作为一个故事，作为一部纪录片来呈现。
YA：制作电影时，你可以勾勒出一条线索，把许多事件串联起来。当你从更远的角度来看，你能看到一项清晰的政策，而如果你只关注个别的新闻事件，有时候你会错过这种联系。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制作电影时，你既可以触及事实真相，也可以触及情感的真相。例如，巴西勒提到过控制我们生活的外部法律。这种情况带来一种无力感：你站在推土机前，被实施占领行动的士兵包围；你别无选择。你可以写下无力感，但当你感性地看待它——我认为只有在纪录片中才能做到这一点——它会在另一个维度击穿你。
《唯一的家园》剧照
去年11月，我参加了由贝鲁特的Bidayyat组织的一个系列放映活动，这个组织在叙利亚革命期间成立。我问其中一位创始人穆罕默德·阿里·阿塔西——他曾是记者——为什么在战争期间要用电影讲故事？他回应的其中一点就是，作为记者，总是有被要求看起来客观的压力，否则你就无法获得他人的重视。但在电影中，你可以是主观的——你可以身处其中并讲述这个故事，人们会认为它是合法的。
YA：有时我们把客观性和主观性看作是二元对立的，但世界上有许多真相，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些真相。对我们来说，纪录片必须真实。有时人们理解客观性就是要呈现“两边”的故事。但如果你看看马萨费尔亚塔，这根本不是一个“两边”的故事。
就像加桑·卡纳法尼说的，它是“剑——”
YA：“——和脖子之间的对话。”没错。如果你不把它描绘成剑和脖子之间的对话，那就更客观，因为它呈现了现实中存在的权力不平衡。
《唯一的家园》剧照
电影中有很多暴力镜头，我知道这些镜头是三年前拍的，而现在同样的事情仍在发生——那种重复的疲劳感。但电影中也有你们俩在一起玩耍、开车或交谈的温馨时刻。你们是怎么决定影片结构，并能在这两种模式之间找到平衡的？
BA：暴力和拆迁，马萨费尔亚塔的驱逐，从1980年代他们首次宣布该地区为射击区开始就一直在持续。但另一方面，生活还在继续。人们结婚生子。军队摧毁，我们重建。所以我们必须告诉观众，我们是人类，我们有自己的生活。这些被军队摧毁的建筑，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学校、房屋。这就是这里的生活，如果没有占领，这些生活本可以非常美好。
YA：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确定该如何平衡生活场景、我和巴西勒之间的对话与暴力场面，让观众能够忍受并观看这部电影。我们希望他们看到暴力，因为这很重要，尤其是对西方人来说，他们对这种暴力负有责任并为暴力行为摇旗呐喊，但我们又不想让观众完全失去兴趣。简单来说，这是通过不断试错完成的。我们与安妮·法比尼（Anne Fabini）合作，她是一位住在柏林的罗马尼亚电影剪辑师。她在找到这种平衡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还参加了一个叫做“Close Up Initiative”的项目，它是一个位于比利时的组织，由西格尔·耶胡达（Sigal Yehuda）领导，这是一个顾问网络，专门为来自中东的电影提供支持，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初次导演的作品，帮助我们与资助者建立联系并提供反馈。我们最近也参加了圣丹斯电影实验室。
圣丹斯国际电影节
你们能谈谈寻找资金的过程吗？听说你们起初很困难。
YA：我们决定不接受以色列的资金。我们想保持电影的完全独立，这就限制了我们获得资金的方式。巴勒斯坦电影资源并不丰富。
BA：我们不想要来自那些正在对我们进行种族清洗并将我们赶出家园的政府的资金。
YA：这就是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以色列国家资助电影的历史惯例，他们会以提供资金为条件，限制电影对政府批评的程度。最近就有一部叫做《H2：占领实验室》的电影遇到了这个问题。
起初确实很困难，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脉。前两年我们几乎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做电影的。
《H2: The Occupation Lab》海报
正如他们所说，是“按规章来做”的。
YA：没错。然后通过Close Up，我们与圣丹斯和IDFA（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取得了联系，找到了挪威的制作公司Antipode Films，最终成功筹集了一些资金。但这种方式不可持续。我们所采取的方式并不能为其他电影所复制，因为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做免费工作（笑）。
电影中我最喜欢的一段对话是，尤瓦尔抱怨关于马萨费尔亚塔的文章没有多少阅读量，而巴西勒温和地批评他说：“你太热切了，想在10天内解决一切，并恢复原状，但这一切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我觉得很受触动。这其实是一种作家和艺术家常有的傲慢，认为自己的作品可以带来改变。你们是如何与这种情感以及电影中频繁提到的无力感斗争的呢？
BA：我们没有太多工具可以去抗争。而且我们知道有很多宣传正被散播——某个体系在竭力掩盖真相，而我们在影片中讲述的就是这一点，拍摄现实的艰难。我知道只要这个社区还存在，我们就需要继续发声、拍摄、写作、运用社交媒体。每一部分都在我们的行动主义中，甚至这部电影也在其中。这是对抗宣传的斗争。这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你必须写下所有的事情——这些攻击、生活的点滴，你必须去记录现实。你必须建立这个过程，并且延续下去。
《唯一的家园》剧照
YA：你说得对，因为我总是对电影节上的那些人感到震惊，他们都有这样的叙事：艺术将改变世界，这种说法真的让人不适。这正是我和巴西勒相遇后改变的地方。当你处在特权地位，生活对你来说容易时，你可能会低估它。但实际上，你必须非常有耐心，并且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任何影响。我们把这些放在电影中，是因为巴西勒在电影里说的话，“那就是关于权力的”。我们所观察到的权力结构是军方与马萨费尔亚塔居民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也希望批判性地看待作家、记录暴力的人与暴力受害者之间的权力不平衡。
《唯一的家园》镜头内外的暴力行径
正像电影中哈伦（Harun，他被以色列国防军射伤并成为了瘫痪患者）的那段镜头，当西方记者来采访他和他母亲时。
YA：哈伦的母亲说：“所有这些记者都来了，但我们得到了什么？哈伦仍然住在洞里。”纪录片有时试图掩盖这些元素，以呈现一个干净的画面，但我们认为展示这一点是对的，因为它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它是有问题的，和权力关系有关。
BA：如今，很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失望，因为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我们来拍摄他们的家被摧毁，他们重建，然后推土机又来了将它摧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回来过四五次，他们看着我们，问：你们为什么还在做这件事？就像那位士兵对尤瓦尔说的——只要改一下日期，这不就是在不断发生的、同样的事吗。我不确定这能用来做什么，但对我来说，这是唯一的希望，或许有一天它能改变什么。如果我不做，我就要问自己：我还能做什么——保持沉默，让这一切过去吗？
冲突热点地区儿童
电影和新闻报道之间的另一个区别是，新闻报道是应对性的。某些事情发生后，接下来的几天你就去报道它。而电影需要时间。在处理2020年和2021年发生的事情时，展示它们直到2024年是怎样的感觉？电影的后记显示哈伦在拍摄后去世了。电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你正在与“幽灵”一起工作。
YA：这一直在持续。曾有一所学校，过去被摧毁了，但你知道当你在编辑这些镜头时，又有另外五所学校被摧毁了。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你在编辑过去，但过去和现在如此相似，而你知道将来也会如此。还有一个叙事方面的挑战是：你如何去呈现这一点？重复的画面是好的，但任何一种故事都需要有动感，而作为记者你有时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你会陷入日常的事件中。然而，在制作纪录片时，你会退一步去看，看到事物的进展：他们破坏了水源，拆掉了道路、学校和医院。你看到了他们如何一步步摧毁整个空间。
《唯一的家园》剧照
你们使用了哪些电影制作工具？电影中的不同场景有不同的画质和质感。
YA：我们的摄影师瑞秋（Rachel Szor）使用的是一台Lumix GH5相机，一台4K相机。然后，巴西勒和我也用我们的相机拍摄。
BA：4K相机，可以手持，这让我们更容易跑来跑去。但档案资料是用不同的相机拍摄的——手机、邻居的DVD，或者录像带。有些镜头是2005年拍的。所以它是这些元素的结合。
YA：有一场镜头是一个女人被射击，那是当巴西勒的相机坏了时，用某个人的手机拍摄的。
BA：在拆迁的场景中，我们事先知道会发生，所以带上了自己的相机。但有时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发生得非常迅速，我们就会拿起手机。比如拍摄我表哥被射击的那一刻：我听到尖叫声，便跑到相机旁开始拍摄。我们不能像拍摄电影那样说：“现在我准备好了，你停下来，去拿灯光设备，做这些准备工作。”
《唯一的家园》剧照
我必须说，这部电影看起来非常美丽，真要给你们的团队点赞。
YA：对我们来说，确保电影质量非常重要。关于暴力的影像已经有很多了，而人们会变得麻木。我们在寻找一种让人们再次看见的方式。你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有时候拥有非常好的技术呈现也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帮助人们看到他们原本不会看到的东西。
在电影中，你们谈到了你们之间的差异：尤瓦尔，你可以去约旦河西岸看巴西勒，但巴西勒，你不能去看尤瓦尔。这些不对等的情况在电影节上有出现过吗？
BA：我的意思是，来到这里的过程肯定是不同的。尤瓦尔可以从特拉维夫的机场飞到这里，而我得从南部搭车一路走到耶里哥的边境。现在西岸的很多道路都被定居者的士兵封锁了，所以你得找到办法到达耶里哥，然后在边境接受检查才能进入约旦。你必须提前几个小时甚至一天才能进入约旦，然后从市中心去机场。总共花了我30个小时。
YA：对我来说，只需要四个小时。
《唯一的家园》剧照
尤瓦尔，你在电影中说过，学阿拉伯语改变了你的政治观点。有没有某个特定的时刻或经历让你看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
YA：学阿拉伯语很重要，因为它让我能认识到更多的人。我遇到了像巴西勒这样的人，你不再仅仅知道有占领，而是从心底感受到它。你关心某些人，并看到这个系统是如何对他们如此残忍、不公的。这不仅仅是理性上知道一种语言和理解某些东西，而是从情感上理解更深的东西。当我五年前第一次在马萨费尔亚塔见到巴西勒时，那天士兵们突袭了巴西勒的村庄。他们带来了大量的兵力，摧毁了羊棚。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震爆弹。巴西勒可能从……我不知道从什么年龄就听到过了。看到如此多导致百姓家破人亡的暴力手段，令人震惊。而为了什么呢？为了摧毁一个羊棚？那次经历让我感到责任重大，也让我想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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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非院线
片
唯一的家园لا أرض أخرى
导演: 巴西勒·阿德拉 / 哈姆丹·比拉勒 / 尤瓦尔·亚伯拉罕 / 拉谢尔·瑟尔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巴勒斯坦 / 挪威
语言: 阿拉伯语 / 希伯来语 / 英语
上映日期: 2024-02-17(柏林电影节)
片长: 9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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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纪录长片
豆瓣
8.4/10
IMDB
8.3/10
AlloCiné
3.7/5
适合人群
10+
深焦推荐指数
值得一看
胤祥 ★★★☆ 值得一看
电影学者
确实非常震撼而且确实非常能让观众共情，不过注意视听的话那这对巴以CP（剪得真有CP感，真的可以在一起了）的戏也拍得太好了，故事线完整，机位丰富，打光都很漂亮，时刻都有人在旁白拍（Basel自己拍的镜头其实用得很少），甚至上一个镜头还是摄影机冲地面下一个镜头冲进车里机位早都摆好了。不是说摆拍搬演不可以，而是说这里面有多大成分是（另外两个署名导演）把这对CP推到台前来做frontmen？这俩人有多大的表演成分（比如那个相遇），台词有多少设计成分？其实最打动我的反而是Basel旁白部分的档案影像，这完全是可以做个散文电影，或者往Docdrama走得更远一点。现在这个，反正纪录片得看多了就是一眼假……上述对技法的批评不代表对题材和政治表达的批评。木头人 ★★★☆ 值得一看
普通影迷，第三届深焦影评大赛冠军
素材组织、剪辑思路和制作水平确实比较粗糙，很多人提到的以巴CP在我看来是画蛇添足，完全从巴勒斯坦导演的视角出发会更有力。但这片能拍出来就已经让人不忍苛责，可以说是今年奥斯卡给得最有意义的一个奖。面对家园的随时被毁，巴勒斯坦人的平静比起痛哭更令我震撼，因这绝望的境地已持续多年，连绝望都成了习惯。影像成了某种反抗的慰藉，只有相信能改变什么，才能继续这无望的抗争。电车 ★★★☆ 值得一看
深焦DeepFocus 编辑
当听到巴勒斯坦人无奈地诉说这场抗争已经持续了超过二十年时，瞬间意识到了影像的局限性。想通过一部纪录片为他们做点什么自然没错，在有限的时长里尽量多地展示冲突以获得更多关注度自然也没错。而剪辑素材以外的那些被困住的无聊的度秒如年的时光，是没办法记录下来的，只有真正在承受这一切的人懂得那般苦楚。电影通过剪辑带来的这份共情，不及他们痛苦的万分之一。《电影的七段航程：戈达尔论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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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焦 往 期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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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深焦DeepFoc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