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平原上的火焰》上映前，被豆瓣评为“2025年最值得期待的华语电影”。早在2021年，这部电影曾就以原著小说的名字《平原上的摩西》作为片名入围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定档于同一年的12月24日在国内上映，彼时“东北叙事电影”、“双雪涛作品首部改编”、“
《平原上的火焰》上映前，被豆瓣评为“2025年最值得期待的华语电影”。早在2021年，这部电影曾就以原著小说的名字《平原上的摩西》作为片名入围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定档于同一年的12月24日在国内上映，彼时“东北叙事电影”、“双雪涛作品首部改编”、“周冬雨刘昊然领衔主演”，每一个标签本就足以拉满期待。还有3天上映时，电影突然被撤档，此后是改名，删减、补拍。
一别四年，很多原本聚集的能量或已被时间打散，被延宕一再拉高的唯有观众对电影的期待。但平原最终没有燃起烈火，电影上映后，豆瓣评分5.7分，票房预测不超2000万。
文｜孙若茜
电影《平原上的火焰》改编自双雪涛2015年发表在《收获》上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2016年小说出版成书，凭借文学圈朋友们的相互推荐，不少人在那时就读了这部后来被视为“东北文艺复兴的代表作”。电影上映，很多人还是冲着小说走进影院的，我也一样。
看完，一起观影的朋友说：“我终于知道《平原上的摩西》讲的是个什么故事了。”他语气略带调侃，并不是在说自己没读过小说，或者曾经没有读懂。恰恰相反，作为对小说再熟悉不过的“原著党”，他是在对电影表达一种终于卸下期待的情绪，情绪有些复杂，包含理解也带有失落。“一个半小时，能把故事讲清楚其实就不错了。可是太清楚，好像就不过瘾了。”他补充说。
《平原上的火焰》剧照
小说《平原上的摩西》所写的并不是一个难以讲清楚的故事，但作者双雪涛用了一种不那么着急讲清楚故事本身的方式。他以人物为单元，不同的人物角色站在各自的视角上完成几页独白，讲自己、讲别人、也讲故事的一角，比如小说一上来就是庄树的父亲庄德增的叙述：“1995年，我的关系正式从市卷烟厂脱离，带着一个会计和一个销售员南下云南。离职之前，我是供销科科长，学历是初中文化，有过知青经历，返城之后，接我父亲的班，分配到卷烟厂供销科……”他讲自己和妻子傅东心第一次见面：“她问我读过什么书，我绞尽脑汁，想起下乡之前，曾在同学手里看过《红楼梦》的连环画，她问我是否还记得的主人公是谁。我回答记不得，只记得一个女的哭哭啼啼，一个男的娘们唧唧。她笑了，说倒是大概没错。”这样，故事的气氛和重量，是在一个个普通人三言两语的讲述中先于情节浮现的，被汹涌的下岗潮裹挟的人物命运也是在这样交互的讲述中趋于完整。
2023年，导演张大磊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的剧集登陆“迷雾剧场”，6集，一共7个多小时，同样“不着急”：率先铺满屏幕的是细节、意象，迷人的环境音有时显得嘈杂但又似乎充满隐喻，长镜头从遥远的地方缓缓地推近又再度拉远……奔着破案跑到“迷雾剧场”的观众们在弹幕中大喊：“案子呢？！尸体呢？凶手什么时候出来！！”
原著的一部分叙述动力确实来自在沈阳发生过的一个真实的连环抢劫杀人案：5名下岗工人和无业人员组成的团伙，预约出租车，坐到荒郊野外就把司机杀死。接着，他们开着车去抢劫个体批发商或者储蓄所，后备箱放着司机的尸体。抢劫完，车被遗弃在郊外，他们分钱，分手。很多年后，犯罪团伙被捕，沈阳电视台滚动播放罪犯们在死刑前接受的采访。
这件事给那时还在上初中的双雪涛很大的震动，因此他不止一次把它讲给朋友们听，只不过每次讲的内容都不太一样，他总是抑制不住去修改它。最终，它被写进了《平原上的摩西》。对作家而言，与案件相关的现实只是小说的一个诱因，他从来也没想用案子本身将其填满。案件本身也并不复杂，复杂难解、充满迷雾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在遭遇时代变迁时命运的失序。
相比之下，电影《平原上的火焰》就显得“着急”多了。101分钟，导演张骥去掉了小说中的枝枝蔓蔓，也淡化了书中父辈角色的经历和性格。他放大了庄树和李斐之间的人物关系，拎出“青春”作为电影主要的线索去讲故事。这样一来，故事确实就显得简单多了。在原著中，庄树和李斐是两个孩子，一个夏天的傍晚，李斐想用手里的冰棍去换庄树手里的火柴。从那个时候开始，两个人互为彼此的命运。后来，两个孩子相约平安夜在高粱地见面，李斐要把枯萎的高粱杆烧成一片火做的圣诞树送给庄树。这次约会他们没能相见，沉默的缺席成了故事里每一个人命运的拐点。
在电影里，庄树和李斐分别由刘昊然和周冬雨扮演，“孩子”一跃被谁设定为两个叛逆的少年。不管是孩子还是少年，身上都背负着父辈的困境——他们同样被困着。但他们的表达方式不同：在“孩子”的版本中，他们缺席时几乎是沉默的，每个人都被捆绑在时代的齿轮上，孱弱到发不出声响；而“少年”的版本中，更多些冲撞和撕扯，很多事情究其原委，难逃他们各自的倔强、执着，以及情感的纠葛。案件在电影中推进得很快，电影里的一切都很快：两个少年成长后的转身，叛逆的少年考上警校、断肢的少女行动恢复自如，重逢、接吻、侵占、反杀……似乎来不及思考就已经发生了。
我期待小说中、剧中那些时间的褶皱，但是电影里的时间飞跑，不时被扯出的是断裂的沟壑，很多时候需要观众自己跳过去——如果我们不愿意自己“跳”，或者根本就跳不过去，那观感就自然而然地断裂了。当然，快或许也有快的好处，至少我们可以迅速地复述“它讲的是个什么故事了。”毕竟只有一个半小时，在这样的时长下，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法吗？
这或许不是我这样的普通观众该去考虑的问题。于是，我问双雪涛：如果你来拍这电影，会选什么做主线，把它拍成什么样？他说：“我得把它拍成三个小时，三个小时能做得更任性一些，但是在电影产业里，有时候任性是不被允许的。”相比写小说，电影的确有很多东西是完全不可控的——它的产品属性更强，同时具备复杂的人文、创作、金钱、舆论、媒体属性等等，想要通过电影很好地表达自己其实很难。
不可控的还有电影本身的命运，这一点在《平原上的火焰》开机到最终上映的过程中实在展现得淋漓尽致——初次开拍时遭遇疫情，运送拍摄设备的车半途而返；2021年定档年底上映，上映前3天电影突然被撤档，此后是改名，删减、补拍。一别多年，很多原本聚集的能量或已被时间打散——观众对东北叙事的陌生感，对两位主演出演倔强的、叛逆的角色的新鲜感，甚至，那时候也没有《平原上的摩西》剧集的先入为主。
上映时间的延宕，使电影失去在很多“先机”的同时又一再拉高了观众对它的期待：期待作为被删减过的电影的“风骨”，期待被删减片段的神秘感，期待电影遵循原著又能超越原著、恐怕还要超越剧集，期待它不失文艺的底色但是又具备商业片的爽感……有些期待听起来很像是祝福，而有些期待注定是要被辜负的。
除此之外，每个观众或许都还有更加个人的具体的期待，比如，我就很期待那些在剧中已经被极致地演绎过的角色——“老舅”演的庄德增、海清演的傅东心，郑昊森所演的童年庄树，结果，出于讲述的需要，这些角色是被一笔带过的。当然，我们并不能用期待越高就越容易失望作为电影票房和口碑双双跌落的唯一解释。双雪涛对此也表示认同，当我问他，是否认为电影最终得到的反馈是因为种种“被动”？他说：其实“被动”也不一定就是坏事，“被动”有时可以显露出本真，可以看到剥离掉种种条件，最终的呈现到底怎么样。
这个回答让我试图重新回到改编的作品中，所谓“本真”是什么。于是，我们再次聊回剧版和影版的不同，用双雪涛的话说，剧集的改编像是把他的中篇小说变成了一个长篇的故事，而电影则是把它改成了短篇小说。他说这种差别其实并不在于时长，而是在于两位导演对故事不同的理解。剧集饱含深情，而电影多一些愤怒和锐利。
两次影视改编，双雪涛都亲身参与其中。从他的角度看，对于90年代，两个导演和他分别带着不同的情感——剧集的导演张大磊，抱持温情和怀念，他把歌唱比赛、喧闹的泳池、长笛等等这些新鲜的符号填充在饱满的生活场景的切片中，不靠剪切，而是用一个个长达几分钟的长镜头将它们串联，镜头从屋内推至屋外，从楼上移至楼下，比小说更加写实地还原生活，甚至可以说手法有些极端。观看者当然需要耐心，耐心会带来震撼。
电影导演张骥对社会转型期的阵痛秉持着更多的批判，他的镜头下有暴力、有愤怒。很多人因此定义它是一部通俗的商业片，双雪涛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通俗”。他看到张骥在电影美学上的追求——他喜欢黑色电影，庄树和李斐的拉扯被演绎地很像黑色电影里经典的、男人对蛇蝎美人的追捕，看似直接的表达下有很多隐晦的东西藏在其中。
对于90年代，双雪涛的情感比较复杂，少年时代，他因为生活境遇无法接触、享受90年代所谓文学红利、电影红利，感受到更多的是社会变动中个体的痛苦。对于那个“那些好东西”与他无关的年代，他自然没有多少怀念，愤怒也理所当然存在。读小说的时候，我们不难体会到那愤怒像一块大石头被肋骨包裹在胸口，让人哭不出来，也骂不出声。
我问双雪涛，他是否在意导演表达的情绪与他对90年代的感受不同，是否在意他们的表达与小说的内核有所不同。他回答：不。他希望看到的恰恰是小说被拓展，而不是被完全重现。在双雪涛看来，《平原上的摩西》目前的两个影视化的版本，两位导演都各自展现出了他们极端的美学主张。但不同美学主张的片子如何对接到适合它们的观众，似乎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
来源：影视伪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