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高大泉变成“高大全”,《金光大道》里描绘的过往还能继续吗?

快播影视 内地电影 2025-03-19 21:21 1

摘要:1974年摄制、1976年上映的《金光大道》,作为特殊年代的银幕标本,曾在70年代末掀起观影热潮。这部改编自浩然同名小说的作品,以集体化道路为主题,其叙事手法深深烙印着"三突出创作原则"的印记。

1974年摄制、1976年上映的《金光大道》,作为特殊年代的银幕标本,曾在70年代末掀起观影热潮。这部改编自浩然同名小说的作品,以集体化道路为主题,其叙事手法深深烙印着"三突出创作原则"的印记。

影片中那句极具戏剧张力的台词"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本是作为反面教材批判的资本主义宣言,却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转向中,意外蜕变为激励生产的经济口号。这种语义的颠覆性反转,恰似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时代语境的剧烈变迁。

更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主人公"高大泉"这一承载理想的姓名,经民间话语转化凝练为"高大全"的文艺批评术语。这个诞生于80年代中期的特殊符号,精准概括了特定历史时期文艺创作中脱离现实、刻意拔高的典型症候,成为解构"假大空"叙事的美学标签。

在这场跨越十年的符号嬗变中,作家浩然始终是争议的焦点。支持者认为其作品忠实记录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村图景,批评者则指责其创作受制于时代局限。这种围绕作家与作品的持续论争,恰印证了文艺作品在历史长河中复杂多义的空间。

1970年,浩然蜷在通县大白楼村的老乡家里,煤油灯将枯瘦的影子投在糊着旧报纸的土墙上。窗棂外呼啸的北风裹挟着时代浪潮。此时距他完成《艳阳天》改编已过去五年,但导演林农在长影厂的消息仍让他心头一紧。两人在长春电影厂招待所重逢时,玻璃窗上的冰花正折射着1973年寒冬的肃杀。"他们说你反对'三突出'?"浩然递过搪瓷缸的热水,蒸汽模糊了镜片。"我不过说肖长春是人不是烟囱!"林农的回应让两人笑出了眼泪,这笑声里既带着艺术理念的共鸣,也裹着知识分子特有的黑色幽默。

1975年北京东方饭店三楼走廊里,总回荡着玻璃瓶轻磕木门的"叮当"声——那是林农拎着半空的酒瓶晃悠着回房。他军绿色中山装的四个口袋总鼓鼓囊囊:左边揣着牡丹牌香烟,右边藏着火柴盒,前胸口袋永远别着支钢笔,后腰却总不经意露出半截酒瓶标签。

这个身高一米八的东北汉子,总把特大号搪瓷茶缸往窗台一墩,茶渍斑驳的缸底便印出个浑圆的月牙痕。服务员小刘送来的午饭在桌上凉成坨,他却拧开二锅头仰脖就是三大口,喉结滚动时带动灰白鬓角微微颤动,末了抹着嘴笑:"酒是粮食的魂儿"

1974年长春电影厂小白楼前的平房里,三十瓦灯泡在泛黄的稿纸上照出层层叠叠的指纹。林农的烟灰缸里堆满烟头,每当走廊传来杂沓脚步声,他便条件反射般用剧本盖住钢笔——这已经是《创业》剧本第十三次集体讨论会,二百多双眼睛正盯着他笔下未干的墨迹。

"高大全同志这个转身动作,必须配合'东方红'旋律!"女工代表拍得搪瓷缸叮当响,溅出的茶水在剧本扉页洇出褐斑。浩然低头假装记录意见,余光瞥见林农把铅笔咬出深深牙印。

林农的导演椅永远支在监视器三米外,这个烟不离手的东北汉子,每天清晨都要演员们赤脚踩田埂。当饰演吕瑞芬的王馥荔提着竹篮走过麦田,他忽然拍腿大喝:"停!京戏的台步收起来!"吓得姑娘慌忙后退,绣花布鞋陷进松软的春泥里。监视器里回放的画面,恰巧定格在她弯腰扶篮时鬓角垂落的碎发,这个自然流露的瞬间后来成了影史经典镜头。

首映礼那晚,王馥荔躲在影院最后一排。当银幕上的自己用围裙擦汗时,满场观众爆发的掌声惊落了她手中的瓜子。散场时被影迷围堵,她下意识摆出京剧谢幕的云手,忽然想起林农的训导,慌忙把手藏进的确良外套——这个生硬转换的动作,却被记者抓拍成次日《人民电影》的头版配图。

深冬的北京,吉普车碾过东四胡同的薄冰,在浩然家门口甩出两道泥印。当记者裹着军大衣钻进书房时,发现暖气片上摞着半尺高的手稿,油墨味混着煤炉的烟气在玻璃窗上凝成细密水珠。浩然正伏案疾书,钢笔尖在第三部手稿上戳出点点墨痕,忽然停笔笑道:"你们这是催命呐!"顺手抛来两本牛皮纸包着的初稿,惊得煤灰从炉膛里扑簌簌落下。

抄稿组在八一电影厂腾了间办公室,六张行军床拼成环形工坊。午夜灯光下,打字员小赵的麻花辫沾了复写纸蓝印,她每隔半小时就要把冻僵的手指伸进搪瓷缸取暖。我们边抄边改,发现"钱彩凤"这名字时,孙羽突然拍腿大笑:"前踩凤?您这是让人家二婚媳妇站不稳呐!"

浩然披着棉猴推门进来,正撞见这幕。他摘下结霜的眼镜,在炉盖上烤着镜片:"范克明这名字,原是写反特小说时随手抓的,谁成想你们当密码破译。"炉火映得他鬓角银丝泛金,手稿堆里忽然飘起张被烤焦边的纸页,孙羽慌忙用茶缸扣住,倒泼出半杯茉莉花茶。

改编会常被这样的插曲打断。有次讨论"谷新民"的戏份,打字机突然卡住,滚轴上缠着的色带恰巧拼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字样。众人哄笑中,浩然摸出钢笔在会议记录背面写写画画,竟当真拟出个新人物名字——那页涂鸦后来被裱进长影厂史陈列室,成了特殊年代创作生态的鲜活注脚。

浮沉中的相守

1998年春末的劲松小区,楼道里飘着槐花香,敲开301室的门时,正撞见杨普桥蹲在水泥地上择荠菜。老式台灯的暖光笼着书桌,浩然枯坐如泥塑,手指机械地摩挲着泛黄的《艳阳天》扉页,纸页上洇着经年累月的汗渍圈。

"他如今比哑巴还省心。"杨普桥撩起围裙擦手,搪瓷盆里的野菜沾着晨露,"前晌菜市遇见个戴眼镜的后生,追着问《西沙儿女》的结局——我倒是想说,可那手稿早让耗子啃成碎末了!"窗外的玉兰花瓣扑簌簌落在玻璃上,像给尘封的书架挂起素帘。

2002年盛夏的北影厂灵堂,石膏像肩头落满香灰。展开连夜赶制的挽联,十部电影标题在洒金宣纸上连缀成河。王馥荔突然抢过浆糊刷:"林导最烦字歪。"她踮脚调整挽联时,鬓角银丝扫过"艳阳天"三个字,泪珠在金箔上折射出虹光。

孙羽抱着褪色的场记板踉跄进门,板子上还粘着1975年的通告单。当念到"共涉《大渡河》",他突然哽咽着摸出半截牡丹烟——正是当年在蓟县外景地,林农总别在耳后的那种。胶片盒堆成的花圈后,灯光师老李正给道具组的遗孀比划:"那会儿林导吼人时,连麦田里的麻雀都不敢扑棱翅膀。"二十年前的场记本在众人手中传阅,某页潦草记着浩然探班时的批注:"谷新民的烟袋锅该系红穗",墨迹已晕成模糊的晚霞。

来源:回味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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