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乱世佳人》是一部享誉世界的经典影片，以史诗般的叙事风格给电影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部由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主演的影片为何成为经典？或许会从英美文学和女性研究专家海伦•泰勒的解读著作《乱世佳人》中找到答案。这书本的中文版，近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
编者按：《乱世佳人》是一部享誉世界的经典影片，以史诗般的叙事风格给电影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部由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主演的影片为何成为经典？或许会从英美文学和女性研究专家海伦•泰勒的解读著作《乱世佳人》中找到答案。这书本的中文版，近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
海伦•泰勒是美国南方文学和文化以及女性写作方面的专家，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档案的梳理和对影片的细致分析，发掘《乱世佳人》内含的勃勃雄心和惊人的制片水准，同时还探究了它给电影行业带来的改变、对人们日常用语的影响，以及一代影迷经久不衰的喜爱。此外，作者还展示了主演费雯•丽的最新档案材料，并结合有关这部电影70余载的学术成果和丰富的大众文化现象，从性别、种族等角度呈现出这部经典电影所产生的多层面的影响。以下文章摘自书中，题目由编者拟。
为什么今天的女性仍然深爱斯嘉丽？
文/海伦•泰勒 译/李思雪
身处前女性主义时代，费雯•丽确实是一个被男人包围的女人，她被男人占有，被男人爱慕，被男人左右自己的人生——却没有培养出用来对抗将其团团包围的父权围墙的女性特质。人们经常引用乔治•库克对她的评价：“一个为美貌所累的完美演员。”
从来没有一位女演员被要求出演这样一个最为激动人心的角色，也没有人被要求如此持续地进行角色塑造。她依次展现了美貌、丑陋、高贵、平凡，却永远是一团不灭的火焰。
学界近期从劳伦斯•奥利弗和费雯•丽档案馆藏中发现了新信息，在此之前，这名女演员在传记和流行话语中均被描述为脆弱、需要关爱和神经质的——她的演技经常被放在这个维度下审视，仿佛她一直在本色出演，而非演绎角色。她最为成功的两个角色时常被暗示为反映费雯•丽作为女性的分裂自我——在斯佳丽最艰难的挣扎时刻，她表现出的紧张忧虑被归功于这位女演员对情人劳伦斯•奥利弗的思念，而非她本人的表演才能。在她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两部作品《乱世佳人》和《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1951）中，她生动形象地从不同又互补的侧面演绎出了声名狼藉的南方佳人。这个被神话化的形象诞生于19世纪早期的种植园浪漫文学，存续于众多流行影视作品中，至今仍在美国南方文化中保留着强大的影响力，总体上就是美丽的白人女孩，通常还很富有。同时，这一神坛上的形象还象征着理想的、未堕落的、纯洁的美国南方。她应当看起来像个正统的淑女，这意味着她必须故作姿态，不能随性自然；她要会操控他人，特别是男人；她还要在意外表，并往往在性和感情方面表现得伪善。
但是在父权制度下的美国南方，这一切终归要付出代价，这些年轻适婚的佳人很快就会转变为崩溃而苦闷的大龄未婚女人，其美貌和性吸引力已然消散，社会地位变得尴尬，精神状况也不太稳定。因此，在费雯•丽（时隔12年）饰演的两个对立的角色——斯佳丽和布兰奇•杜波依斯（Blanche DuBois）身上，她分别化身为被美化和被妖魔化的南方佳人——斯佳丽是“南方的幸存者”，一个被迫鼓起勇气、充满创业与反叛精神的美国老南方形象，战胜失败，勇于牺牲；布兰奇•杜波依斯是“南方的受害者”，代表着抑郁的、施受虐狂式的战后美国新南方。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日渐难以共存的南方女性气质，当然，也是患有躁郁症的女演员自身的病理学呈现。
然而在两部影片中，丽均对角色进行了富有广度与复杂性的刻画，相形之下，上述观点的片面性立刻暴露出来。在《欲望号街车》中，她表现了这个女人的脆弱与狡猾，她的生存之道是在他人面前伪装自己、用情爱掩饰自己的脆弱。丽呈现了灵活又令人心碎的表演，在夸张的喜剧和恐怖剧之间游移，同时又不断博取观众们的同情和喜爱。在《乱世佳人》中，从第一幕起，斯佳丽的出场几乎就是对白人南方佳丽的戏仿，丽的表演举重若轻。她那钢木兰的决心被轻轻地笼罩在招摇轻佻的面纱之下，那就是阻挠阿希礼迎娶他表妹的计划，并让自己取而代之。这一幕展现出丽刻画女性人物的功力，她需要为求生存排除万难，洋溢着智慧与对自身魅力的自信，还有不自觉的幽默感——随着剧情的展开，她充分地表现出上述的全部特质。在两部影片中，她都展现了极强的喜剧天赋，呈现了两个女人的独断专横、撒谎成性和自我吹嘘。
评论家莫莉•哈斯克尔指出，崇高的浪漫“来自男性角色而不是女性角色”，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浪漫的男人们却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让斯佳丽失望。她的父亲把对塔拉庄园的红土地心怀敬意的理念灌输给她，却在她的母亲逝世之后精神错乱。阿希礼•韦尔克斯被证明是个在工作和爱情上都毫无勇气与想象力的人。瑞特在逃离烈火中的亚特兰大之后，抛弃她奔赴战场，留下她独自面对化作废墟的塔拉庄园、母亲的去世与无助的家人；（在最棒的一夜激情）之后，瑞特又带着他们的女儿远走欧洲，最终在她最为脆弱的时刻夺门而去。然而，在男人们外出攻打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之时，大后方的女人们需要应对各种现实问题和情感问题，她们能提供给斯佳丽的抚慰也十分有限。她坚忍的母亲由于照顾一个生病的“穷白佬”而去世。身体虚弱的玫兰妮只能在战时和重建工作中提供很有限的支持，她由于难产去世，留下斯佳丽照看一蹶不振的阿希礼。故事的结尾，唯一一个与她一起坚强存活下来的母性角色是她忠诚的前奴仆黑妈妈，一个不被允许有任何脆弱时刻的女人。
费雯•丽传达了一种冷静的现实主义和女性在绝境中的奋不顾身与进取气魄，同时也通过让斯佳丽过于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太把自己当回事儿而制造出幽默效果。她不仅是美国南方上层阶级白人女性的缩影，同时也代表了成长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代人，他们在大萧条的饥饿年代中成长，面临着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威胁，并即将进入一场可怕的世界大战。她也代表了努力维系家庭的女人们，不管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她们都竭力使家人和家庭团结一致。在著名的“永远不会再挨饿”一幕当中，斯佳丽傲然孑立，一个庞大的家庭和那些被解放的奴隶们都指望着她，她庄严地接受了挑战。一位钢木兰化身为一位离经叛道、前无古人的女性主义女英雄。
这部作品质询并推翻了正统的性别角色及人们的预设。女性主义评论者们注意到斯佳丽身上的大男子主义特征以及她对传统女性行为和情感体验的逐步拒斥。比如科拉•卡普兰（Cora Kaplan）写道：她的女性气质是乔装出来的，其背后隐藏着腹黑又活跃的雄性野心，为了活下去并获得成功……她在处理与男性的关系上多是不动感情且与性无关的，她也不愿扮演母亲这个角色。而瑞特就负责让她感受到性的愉悦，并且通过将孩子从她身边带走，唤起她的母性。
近来，评论者詹姆斯•A.克兰克将酷儿理论应用在原著小说上，认为这是“一个对爱情的憧憬感到不安的爱情故事”，斯佳丽和瑞特皆抵触他们天生的美国南方女性/男性的身份，因此，他们乐于“违背性别、阶级、种族和性取向方面的行为规范”。他认为两人之间的吸引力并非基于欲望，而是一种“共享的观念、残忍无情的性格还有与‘旧南方’社会秩序愤世嫉俗的决裂”。他引用酷儿理论家们的观点，认为如果说斯佳丽•奥哈拉是被男性化的，那么她的爱情对象阿希礼•韦尔克斯则是被女性化的。他对诗歌和哲学的爱与斯佳丽废话少说式的实用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最终这个人物也被证明是一个懦夫和可怜的失败者。
无人质疑瑞特强硬的男性气概和性能力方面的威武，并且他在两性世界之间泰然自若地游走。他并没有将自己限定在单一性别角色内，他知道怎样选择一顶女式软帽，怎样当一个富有同理心且以身作则的家长，同时也展现了他在赌博、走私和结交妓女方面的歪门邪道。正如詹姆斯•克兰克指出，在共同为其地区性身份认同而斗争的具有男性气概的美国南方男性之间拥有一种强烈的“兄弟情谊”（bromance），但是瑞特却拒绝了这种兄弟情谊（直到小说后面才改变），如同斯佳丽拒绝了姐妹情谊和女性共同体一样。
作为一个非正统的爱情故事，《乱世佳人》打破了许多角色与叙事上的传统。首先，这个故事有关许多种类的爱——父母与孩子之间、爱人之间、朋友之间与战友之间的爱。斯佳丽对母亲的爱以及讨好母亲的渴望，通过矛盾和不安的姐妹之情在玫兰妮身上得到了补偿而后者始终是斯佳丽最不加批判和充满宽容的支持者。对土地、泥土和家园的爱才是最持久的。从第一幕中杰拉尔德•奥哈拉和他的女儿斯佳丽映在火红色天幕和佐治亚土地上的剪影起，影片就暗示着对故土矢志不渝的爱才是使人安定也把人圈禁的东西。矛盾的是，影片的大多数事件都发生在距离塔拉庄园数英里之外的亚特兰大市及其周边。除了努力喂饱饥荒中的一大家人之外，斯佳丽从未对土地的草皮表明过任何兴趣，她似乎把更多的重心放在她利润丰厚的生意上，也更乐意享受舒适的家居生活。只有到了影片的结尾，当她已经痛失至亲之后，她才最终明白了作为家的那块土地能给予她的支持。尽管如此，贯穿小说和电影始终的，是这个由爱尔兰人在美国土壤上建造起来的塔拉庄园所带来的神话色彩，它为家族故事增添了冒险传奇的力量，也为爱情故事增添了超越个体的共鸣。
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三角恋贯穿了小说和电影始终，并且只是在喜忧参半中收场。斯佳丽的感情飘忽不定、缺乏真心，总是毫无规律可言地在两个男人之间游走。瑞特和阿希礼二人代表了斯佳丽在面对重大历史危机时，在理念和实践上迥然不同的反应，在斯佳丽自身故事线的发展进程中，她以不同的方式需要着他们。她对青梅竹马的阿希礼•韦尔克斯穷追不舍的原因在于他珍视塔拉庄园、坚守旧时美国南方的白人价值观，并且与她分享对黄金时代的白人特权与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的乡愁之情，尽管阿希礼经常踌躇不决。他着实缺乏幽默感，并且对激动人心的事情和挑战毫无兴趣。他寄情于诗歌，渴望与玫兰妮在十二橡树庄园里共度平静而优越的生活。
在斯佳丽被迫适应的战后新世界里，瑞特•巴特勒代表了一种冷酷的现实主义，她认同了这种理念，并将这作为唯一的生存之道。他是一个实干家、赌徒以及暴发户，斯佳丽被他的低贱出身、无礼行为和不义之财所吸引。就像每个女人都会告诉你的那样：他拥有一种富有感染力的幽默，这使他成为一个魅力非凡的情人和相处自如的伴侣。他们之间充满着活跃的逗趣，瑞特擅长讽刺，经常拿斯佳丽开玩笑。尽管玫兰妮和阿希礼不断美化并体谅斯佳丽的举止；黑妈妈理解她的所作所为却仍然严厉地评判她；瑞特却是那个愉快地戳穿斯佳丽的南方淑女伪装、拒绝被欺骗的角色。
这也是一个设定在动荡年代的爱情故事。这个家庭故事发生的背景充满战争、土地和财产的损毁以及重建时期的动荡无序。赛尔兹尼克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女人怎样努力适应新的社会秩序并应对战争带来的创伤。
许多女性主义评论者和电影爱好者认为，《乱世佳人》之所以被经典史册拒之门外，是因为这是一部“女人的电影”。它作为一部战争片却没有战争场面，主角是一名年轻女性，电影故事的核心是一段复杂的三角恋，并尤其为白人女性观众所热爱和痴迷（尽管有色人种的女性也是它的粉丝），对“爱情片”的预设和偏见便将它弃置于女性情节剧的角落里。
那又如何呢？女性们热爱它，原因早先我已经讨论过了。毫不吹嘘地讲，它可能塑造了一个最为高大的女性角色，她是我们大多数人见过的最为复杂和反叛的女性电影角色之一；它的主角在重大历史变故的边缘摇摇晃晃，一个特权社会正在她的脚下瓦解，与此同时，她正在应对生活中重大的情感、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挑战；观众们可以不断猜测“斯佳丽能否挽回瑞特”的答案；它拥有影史上最棒的摄影，处处都是视觉和听觉盛宴；巧妙的剧本，惊艳的戏服和丰满的场景设计皆是一流水准。在大男子主义定义的电影正典之中，女性对这部电影的高度喜爱无济于事，但是对于女性（的确也有许多男性）观众而言，这些原因已经足以解释它为何魅力持久。
莫莉•哈斯克尔认为这部“女人的电影”成了“深刻美国性的一部分，这幅油画即便没包含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众生相，至少也具备丰富的层次”。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对于科拉•卡普兰而言，这部作品引发女人们的共鸣，因为“内战前的美国南方为某种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家庭爱情故事提供了背景，这个神话般的时代有着稳定的传统社会关系，但它被美国内战永远摧毁了”。由于奴隶制的余毒，卡普兰认为这种幻影般的历史形象必须被摧毁，“只有这样美国南方才能进入现代工业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她而言，“《飘》带读者回到过去，却坚决让南方抛弃过往”。
如果有人想用名声不佳的贝克德尔测验（Bechdeltest，即检验影片中是否有超过两名女性角色之间的交谈内容与男性无关）检测《乱世佳人》，那么其结果一定是高分通过。《乱世佳人》让一个离经叛道又野心勃勃的年轻女性角色经历了一整段历史和多次人生试炼，涵盖了女性一生中所要经历的多数艰巨挑战——骤然失去少女的梦想和纯真，双亲亡故，又失去了两任丈夫、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和一个女儿，还失去了好友、真爱和挚爱的家园。然而，她却凭借其魄力幸存下来，而不是成为受害者——她以颇富哲学意味的方式应对，把问题留到明天去思考，因为“明天就是另外一天了”。人们时常告诉我，《乱世佳人》给予女性莫大的勇气，让她们奋斗下去并且不必循规蹈矩。
来源：好书共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