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生的际遇有时是很奇特的。我小的时候喜欢看皮影戏，到了北平和天津上学时，就缠着父亲带我看戏，更大一点则看电影，当然是默片了。可从来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电影演员。我那时想：演员在银幕上是什么样的，大概在平时生活里也是什么样。到我自己踏进银色王国的大门后，才知

与谐星卓别林见面

人生的际遇有时是很奇特的。我小的时候喜欢看皮影戏，到了北平和天津上学时，就缠着父亲带我看戏，更大一点则看电影，当然是默片了。可从来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电影演员。我那时想：演员在银幕上是什么样的，大概在平时生活里也是什么样。到我自己踏进银色王国的大门后，才知道这个想法实在是幼稚得可笑。

现在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闻名世界的谐星卓别林，尤其是默片时代，可算红透了半边天。他的化装、演技都极为高明，他的《摩登时代》在中国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可说是家喻户晓，人们称他为"滑稽大王"。在我的想象中，他的为人也一定极为风趣幽默和滑稽的。

三十年代，大约是我从北平回来的第二年，卓别林偕夫人到东方旅行经过上海，在明星公司的安排下，我和他有了一次见面茶叙的机会。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仅胜似闻名，而且会发现舞台上的形象与本人性格不说绝对不同，至少是有点距离的。

卓别林本人谈话确实是很幽默，但绝不流于轻浮，更别说油腔滑调了。我曾经多少有点好奇地问过他：

"卓别林先生，我原以为您一定是很滑稽有趣的。"

他眨了眨眼睛说："嗯，我知道您的意思。不过，请允许我问您一个问题，听说您在摄影棚里和导演合作得很好，您所主演的片子也大都是很严肃的，那么在现实生活里的您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不禁脱口而出："卓别林先生，您真会说话。"一个成功的演员就是要努力塑造所要扮演的角色。

那天和卓别林及其夫人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他谈了他从影的经历。他原是英国人，生在伦敦。4岁的卓别林就曾在伦敦的大剧院代替他的母亲首次登台表演。他童年的生活也很艰苦，当过报童，在马戏团演过小丑，在哑剧团当过演员，哑剧团经常到各地巡回演出，这些经历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物，也给他的演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3年，他随团到美国，就此为美国的电影公司所网罗，从默片到有声片，拍摄了许多喜剧影片。我和他见面时，他已四十多岁，已是个艺术造诣很深的演员。他说他从影的初期，很多片子都是他自己自编自导自演。卓别林成名前，生活道路很曲折，也曾穷愁潦倒，丰富的生活经验与阅历帮助他深刻地塑造角色。

卓别林在美国生活了近四十年，在美国，他达到了他表演艺术的顶峰，但他始终保持着他的英国国籍。1952年，在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受到美国当局迫害，举家移居瑞士，1977年，在瑞士终其天年。那时我已在加拿大温哥华定居，在报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不禁回忆起和他的那次见面。斯人已去，但他留下了他的事迹，人们不会忘记他曾塑造出的那些闪着光辉的小人物的形象。

电影《姊妹花》

1982年2月25日，意大利都灵市举行"中国电影五十年回顾展"。放映的第一部影片是1927年侯曜编导的《西厢记》，第二部就是明星公司的《姊妹花》。在我主演的影片中，这是近年来提得较多的一部影片。

《姊妹花》是写一对孪生姊妹的不同遭遇。这一对姊妹的父亲赵大因为私贩枪支获罪逃避他乡，姊姊大宝跟着母亲（宣景琳饰），二宝跟着父亲。姊妹俩自此分离，直至成年，不但从未谋面，连音信都毫无。大宝自小和母亲相依为命，在农村过着穷苦的生活，长大后嫁给同村的木匠桃哥（郑小秋饰）。由于连年灾荒，桃哥夫妇不得不带着刚出生的婴儿和母亲流落城市。至于二宝从小跟着父亲长大，后来父亲将她嫁给军阀钱督办，换得了军法处长的职位。二宝也生了孩子要请奶妈，大宝迫于生活，无奈只好抛下自己的孩子到钱公馆当奶妈。姊妹相逢不相识，一个是贵人，一个是下人。大宝在钱公馆做了三天工，家里就出了事，桃哥干活时不慎从房上摔了下来，摔成重伤。大宝向二宝恳求预支工钱，救治丈夫。身为贵人的二宝不但不借，还打了大宝一记耳光。大宝为救治丈夫，万不得已，偷了小主人身上的金锁片，不料又为二宝的小姑发现。大宝在惊慌失措中碰倒大花瓶，却又正好砸在小姑头上，以致当场身死。大宝遂以杀人罪被捕。大宝母亲前来探监，正好遇上军法处长，原来他就是自己早年失散的丈夫，于是夫妻相认，父女、母女、姊妹相认，以大团圆告终。

这部电影在新光大戏院上映时，曾爆满两个月。前些日子碰到一位老影迷，他谈起当年上海的盛况，描绘得犹如历历在目。

他说："那时新光大戏院算是一流影院，要看您的电影的话，要三毛钱才能买一张票呢！"

《姊妹花》由我一人分饰大宝、二宝两角，两人境遇、性格各异，虽说自己也很努力去体会，进入角色，但我过去一向演的都是善良的妇女，所以演大宝比较得心应手，演来也显得真实自然，而二宝就比较难了。二宝的霸道、骄横奢侈的作风就不太合我的戏路。但作为一个演员，特别是三十年代的演员，虽然那时我已算是有了一点名气，却仍然要受合同约束，再说我又是公认的"乖小囡"，所以只好硬着头皮，潜心努力，倒也就演下来了。

这部电影也是郑正秋后期力作，他付出很大心力。正由于他循循善诱，这部影片的几个主要演员演来还颇称职。

在这部影片里演母亲的宣景琳比我还小一岁。宣景琳原来的戏路是演贫苦少女的，如她主演的《盲孤女》，她能将盲人的痛苦一一表露，演来自然真实。后来在《早生贵子》一剧中，郑正秋指派她出演老妇人，获得好评。在《姊妹花》一片中，她更是驾轻就熟，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有郑正秋的指导，和她的通力合作，我自己的演出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宣景琳自那以后，就都演老妇人角色。别看演老妇人不是主角，但要找演得好的人选还真不容易。所以宣景琳也就以此著名。

年前王丹凤去美国探望女儿，临走前特地绕道加拿大来探望我，我自是心感盛意。她提到宣景琳，也提到郑正秋的儿子郑小秋，还有许多当年的老同事，有的已仙逝，在世的也都已进入暮年，感慨不已。她并告诉我，"新光"已改名为"上海学术电影院"。作为观摩，《姊妹花》就曾在改名后的该院上映过。距《姊妹花》初映相隔五十多年，这也是一件想不到的事情。

《狂流》《脂粉市场》和龚稼农

前面说过，由于"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我中华的狼子野心，民众的抗日情绪高涨言情片、武侠片、伦理片已非民众所要看到的影片。《自由之花》受到欢迎，《啼笑因缘》《落霞孤鹜》被冷落，《啼笑因缘》还为放映权打了一场官司，"明星"在经济上受到重创。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三巨头不得不面对现实，迎合潮流，改变"明星"的拍片方针。后来听到是由洪深建议，周剑云出面邀请黄子布、席耐芳、张凤梧为"明星"制片顾问。他们的加入，给"明星"的制片工作带进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多少扭转了一些"明星"的拍片方向，使观众的层次提升到知识分子阶层。这才有了《狂流》《脂粉市场》等片的出现，也使我的演出有了新的转型。我也是在后来才知道他们三位用的是化名。他们在文坛上为人知晓的是"夏衍、郑伯奇、钱杏邨"。

我与龚稼农刚合作拍了《姊妹花》，很获好评。接着，也就由我们二人主演《狂流》《脂粉市场》这几部片子。1966年，我们两个影坛老搭档还曾应邀在李翰祥的国联公司当客串演员，在林福地执导，汪玲、杨群主演的《塔里的女人》中演出。当然，那时我们都已年近半百，影片里的我们也已为人父母，说来最近的事也是二十年了。

龚稼农年轻时曾是体格健壮的运动员，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体育系，未从影前在南京体育场当管理员。原来是业余电影爱好者，由业余到职业，他也曾做了不少努力。我在"明星"时期，很多电影是和他一起合作的，不过现在提到三十年代我和他合拍的电影，则以《姊妹花》《狂流》和《粉市场》三部片子为多。

那些年，我在台湾天母居住时，每月还和他见一次面，谈谈往事。他的记性比我好多了。很多事情要他提起我才记得。

我们一起演过青年人的戏，也演过中年人的戏。我忽发奇想，如果我们能再在一起拍一部当"爷爷、奶奶"的电影，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不过，这只是奇想，导演们看到这里可千万不能当真。近年来，我总接到访问邀请，待遇优厚，出这出那，任我提出，但我常说："这条老命可是要我自己出啊！"现在能安安静静做"乖老囡"，能通过纸笔和读者叙叙家常，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

《狂流》由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董克毅摄影，参加演出的除我之外，尚有夏佩珍、王献斋、谭志远。

这部片子是以"九一八"事变后长江流域大水灾的事实为依据而编写的。

这部片子上映后，很获好评。因为这是第一部以长江泛滥为背景的影片，而且片中剪接在灾区实地拍摄的纪录片，在制作上也很严谨，演员阵容也够强。

《脂粉市场》也是由夏衍编剧，我和龚稼农合拍，张石川导演的另一部电影。《脂粉市场》是写一个职业妇女的悲剧。我饰演的李翠芬在家庭完全破产后，不得不进入社会谋生，在一家百货公司当女店员，饱尝人们对职业妇女的歧视和侮辱、讪笑与倾轧，受到上司林监督（王献斋饰）和少店主张有济的不怀好意的追逐。虽有诚恳朴实的青年职员钱国华（龚稼农饰）的关心爱护，也仍感生活前途两渺茫。

这两部影片由于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即使今天看来，也仍是有现实意义的。"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大大提高，观众已不满足于一般的言情故事，迫切要求能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明星"三巨头的优点是能顺应潮流，和有识之士合作。所以《姊妹花》等片上映后，情况也随之好转。

"选后"与其他

从影以来，特别是拍了几部有影响的影片，最感穷于应付的是热情的观众，尤其是影迷了。

我那时虽说片酬与薪金都不低，但我父亲已不工作，上有父母，下有弟弟妹妹，个人也还有些开支，所以也并不感到很宽裕。很多影迷来要相片，这笔开支就够浩大了。人说上海人脑筋动得快，这话一点都不假。那时就有沪江影相馆找上门来，愿意给我拍照，免费代我给影迷寄相片，条件是我一年去"沪江"照几次相，由他们印成明信片出售，我也不收取任何费用。我去试了一下，他们的摄影技术还不错。这是两相皆宜的事情，后来也就这样办，直到我离开上海到香港。也许是这个原因，在民间也就流传很多我的照片，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样又生出很多我意想不到的故事呢？

我不仅需要戏装，当然这个戏装不像京剧舞台的那么复杂，也还需要不时地添置衣服。我的衣服几乎都由上海鸿翔服装店包下来了。那里有几位老师傅，用料、做工很考究，现在恐怕很难找到这样做工考究的老师傅了。我至今还保留了几件留作纪念。

我因取名为胡蝶，所以日用品都有蝴蝶做标记。有一位热情的影迷还给我寄了一张相片。说是在家里辟了一个客厅取名"蝴蝶室"，墙上挂有蝴蝶的标本，沙发套上、靠垫上都绣有蝴蝶。这真是少有的影迷。

1933年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选举电影皇后，这是因为美国电影女明星玛丽·璧克馥得了第二届奥斯卡最佳女演员金像奖，就有"电影皇后"之誉。玛丽·璧克馥来沪访问后，《明星日报》也在每日报端附印选举票，把收到的选票放入特制的"选举箱"。并且郑重其事，当众开票，由于我的票数最多，就得了这个称号。几十年来，这个像游戏之举的称号就一直跟着我，这是观众对我的爱护，我自己确实不敢妄自称大，所以等到所谓的"加冕"礼时，我就一再辞谢。

参加莫斯科电影节

进入电影界，不知不觉已有十年。三十年代中期，先进的影业国家无论在技术或技巧方面，都比电影历史短暂的中国有着足供借鉴的发展。美国是电影的发源地，尤其是好莱坞是全世界的电影中心，我一直期望着有一天可以到这块新大陆，去探索电影王国好莱坞的秘密。可是世事每每出人意外，当我满心向往着好莱坞的时候，命运之神却偏偏把我带到欧洲。可以说，完全出乎意料的我来到了欧洲。然而美洲也好，欧洲也罢，反正一样可以见识更多的新事物，不是吗？所以当我得到出国的消息时，心里依然怀着无穷的喜悦与期待，准备着去一游这海外的新天地。

苏联因为纪念其电影事业成立十五周年，特定于1935年2月21日至3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国际电影展览会，邀请各国选派电影代表团参加。苏联当局给南京外交部发来电报，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电报中，特别指名请我参加。后来据当时在莫斯科中国驻苏大使馆工作的记者戈公振先生告诉我，在发出邀请电前，苏联文化当局曾向戈公振先生询问中国的电影发展事业情况，有无电影明星，等等。

戈公振先生答称："胡蝶是当今中国最红的影星，在新加坡等地都有她的观众，东南亚的影业同行都来中国定购她的影片呢！"

有机会到苏联及欧洲考察一下外国的电影事业，以提高中国电影的水平，自是影业人员神往之事。只是名额有限，在确定代表人选方面费了不少周折。我算是得天独厚，得到了苏联影展会直接寄给我的请帖，免了参加"竞选"的一番角逐。汪精卫是当时的外交部长，我去南京见了他，并得到了外交部批给我在国外使用的一些外汇。

我忙着工作，在百忙中又得抽出时间学习西方礼仪。我请了一位英国太太每天来教我一个小时，讲述西方各种礼仪。诸如就餐使用刀叉的次序是由外到里，调和牛奶和糖的小匙用完要放在杯子旁边，下楼梯不要看脚等。特别记得的是，她知道我有洁癖，一再嘱咐我，西方男士为表示尊敬与礼貌，会吻你的手，如有口水，也要等过后再抹去。幸好有她的教导，要不然我可真要失礼了。

在访苏期间，正逢隆冬，乘火车途中下车，总有当地显要迎接，经过男士亲吻的手背，免不了沾上口水，我也只好任由它结成薄冰，直到我找到机会将它抹去。东西方礼仪各不相同，但入乡就只好随俗了。

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经过一再协商，最后决定，由"明星""联华""艺华"和"电通"四家公司，挑选八部影片，由制片人、编剧、导演、摄影师、演员七人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盛会。

访欧远行的开始

中国电影代表分三批启程。第一批是陶伯逊、余一清和孙桂籍三位先生。

第二批是黄谦和颜鹤鸣两位先生。第三批是周剑云伉俪和我，也是最后一批出发的。我们迟出发的原因，当时外间颇多传言，以为是我要准备行装，所以耽搁了时日。其实是那时我主演的《夜来香》一片尚未结束，正在赶拍。个人临时决定动身，自然免不了有点手忙脚乱。同时明星公司方面在接近年关时也有许多需要办理的要务，周剑云先生也不能说走就走，总要处理妥当才能抽身。结果便不得不将启程的日子推迟了。

动身之前，驻沪苏联大使鲍维洛夫曾在使馆给我们饯行。他对我的出席表示非常高兴和欢迎。当时我们曾提出恐怕赶不上展览会期限的问题，他却一力承担，要我们不必顾虑，他会发电报请他们延期，务必等候我们到会。听他这么热心，我们当时更觉放心前去。不料事与愿违，待我们到达莫斯科时，大会已闭幕多日。我们不免感到有点失望。幸而后来影展的主持人非常热心，并一再表示歉意。因为我们赶不上会期，为弥补计，竟可说为我们重开了一次影展，使我们一行人深为感动，也深为感激。这是后话，容我在后面再为详述。

1935年2月21日，是我一个可纪念的日子。虽然在拍片的时候常常有出门的机会，可是到国外去还是第一次。那天中午，我们就把行李搬到船上了。来码头送行的，除了自己的亲友和明星公司的许多同事之外，还有许多热情的电影观众。我当时除了心里感激之外，还觉得有点恐慌。对他们的深情厚谊，我心领了，但当我想到他们今天来这里送行，对我抱着极大的希望，就不由得诚惶诚恐。参加这次影展，可说是中国从1922年开始有自己的电影以来，第一次走出国门。对于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来说，也是第一次担负"文化交流"的重任，这实在是一次不寻常的远行啊！

我们坐的是"北方号"邮船，"北方号"是苏联政府专程派来迎接颜惠庆大使返任及迎接梅兰芳先生以及他的剧团赴苏联演出的。我们出发的日期适逢其时，也就趁便一道前往。

"北方号"邮轮于当日下午两时起航。那天上海正下着蒙蒙细雨，当邮船缓缓驶离港口，望着渐渐淡出的人群，虽说只是暂别，心中依然荡漾起一阵阵莫名的惆怅。真是：是离愁，是别绪，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北方号"邮轮并不很大，只有六千吨重。全船舱内外油漆一新，听说是因为这一次航程而重新油漆并着意修饰的。这船分头、二、三等，头、二等可载客五十人。不过这次乘客除梅先生及他的剧团和我们一行人外，只有三两位苏联乘客。船上既然几乎尽是中国人，所以处身其中，倒没有浓厚的异国之感。

我是首次尝试海洋生活的人，即使邮轮刚驶离出吴淞口进入大海，还没有大风浪，我已经有点受不住了。头一天还没有太大感觉，依旧吃喝玩乐。第二天却不对了，一早醒来，便觉天旋地转，头晕目眩，一起床就马上呕吐起来，这滋味至今想来都仍觉可怕。没办法只好仍旧回床上躺着不敢动。这样整整一天，除掉喝水之外，一点东西都没有吃。直到第二天下午，我还是不敢起来，也不敢吃东西。同行的周剑云夫妇对我细心照料，但也颇为我担忧，因为航程还只走了不到三分之一，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后来有人说，在船上晕船，只要勉强吃下去，呕吐也不要紧，吐完再吃，这样反复几次，慢慢就会好起来。我便依了这话，吩咐侍应生把饭送到舱房，勉强自己饱吃一顿。也许是心理作用，也许是因为后来风浪略微平静，到了第三天我的精神便恢复了许多，再也不感到航行之苦了。

船上每日三餐。早餐为牛奶、麦片之类，中午和晚餐为烧鸡、猪排、牛排等，和寻常在上海吃的俄国大餐也差不多，味道也还不错。面包则分黑白两种，没有下午茶点。船上服务人员都是苏联人。好在苏联政府随船派来一名通晓国语的女译员，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语言上的困难。

"北方号"因为吨位轻，所以设备也比较简单，消遣的玩意儿非常少。每天除了闲谈之外，就只有下外国象棋，或是打打纸牌。幸好我临行前，亲友们送了我不少书报杂志，所以船上的五天，除了晕船睡了两天之外，还不觉得怎么寂寞。

1935年2月27日，船便到了海参崴。到码头的时候，便有海关的人员上船查验。同时我们也需要将所携带的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登记清楚，领得凭证，以便日后出境时查核。如果没有此证，海关可以将东西没收。倘若所携带出境的东西超过入境时所登记的数量，也一样要没收。海关平时对于入境的检查极为严格，这一次对我们却极为优待，稍微看看便算。

船到海参崴，来码头欢迎的有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由莫斯科派来的专员和海参崴地方当局及中国领事馆所派的人员。上岸后先到领事馆休息，权领事对我们殷勤招待，厚意可感。在海参崴，我们都住在砌留斯金旅馆。这旅馆规模颇为宏伟，华丽的吊灯，大理石的圆柱，很留斯金旅馆。这旅馆规模颇为宏伟，华丽的吊灯，大理石的圆柱，很具古典风格。也许是年代久远或是别的缘故，这一切似都染上一层陈旧的色彩。房间很宽敞，唯一使我感到惊异和不安的，便是晚上我竟在床上发现了几只臭虫。

砌留斯金旅馆的侍应生男女都有，服装也很整洁，晚餐的时候还有音乐师奏乐。这里的房钱是不包括膳费的，吃饭得另外付钱。东西也不便宜，食物也未见可口，一只烧鸡就是两元美金，而且还是老鸡。

这里我不妨大略地说一说海参崴。海参崴是太平洋海岸的重要港口，经西伯利亚赴欧的旅客，从前都由我国东北入境。"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旅行不易，所以赴欧的旅客，取道海参崴的渐渐增多，这个港口也就日显重要。未到海参崴之前，听地名，以为海参崴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可是到了之后，却使我非常失望。街道因为积雪，混人了行人鞋底的泥迹，到处显得很泥泞。街上虽有很多人，可是却掩盖不住荒凉的色彩。商店是半开半闭，行人神色匆匆，衣服也不见光鲜，这种情形使我联想起上海"一·二八"以后的情景。那时苏联十月革命已有十多年了，想是偌大一个国家要使每一个地方都能富裕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这里面还包含着执政者的政策是否适应当时的国情，顺乎民心呢。

晚饭后和颜大使的女公子到外面闲逛，因为外面路上雪地泞滑，心想着买一双橡皮套鞋，不料走到外面，才发现商店都已关门。后来问人，才知道商店每日下午六时后便停止营业，家家休息，不再做生意了。

这里的商店，美金卢布都通用，做生意的态度既不滑头，也不见得客气。好像买卖是个人的自由，谁也不必巴结谁。他们看见我们，好像是既不惊异，也不显得特别热情，好像他们心目中没有国度种族的分别。只知道彼此都是人类，都应互相尊重而已。

海参崴的交通工具主要是有轨电车和一些马车、汽车。汽车实在很少，而且车身都很旧。乘汽车的价钱也很贵，短短一段路就要两元美金，这在四十年前实在是个不菲的数目。电车是最大众化的交通工具，整天看得到的是挤满人的电车，车少人多，常常看见许多乘客手拉着车窗，身子却挂在车外。上海的电车算得是拥挤的了，但比起海参崴来，实在算是宽敞的了。

这里最使人感到不便的是水的问题。洁净的清水是得用钱买的。自来水管不是通到外面自来水公司的管子的。要自己把水买回来，盛在槽里，然后水龙头才有水放出来。所以洗浴都非常不便。苏联和欧洲各国用的洗脸池，池中都没有橡皮塞子。他们都习惯用手接着水龙头流出来的水，然后浇洗面部，和我们先盛好一盆水，然后用毛巾洗用的习惯有点两样。我洗脸的时候便只好用手帕来代替塞子了。

娱乐的地方有影戏院和跳舞场，但因在海参崴只停留三天，而多半时间又在应酬中过去，所以也未能去当地的影戏院看看。进入苏联境内的第一站就这样匆匆地过去了。

【胡蝶（1908年3月23日—1989年4月23日），原名胡瑞华，籍贯广东鹤山古劳坡山水寨村，出生于上海，中国最优秀的电影演员之一，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1925年，胡蝶参演个人首部电影《战功》从而开启电影生涯；同年，在剧情电影《秋扇怨》中首次担任女主角。1928年，她受邀加入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3月，她主演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光大戏院公映。1932年，出演《啼笑因缘》。1933年1月，胡蝶以21334的票数当选由上海《明星日报》评选的“电影皇后”，之后在"中国电影皇后竞选"中，她又夺取"三连冠"；3月，她又主演了中国首部左翼电影《狂流》；同年，主演的电影《姊妹花》则成为她表演生涯的代表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胡蝶前往香港，先后拍摄了古装片《绝代佳人》以及爱情片《孔雀东南飞》等影片。1946年，胡蝶从上海迁居香港，在香港主演了电影《春之梦》等片后，决定告别影坛而专心辅佐丈夫潘有声从事经营。1960年，她凭借主演的爱情片《后门》获得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1966年，她拍完《塔里的女人》后结束了电影生涯。1989年4月23日胡蝶在加拿大去世，享年81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