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编武侠经典是吃力难讨好的挑战。其一是武侠类型框架约束明确，语法范式鲜明，读者、观众心中自有现成的审美模式和评价系统，其二是经典人物根深蒂固，求新求变难以拿捏。

作者介绍：小说家、书评人，热衷于收集药品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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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谁要拍《射雕》，都注定难逃争议。要挑战的是原著大长篇和几代电视剧粉丝重温旧梦的期待，无争议反不正常。

改编武侠经典是吃力难讨好的挑战。其一是武侠类型框架约束明确，语法范式鲜明，读者、观众心中自有现成的审美模式和评价系统，其二是经典人物根深蒂固，求新求变难以拿捏。

然而，就类型电影创作逻辑而言，不挑战这两点，就难拍出新人耳目的观感，表达意想不到的观点。而徐克拍武侠片向来求新，剑走偏锋——当然也是铤而走险。

无论《蝶变》“现代惊悚”拍武林纷争，《笑傲江湖》重构东方不败形象，还是《蜀山传》的“科幻剑仙”风格，徐克武侠都在类型改造和人物重塑方面出奇招险招，坚持新形式讲新故事，挑战既定类型接受习惯，找出新意思。

徐克结合金庸的描述与自己的想象将降龙十八掌的招式画下来，呈现在电影中

改《射雕》最难的是如何“切片”和做出新结构。《侠之大者》选择直接改小说最后七章（83版电视剧最后10集）不免叫人意外——这是一坨众多线索密集交织的线团，所有的纷争、恩怨已到了断的时候，小说和连续剧走到这里，靠的是漫长连载和无数细节铺就了人物命运和情感走向。换句话说，受众心理已和故事同频同步，都只等着着“最终选择”。

从此处入手，等于放弃了郭靖“笨小子成长”的英雄之旅的保险路数，既不迎合原著粉预期，似乎也未刻意照顾不熟“金学”的观众。

为什么要给自己出这么难的题目？

看片之前，我最好奇的是徐老怪要怎么把千头万绪的前史装进去。看了片却发现，从结尾讲起的目的并非简单倒序，甚至不是为了“用电影把小说故事讲一遍”，而是如何对原作人物、情节做大取舍，讲出一个“独立”的电影故事。

想想也是，否则哪来新意思？

于是《侠之大者》虽然也讲郭靖的故事，但不再讲少年历经波折险阻领悟何为“侠之大者”的成长故事，而是讲已然拥有了绝世武功的高手，该如何于乱世中生存和选择。

电影剧情聚焦在原作第34-40章的故事，郭靖周旋在宋蒙之间，紧扣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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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模式的切换，让电影轻装上阵，直扑主题。记得金庸小说结尾，郭黄二人南归，一路但见白骨累累，不仅感慨，“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这本属“余韵”的一笔，在电影中反作了序章，交代郭黄二身处战乱和动荡年代，面对尸山血海感叹何为“中原江湖”，何为“草原战争”，并将这两个概念划了等号，因为两者实为一事，均是人为争名夺利而对立冲突。

梁家辉在《东邪西毒》《东成西就》中分别扮演“东邪”黄药师与“南帝”段皇爷，此次又扮演了“西毒”欧阳锋

这一次，徐克将传统武侠改造成了“奇幻/战争/爱情”类型，战争是舞台，爱情是主线，而诸如“打狗棒法”、“降龙十八掌”和“九阴真经”等武林绝学相当于奇幻元素。

其实金庸武侠世界已是大众文艺的共识世界观，也确实无必要大费笔墨的写“养成”，而中原武学以外来文化的“杂耍”出现在蒙古大营，也算不得奇怪。因为，在庙堂争斗对世界的强大破坏力面前，再厉害的江湖人士也免不了成为流离失所、无所依附之人，都要重新学习如何自处。

电影从头至尾反复表现的大军来袭、流民逃窜场景，以及用台词直白的“乱世之感”是故事真正的时代背景。这其中正隐含着徐克在《侠之大者》里要说的新意思——“一将功成万骨枯”有意义吗？以及更普世的价值探讨：人该如何看待“非我族类”？情感与立场孰轻孰重？人该如何运用自己拥有的力量？

“侠”与“家国”一直是徐克武侠/功夫电影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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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故事里，郭靖与黄蓉失散的起始情节由小说“岛上巨变”的章节简化而来，以一场误会隐去了更复杂的悬念，然而却强调了“正邪不两立”的斗争逻辑：师出正派的郭靖，不宜与东邪之女来往，否则必生祸端。

之后两人互相找寻“化解误会”构成全片基本动力，这就与成长故事非常不同了，复仇、武功、秘籍都不是驱动主人公的动因，而是朴素的情感力量：想过安稳日子。

这条感情线在战乱背景里铺展，牵扯出郭靖在情感与立场上做出的种种选择，无一不与情感有关——兄弟情（与托雷）、师徒情（与哲别）以及养育恩（与大汗），无论谁遭难，他都舍命相救。

然而，在其对立面大汗的看来：只要不忠诚，就是背叛。

蒙古军企图“假途灭虢”攻宋，大汗无法理解郭靖拒绝领兵出征，“他们（宋人）跟你什么关系？”这是因为，郭靖身上承载着金庸的人道主义精神，体恤人命，个人情感高于立场国族，但凡战事一起，遭殃的是普通人。而平民和君王的悲欢并不相通。

这点在郭靖与欧阳锋的对照中，也是一个意思。两人一个为救人意外习得九阴真经，一个执著于天下第一却练了假经。一个因顾忌伤及“毫无关系”的无辜而落败，一个却不择手段故意杀人，坚信“赢了就是真的”。

无论哪组对照，电影都着重讲冲突之中人的道德选择，结尾郭黄二人阵前螳臂当车阻止开战，是这种道德选择的极致。

这很难不让人想到金庸“大侠”谱系中的另一个夹缝存在的人物，《天龙八部》里的萧峰。《天龙八部》完稿晚于《射雕》大约七年，萧峰可以看作郭靖的“进阶版”，两人身上集中地承载着金庸对历史、战争和人性的思考。

郭靖是宋人，母亲以死教导他不忘根本，但蒙古对他有养育之恩，因此两难。萧峰身为辽国契丹人，长在大宋，统领丐帮抗辽多年，难免拧巴。真正的英雄之所以陷入两难和拧巴，是因为将人看得具体，具有普遍的同理心，理解何为“草原人和中原人没什么区别”。

徐克版的《射雕》，女性角色更具现代性，黄蓉与华筝产生了惺惺相惜，互相欣赏的微妙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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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这段情节电影有个重大改编，我觉得挺有意思。

小说中郭靖是与大汗单独交谈，他反对大汗南下攻宋，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大汗便让郭靖评价自己。郭靖说你统一了蒙古，让大家不再打来打去，过上了太平日子，这是你做的好事，但南征北伐，积尸如山，功罪是非就难说了。

听闻此言，大汗气得吐血，但也心知郭靖说的是难得真话。此时他已病入膏肓，当晚便去世了。眼前的一场战事因此避过。

与小说里大汗最后一次射雕失手恰恰相反，电影版大汗一箭射中了欧阳锋，显然仍处在“弯弓射大雕”的巅峰状态。他之所以选择退兵，可以理解为一种因郭靖关于英雄当“永怀怜悯之心”论述引发的深切思考，以及对郭靖出手相助的回报，当然也不乏对这场攻城战已经受阻、本方士气下滑的权宜考量。剧作层面看，这个改编有“滑溜”的嫌疑，但也许可以将其视为电影做的一个明确表达：打不打仗，功过是非，人是可以主观选择的。

所谓“武功”一词，其实有两重语义。其最初含义是指君王、将帅打仗征战的功业。在近代武侠小说流行起来后，才更多指代“武艺”。郭靖与大汗、郭靖与欧阳锋，其实都在“武功”层面展开了较量，而无论是天下第一，还是功勋伟业，都是以他人的失败和死亡为代价的。真正的大侠和英雄，关心的是百姓不应该成为“武功”的“代价”。

《左传》中有个故事，说楚国大败晋军，有人建议楚庄王将敌人的尸体收集起来建一座纪念物，好让世代子孙不忘自己的“武功”。楚庄王说，你看“武”这个字怎么写，“止戈为武”啊——要能止息战争，才是真正的武功。

这种带有道德使命感的理想主义是不是过于老套而不切实际了？我觉得恰恰相反，这种“老派的”、“温和的”和“普世的”朴素认知，在局势动荡和普遍缺失安全感的当下，不正是最需要重新捡起的吗？

郭靖本是宋人，父亲受金人所害，在蒙古长大，复杂的背景让他天然有跨越民族的共情能力

金庸少年时代正逢抗战，成年后又经历了内战，饱受流离之苦和失去亲人的悲痛。郭靖对暴力杀戮的反对和忧国忧民意识，当然就是金庸的切肤之感。其实，我们现在从文学、影视作品中了解的侠客形象和“反抗暴强、为民发愤”的侠义精神，也正是在金庸成长年代渐渐形成的。

在当时存亡危机意识和正义缺失的社会中，知识界普遍接受“侠”源于心怀家国，讲究“民重于君”的儒，而墨家作为侠客集团，则是锄强扶弱、反抗暴强的民间力量，于是这两种思潮结合起来，形成了“武侠”。

对金庸这个老派文人而言，无论是写小说、写时评还是拍电影，无疑也都面临着各种选择。归根结底，一个故事如何讲，手艺之外总有关怀和表达。

或许《侠之大者》不一定能满足金庸迷重温旧梦的期待，但在徐克的另类武侠谱系中，这堪称一部自出机杼的“反战武侠片”，在2020年代的当下世界看，就像一份难得的“老派”关怀，却有着切身的新启示。

看完电影，忽然记起《射雕》小说中郭靖误会黄蓉时的一个桥段：郭靖在惨死的七师傅韩小莹尸体旁发现一个血字“十”，便认定这是“黄”字起笔，杀人者是黄药师。其实杀人者是杨康——“十”字当然也可以是“杨”字的起笔，但彼时的郭靖，偏偏看不到。

这是因为，战争思维和仇恨情绪的弥漫，会遮蔽人的正常心智，然而其实我们也许有的选。

编辑/徐元

排版/八子

来源：枪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