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是犯罪题材电影满足了观众对警匪之间正邪两方狩猎与被狩猎、斗争与被斗争过程的游戏化期待； 二是这类影片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塑造出“英雄”形象，满足了观众的荧幕幻想。
人物形象作为影视剧作品的灵魂，承担着向观众传递信息、塑造观众情感以及反映社会现实的重要任务。
正如文学作品中的主角塑造了作品的核心，影视剧中各个角色形象也深刻地影响着观众的情感共鸣和精神认同。
无论是英雄、反派还是复杂的人物，都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社会符号。
《周处除三害》中，究竟为我们塑造了怎样一个英雄形象呢？
犯罪类电影一直是受消费者青睐的类型片之一。
一是犯罪题材电影满足了观众对警匪之间正邪两方狩猎与被狩猎、斗争与被斗争过程的游戏化期待； 二是这类影片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塑造出“英雄”形象，满足了观众的荧幕幻想。
“英雄”在影片中代表了正义、勇气和坚强，在各种危险和困境中展现出非凡的能力和风采，深深地吸引着观众。
《周处除三害》这部电影作为犯罪片的代表作之一，虽然同样具有上述特点。
但与传统犯罪片不同的是，它并没有直接创造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形象，而是将焦点放在了一个具有灰色特征和边缘特征的人物形象陈桂林身上。
犯罪片里的灰色人物一般表现为徘徊在社会道德层面“黑”与“白”之间的人物形象。
他们通常不按照法律规则行事，游走在黑白边缘的灰色地带，拥有自由意志，不守江湖规矩且手段残忍。
但他们又具备某些英雄的特征，比如热衷于惩处比他们更恶的人。
而陈桂林作为《周处除三害》中的主角，则同时具备着“灰色英雄”和“边缘英雄”的双重特质。
一方面，他寻求自我存在感，立誓要斩除全台排名前二的通缉犯，这使得他有了几分类似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常提到的“绿林好汉”的色彩。
但与此同时，他手段残忍，漠视法律，对周围人抱有敌意，这些特质使他不被观众接受，比如对林禄和信徒的无情射杀等行为直接将其残暴和自我的本性暴露于众。
另一方面，他的一切行为目的都起因于“我”，为了留下名字，以彰显自我价值，死也要死得震天撼地等行为是他回归“人”本位的一种表现。
这种“以我为中心”的行为让观众在审视他时产生了复杂的情感共鸣。
当观众走进影院后，看到一个一反传统的、带着灰色和边缘特征的“英雄”065出现在眼前，形象差异所带来的消费刺激也随之产生。
陈桂林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既有边缘特征又带有人性光辉的主角形象，其身上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不仅为影片增添了戏剧性与张力，还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视视角。
观众对于这种颠覆传统的“英雄”形象容易产生好奇和共鸣，引发更深入的思考。
这样的塑造不仅带来了消费上的刺激，还对观众的心理产生了挑战，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产生了更加多元化、复杂化的情感和思考体验。
对消费市场的影响对于戏剧而言，采用二元对立的极化处理方式塑造人物形象是惯用手法。
这保证了作品在结构上的合理支撑，但人性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其复杂本性，精彩常在于思想和情感的复杂化呈现。
首先，角色的善恶观念模糊化，简单来说，《周处除三害》讲述的是一个恶屠恶、黑吃黑的故事。
它化用《晋书·周处传》和《世说新语》中“周处除三害”的典故，复现了一个以暴制暴的现代寓言。
通缉犯陈桂林在生命尽头想要人死留名，但是自首时才发现，自己不过位列警方追逃罪犯的第三名，于是效仿“周处”，通过除掉通缉排行榜上的前两名要犯，为自己留下一份“名”。
他连续杀了有恶龙绰号的“香港仔”和邪教尊者林禄和，在以暴制暴的过程中经历复杂的善恶选择。
陈桂林时而恶时而善，除了必杀的两个排名靠前的逃犯，陈桂林一并杀了罪孽并不深重的“香港仔”身边的随从和在“救赎班”接受洗脑的许多受骗者。
他如同一个审判者，在杀人的过程中主宰着他人的命运。
他无疑是一个恶人，然而凶残的“香港仔”对社会的危害、伪善的尊者对大众的坑骗转移了观众对陈桂林本身之恶的评价，也让观众对其必然到来的结局唏嘘不已。
善恶难以确切地分明，怀着向善之心除恶，连同自己也一并除掉的人，岂是一个片面的恶人？
陈桂林在屠杀邪教尊者林禄和时，曾给每个信徒十秒钟的时间选择逃生，在子弹卡壳的时候也选择放过幸运者，在人物这样的行为里，善恶交错出现，更体现了这一角色的丰富性。
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人物——医生张贵卿，多年来卖药救人，此为善举，但是有意思的是，她迫于生活为黑帮组织秘密接头提供便利，所救之人犯案累累、屠戮无数，这便难以定义她是在救人还是在害人。
所以，陈桂林模糊的善恶感是人在极限境遇下自由选择这一前置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这让人物形象更具有现实观照价值，最终陈桂林和张医生都会面临上帝的审判，观众在这一体验中消费着人物和自身。
其次，角色的人性情感复杂化，《周处除三害》中陈桂林这一角色映射着现实中出身寒微、为生存误入歧途、更不甘愿平庸的边缘群体。
陈桂林的家庭只有相依为命的奶奶，加入黑帮是他不得已的生存方式，也是某种命中注定。
但在陈桂林动机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他不甘平庸，想要建立一番惊世伟业的强烈欲望，这使得人物脱离了扁平化的标签束缚，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化。
艺术的真实生动性来源于对生活本质的提炼概括，展现人物复杂情感的关键在于深入人物的现实生存状态，在生活化的场景中发掘情感意蕴、展现人性之美。
对消费的刺激效应不同于其他犯罪人物身上浓厚的悲情与痛苦色彩，陈桂林的“犯罪”行为混杂了可笑、澎湃、自我寻找等多重命题。
“痛”的部分并不多见，人物在复杂的精神追求中无痛成长，在《周处除三害》中，陈桂林的可笑之处在于他的“痴”。
“三毒”是佛教的概念，又名三垢、三火，佛教认为，此“三毒”是恶的根源，残害身心。
编剧在人物形象设计上，给影片中的“三害”赋予了这些具象化的内容：“尊者”牛头林禄和的后背有鸽子文身；
“香港仔”许伟强的双臂纹了两条蛇；而主人公陈桂林戴了一块奶奶留给他的粉色手表，手表里的图案正是一只卡通猪。
陈桂林不明事理、是非不明、愚昧无知，他在黑帮大佬葬礼上干掉了追杀自己的铁头，奠定了其以暴制暴、冲动莽撞的人物性格。
此外，他的行为逻辑让人难以理解，例如，张医生骗陈桂林说他得了癌症，让他去自首，他却通过在关公像面前用笅杯占卜来做决定；
他去追杀牛头和“香港仔”，只因为这二人在全台湾通缉令上排在他前面，而他的目的很简单，“干一票大的”，让大家都知道自己。
初入邪教，他被邪教教主联合黑心医生轻而易举地洗了脑，把自己的全部身家 100 万现金全部上交，就连奶奶留给他的唯一的手表也上交了。
而陈桂林杀害“香港仔”“尊者”林禄和以及他们的手下和信徒时却是一副操持人间正义的样子，一枪一个，显得激情澎湃，同时激起影院的澎湃氛围。
作为电影的主人公，陈桂林“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使得这一形象的成长价值极大增强。
他敢于担当和勇于行动，在发现通缉犯排行榜上有两人在自己之前，立即采取行动，了解实际情况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的勇于行动，才使“三害”问题得以解决，使社会恢复了和谐。
从“干一票大的”到“为民除害”，陈桂林在拜完二爷之后改变了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他不再追求个人的成功，而是选择为社会做出贡献。
这一转变表明他开始关注他人，从原本黑帮的一个盲从者逐渐变得清醒，开始思考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以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这一点和大多数正面人物形象的成长异曲同工。
在影视作品中，“成长”主题一直被视为一种能够引发观众情感共鸣和购票动力的法宝。
陈桂林这一人物形象的自我成长和自我探索过程，代表着一个人逐渐认识自我、社会以及找到自身在社会中定位的进程。
这种叙事模式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吸引力，因为观众倾向于关注并支持人物在挑战、变革和成长中所经历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感受和理解自身的成长之路。
陈桂林所展现的自我成长故事也反映了当代社会对于个体追求自我实现和认知的渴望，观众愿意买单也意味着他们对这种成长主题的认同和共鸣。
来源：瑶湖书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