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一个男孩的情感和欲望

摘要：真诚、克制、扎实。没有耽于煽情的苦难叙事，《小小的我》最终想讲的不过是一个男孩的情感和欲望，这种平视比一切居高临下的怜悯都来得可贵。对于中国600多万的脑瘫群体，以及数量更为庞大的身体残障者而言，这部电影带来的关注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但却是一个好的开始。

《小小的我》：一个男孩的情感和欲望

真诚、克制、扎实。没有耽于煽情的苦难叙事，《小小的我》最终想讲的不过是一个男孩的情感和欲望，这种平视比一切居高临下的怜悯都来得可贵。对于中国600多万的脑瘫群体，以及数量更为庞大的身体残障者而言，这部电影带来的关注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但却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就是一个年轻人

在夏天经历的一切”

《小小的我》第一个镜头落在行走姿势有点扭曲的腿部，接着慢慢往上移，是同样动作有点别扭的双手，攀着楼梯栏杆艰难地对抗地心引力。接着是一个仰视的镜头，在天台的角落，刘春和的脸第一次出现，有点不受控制地颤抖，头歪着回望世界，在背景大楼映衬下，露出一个小小的身影。

电影的第一幕，似乎迎合了大众对脑瘫患者的想象：变形的肢体，笨拙的动作，呆滞的表情。但在下一场戏里，刘春和就用他那并不灵巧的双手，整整齐齐地叠起了丝巾。接着，我们看到他去应聘培训机构的老师，知道原来他说话其实很流畅，表达非常清晰；他能熟练地打字、上网、发邮件，毫无障碍地使用电子设备；他能走好远的路，只是中间需要歇一歇，再继续……影片循序渐进地，去除或怜悯或猎奇的偏见，带领观者一步步走进刘春和的生活。

对于《小小的我》的主创而言，如何控制还原真实和渲染苦难之间的界限，始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监制尹露坚持：“不能让观众看得太难受，但又不能轻飘飘。”编剧游晓颖在写作中则是“把刘春和当成一个想去结识的朋友”。主演易烊千玺的思考在于需要一点一点调整，把握度的深浅，“得有一个多星期、快两个星期的时候，才会真的从比较猎奇的、幅度比较大的肢体的惯性，到真的找到一个日常感……包括语言、发音上面不能让观众听不清，也不能太过让观众感觉不适。”这一切的目的，都如导演杨荔钠所言，希望这部电影能让大家“更好地认识这个群体，把做普通人的权利赋予他们”。

刘春和把自己称为“穿行于孤寂之河的怪人”，但他毫无疑问有着和普通人无异的细腻情感。他有怒气冲冲的时候，会对母亲说出：“我从来都不想要这个命”；他也有哀伤绝望的时候，不止一次有过死的念头，甚至真的试图自尽。但更多时候，电影展现的是刘春和的喜与乐，他那有些僵硬的面容下，透出的无尽生命力。

被外婆恳求帮忙的得意，第一次遇见雅雅的雀跃，练习打鼓时的投入，应聘成功后高兴求抱抱的撒娇，被喜欢女生问到敏感问题时不知所措的害羞，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的兴奋，最后和外婆对望的释然与微笑……《小小的我》当然呈现了脑瘫患者在生理上的苦楚和社会上的困境，但同样可贵的是，主创没有陷于悲情叙事，而是用平视的角度讲述了一个刚刚踏入20岁的男生的故事，一个普通年轻人在某个夏天所经历的一切。

“很多人都以为，

我们除了吃喝拉撒，

没有别的需求。”

刘春和有着与常人无异的情感，他当然也有着与常人一样的欲望。他想喝酒，想拥有自己的手机，想开一张自己的银行卡，想打工获取正当报酬和尊严尊重，想通过上大学达成自我实现……20岁的他，想真正成人。

他有一个源自童年的习惯，喜欢躲进行李箱里，抱着一副骷髅架子睡觉，即使行李箱已经容纳不下长大的他。这是一个童年创伤，更是一个隐喻：明明内在的灵魂已经成长，却不得不被束缚在一具受限的躯壳里。他被困住了。

困住他的不仅仅是行动不便的身躯，还有他的母亲。杨荔钠延续了她过去作品中对母职角色的关注，再次塑造了一位充满复杂性的妈妈。蒋勤勤饰演的陈露，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完美对应了刺猬效应，他们总是渴望着彼此靠近互相取暖，但又总是会被对方刺伤。对孩子的怨怼与爱意，对自己命运的不甘与愤怒，交织为难解难明的情感，在对刘春和二十年的辛劳照料中，陈露习惯了控制一切，不仅束缚了儿子，也束缚了自己，并在这种互相捆绑的关系中逐渐窒息。

是雅雅的出现，让接近窒息的刘春和感受到了来自夏天的青春气息。周雨彤饰演的雅雅是《小小的我》里最”缥缈“的一个角色。她突然出现，之后又突然消失，与刘春和的故事即兴开始，又无疾而终。雅雅是春和生命中的过客，在他往后的生命里终会变成记忆模糊的存在。但在那个20岁的夏天里，雅雅就是春和一切理想与美好的投射对象，他的悸动与欲望载体，他的成人 “催熟剂”。

一名成年男性喜欢上一名成年女性，在梦里幻想与她相会、与她接吻，因为她而起生理反应，这太正常不过了。正视残疾人的需求不仅仅只是吃喝拉撒，敢于描绘脑瘫患者的情欲和性幻想，这在国产院线片无疑是巨大的突破，对电影本身而言，也是叙事中无比重要的一环。在完成了性的觉醒之后，刘春和才完成了成人的最后一步。于是在那场超现实的幻境里，他撕下遮住镜子的海报，望着自己扭曲的身躯，在梦中雅雅的帮助下，像蝉一样脱壳蜕变。

“对这个世界来说，

我们就是那群短板”

刘春和并非《小小的我》唯一的中心人物，林晓杰饰演的外婆也是极为重要的角色。她始终陪伴在刘春和的身边，以通透而包容的心，共享着他的喜悦，也抚慰着他的痛苦。这来自编剧游晓颖经历的一个故事：在她母亲参加的老年合唱团里，总有一位外婆带着唐氏综合征的外孙参加活动。这成了电影剧本的原型。但选择以婆孙作为叙事中心，在此有着更深的表达：残疾人和老人有着相似的处境，都因政治正确看似被摆在优待位置，实际却不被看见。

游晓颖并没有在剧本中加入刻意拙劣的歧视桥段，而是更加高明地还原了体面背后的现实：培训老师一上来就对春和的表现赞不绝口，但表现再好也不能录用；公交车上被让座的妈妈先是礼貌道谢，之后又装作不在意地拉开孩子视线；咖啡店老板聘用了春和，却是为了税收优惠和拿他打广告；公交公司郑重其事开的听证会，其实是一场三袋米面油搞定的送爱心作秀……社会进步带来了更文明的制度与道德规范，更隐性的歧视却难以消除。正如电影中那些面对网络和智能手机无所适从的老人，不也是被数字时代歧视的对象？

如何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相待？听证会上刘春和的发言宛如电影的总结陈词，虽然有些过于直白，但很好地道出了中心：“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目光，有怜悯的、恐惧的、厌恶的，但很少会有一种人，敢于直视我，把我当成自己人。”脑瘫等身体有残障的弱势群体需要的从来不是施舍，而是被认可为一个有自由意志和表达权力的社会一份子。他们是社会的短板，但再渺小，再破碎，也拥有完整的自我。想像普通人一样去爱和被爱，看见和被看见，在这个大大的世界里，找到自己小小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