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7年秋天的上海，电灯已经在弄堂里亮了好几年，但影院里的银幕，对许多市民来说依旧是新鲜事物。有人从影厅里冲出来，一边喘气一边对同伴说：“里面那个猪八戒，脑袋被扔来扔去，吓死人了！”同伴半信半疑，还以为是在胡夸。谁也没想到，这样一部被人称作“噩梦”的默片，后

1927年秋天的上海，电灯已经在弄堂里亮了好几年，但影院里的银幕，对许多市民来说依旧是新鲜事物。有人从影厅里冲出来，一边喘气一边对同伴说：“里面那个猪八戒，脑袋被扔来扔去，吓死人了！”同伴半信半疑，还以为是在胡夸。谁也没想到，这样一部被人称作“噩梦”的默片，后来会从银幕上消失几十年，辗转远在北欧的档案库里，又被人一点点拂去尘土。

说的，正是被后人视为中国首部《西游记》电影的《盘丝洞》。

一、从原著盘丝洞说起

《西游记》原著里，盘丝洞这一回书，其实一点也不“儿童化”。七个蜘蛛精伪装成少女，在林间洗浴，引得猪八戒色心大起；唐僧化斋，误入妖洞，看见盘中竟是人身躯干，吓得魂飞魄散。这些情节，文字读来已经阴冷，若细想一层，甚至有些血腥。

有意思的是，在明清时期，《西游记》更多被视作一部带有劝世意味的小说，既写神佛取经，也写人心欲望。妖魔并不只是供人消遣的“怪物”，而是一种折射。到了近代，随着连环画、戏曲改编，这种偏成人向的黑暗气质被一点点削弱，很多人印象中的《西游记》，慢慢变成了逗趣、轻松的故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7年的《盘丝洞》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硬是把原著中那些让人不安的细节搬上了银幕，而且毫不回避。也正因为如此，它与后来大家熟悉的1986年电视剧版，简直像是两个世界。

二、默片时代里的一次大胆尝试

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经成了全国电影重镇。那时候的中国电影，绝大多数还是默片，银幕上没有对白，全靠字幕牌、演员的表情和身段，再加上琴师现场伴奏，把故事撑起来。技术条件有限，器材简陋，但创作者的野心并不小，西方电影里那些“特技”做法，不少人都在偷偷学、反复试。

《盘丝洞》的导演杜宇，就属于这一批愿意“玩点新花样”的人。2010年前后学界整理资料时，多次提到他的名字，说明他在当年的电影圈并非无名之辈。1927年，他把目光投向了《西游记》，却没有贪大求全，而是只取盘丝洞这一回，拍成一部约一小时的默片。

整部电影没有一句台词，全部情节都靠画面来推动。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唐僧，一个个登场。杜宇并没有把他们往“英俊”“端庄”方向修饰，反而刻意按照原著笔触，朝着“怪相”“畸形”去塑造。尖嘴猴腮的孙悟空，肥头大耳的猪八戒，神色阴郁的沙僧，形容清瘦的唐僧，坐在银幕前的观众，哪一个不看得目瞪口呆。

那是一个刚从军阀混战中缓过气来的年代，人们对“新奇”有着近乎贪婪的渴望。报纸广告写着这部片子“连映四个日夜”，可见当时票房火爆。不过，火爆之中，也埋下了争议的种子。

三、师徒四人的“原样”亮相

说到人物形象，《盘丝洞》与后来公认的“经典形象”差距极大。对比之下，有些细节不得不提。

孙悟空在片中的造型，面部轮廓被刻意拉尖，颧骨外突，嘴拉长，眼窝深陷，活脱脱一只野性未驯的猴子。那种灵巧机敏的神态是有的，但更多的是一种阴冷，不像守护者，倒像随时可能翻脸的妖。这种处理，或许更接近原著中初出花果山时的齐天大圣。

猪八戒的形象更显得不客气。塌鼻、虎牙、垂耳，脸上刻着一股又蠢又狠的劲儿。他在师徒之间的嬉笑打闹并不多，反倒时常流露出暴躁、好色的一面。有人看完片子后评价：“这才是书里那个八戒，哪是什么逗乐的人物。”

沙僧则始终紧盯着唐僧，不多言，却一步不离。他的眼神里没有多少温情，更多是一种冷冷的服从和迟疑的忠诚。知道原著的人不难联想到，小说里沙僧前世曾是卷帘大将，因为失手打碎琉璃盏被贬，心中难免有怨。片中这一层情绪，只是用眼神带过，却让人物不再单薄。

唐僧在电影里，是瘦弱、木讷、略显胆怯的书生模样。手里握着锡杖，在山路上走得战战兢兢，一旦遇到风吹草动，眼神立即发直。与其说他是“圣僧”，不如说是被命运推着往前走的一介凡人。这种处理，较之后来的高大形象，更显得贴地气，却也让后文的恐怖场面，显得格外刺目。

四、盘丝洞里的“影视噩梦”

真正让观众坐立难安的，是盘丝洞里的几场戏。假如只看文字介绍，可能还意识不到那种冲击力，用银幕的方式呈现出来，效果就完全不同了。

《盘丝洞》里有一场战斗，猪八戒寡不敌众，被蜘蛛精围攻。画面上，只见几个妖影一拥而上，刀光一闪，猪八戒的猪头被生生砍下。接下来，镜头一转，猪头被抛来抛去，像皮球一样在妖怪之间倒手。摄影机紧紧跟着这个“猪头”，忽远忽近，时不时给出一个大特写：空洞的眼窝，张开的嘴，带着夸张的獠牙。影院里，有观众忍不住捂住眼，有孩子直接哭出声。

更让人“背脊发凉”的，是随后孙悟空夺回猪头，匆忙替他装上的一幕。因为慌乱，悟空竟把猪头装反了。银幕上，猪八戒的身体还在乱动，头却倒着，嘴朝后，眼睛朝后，整个人动作扭曲，像被拧断的木偶。有人回忆说，曾经在放映现场听见有人压低声音骂：“这也太晦气了。”

另外一场戏，则发生在唐僧化斋之时。他误入村中，某家热情招待，把一盘菜端上桌。唐僧刚低头，画面猛然一推，观众跟着他的视线，看到盘中竟然是一个人类躯干，手脚已被去掉，只剩身体，皮肤发白，摆放整齐。唐僧连连摆手，脸色煞白，手里的念珠都掉在地上，慌慌张张起身逃离。这样直观的视觉，比原著里寥寥几句“肉身”描写，要残忍不少。

蜘蛛精的出场，也别具一格。杜宇让自己的妻子在片中客串，饰演蜘蛛精的“本相之前身”。镜头中，她半裸着后背，披着薄纱，在山洞里对镜更衣，香肩一露，背部线条清晰。那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开放”的画面。就在观众的视线停留在这具女性身体上时，画面渐渐叠化，女体轮廓与一只巨大的黑蜘蛛重合，蜘蛛腿缓缓伸展，背景则变成一片猩红。

这种“胶片叠放”的手法，在今天看或许稀松平常，但在1927年的中国银幕上，却是相当新鲜的试验。板凳上的观众还能听到伴奏的二胡突然拉紧，鼓点密集，有人小声提醒同伴：“要变了，要变了。”

接下来，蜘蛛群出场。大大小小的黑蜘蛛，从山洞顶部成群结队落下，铺天盖地，像一团黑云压过银幕。画面简陋，能看出许多是借助模型和剪影完成，但那种密密麻麻的密集恐惧，在昏暗的影院里，效果异常明显。不少观众据说从那以后再也不敢看墙角的蜘蛛。

五、短暂热映与突如其来的封禁

《盘丝洞》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之初，反响热烈。报纸上连日登出广告，写着“新奇神怪片”“连映四个日夜”。影院门口，排队的人龙绕了一圈又一圈。有人看完以后还特意再带亲友来，带着半戏谑的语气说：“你去看一眼就知道，这孙悟空可比戏台上的厉害多了。”

与此同时，不少知识界人士也被吸引进影院，有的抱着好奇，有的抱着审慎。有观众在报纸投稿中抱怨：“片中妖怪形貌过于丑恶，猪八戒头被砍落抛掷，实不忍卒睹。”也有人反过来称赞：“最合原著之意。”舆论并不一致。

问题很快来了。影片上映仅仅几天，南京政府方面就作出了反应。那时的民国政府，已经开始对电影实施审查，尽管规章还不算完备，但“有伤风化”“宣扬迷信”等帽子，已经常见于各类文件。《盘丝洞》恰好同时踩在两个敏感点上。

一方面，影片中大量妖魔鬼怪出没，取经途中神佛妖仙齐聚，被一些官员视作“鼓吹鬼神之说”。在当时强调“科学救国”的话语氛围下，这类带有浓厚神怪色彩的作品，很容易被扣上“迷信”的标签。另一方面，蜘蛛精半裸背影、洗浴场景，以及猪八戒被斩首的血腥暗示，又被人归为“扰乱风纪”。

有评论提到，当时在南京的某位官员看完放映后的审查片段，沉默片刻，只说了一句：“此片不宜再映。”随即，禁映令下达。《盘丝洞》在部分城市上映不过五日，便匆匆退场。影院不得不换上别的片子，海报也被撕下。观众若再想看，已经无处可寻。

从这个节点往后看，不难发现，《盘丝洞》其实踩中了民国早期电影发展中的一个痛点：创作者试图挑战现有的审美和题材禁区，而制度和社会心理尚未准备好。尺度问题，成了压垮它的直接原因。

六、胶片失踪，命运多舛

禁映之后，《盘丝洞》的命运愈发飘忽。原始底片在战乱年代辗转保存，本就不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等地电影公司遭受打击，不少影片的底片被毁于战火，或在迁徙途中丢失。到了解放前后，再想寻觅这部片子的完整版本，几乎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盘丝洞》只存在于文字记载里。有老一辈电影人偶尔提及，说年轻时看过一部“孙悟空大闹盘丝洞”的默片，里头猪八戒被砍头，看得人胃里直翻。听者往往当成茶余饭后的逸闻，既无影像可证，也无剧照可考，久而久之，这部片子仿佛只是一段电影界的传说。

直到21世纪初，情况才发生转折。2012年前后，挪威国家档案机构在整理馆藏时，发现了一卷标注含糊的旧胶片。经专家清理、放映，对照画面里的中文字幕和人物形象，逐步确认，这正是1927年中国拍摄的《盘丝洞》。这一发现，在电影史研究者之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从中国到挪威，中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流转，目前尚无完全确证的档案。有推测认为，当年上海某电影公司曾将影片拷贝卖给国外放映商，或参加海外放映活动，拷贝才因此保存下来。战争年代国内底片毁坏，而这卷远在挪威的拷贝，反而侥幸避过了硝烟。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卷胶片并不完整。经修复后，全部放映时间约60分钟，有些画面明显存在断裂、缺失。即便如此，相对于此前一无所有的状态，能够看到这些残存的影像，已经极其罕见。

七、修复重映与另一种“西游记”

2014年前后，经挪威方面与中方学界合作，这部修复版《盘丝洞》在部分影展和学术放映活动中亮相。银幕上，泛黄的画面缓缓展开，孙悟空、猪八戒等熟悉的名字，配上陌生又诡异的面孔，让许多习惯了1986年电视剧版的观众，一时难以适应。

有人在观影场内低声感慨：“原来《西游记》还可以这么拍。”这句话，或许道出了《盘丝洞》今天被重新提起的一大价值——它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西游记》影像路径。

如果把1986年版本看作在电视时代形成的“正统”，那么1927年的《盘丝洞》，无疑更接近原著中那种夹杂着妖气与劝诫的气息。它几乎没有去粉饰妖怪的残忍，也没有刻意拔高师徒的光辉形象，而是把人与妖之间的冲突，用接近民间传说氛围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从电影史的角度看，《盘丝洞》还折射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中国电影还处于摸索、模仿阶段时，竟有人试图用默片的手段，去挖掘传统经典中的“阴暗面”，而不是简单取其热闹、喜剧部分。这种尝试，在当年的社会环境下，难免显得突兀，最终也未能战胜审查和舆论的压力。

然而，不得不说，正是这份“突兀”，让它在众多早期影片中显得格外醒目。它证明，当时的创作者并非只满足于“讲个热闹故事”，而是已经在探索如何通过影像，呈现复杂甚至令人不适的内容。哪怕这个探索以禁映告终，痕迹仍然清晰。

从文学的角度再看，《盘丝洞》的出现，也在客观上提醒人们，《西游记》并不必然只是一部儿童向的“神怪童话”。它完全可以被解读为一部多层次的文本：一层是充满神怪色彩的冒险，一层是对人心欲望、戒律与放纵的描写。1927年的这部默片，显然更偏向后者。

八、曾被禁播的珍贵影像

《盘丝洞》之所以被视为“珍贵影像”，固然有“首部《西游记》电影”的头衔加持，更重要的，还是它所记录下的一种几乎被后来主流叙事忽略的《西游记》样貌。那些丑陋的妖怪，那些血腥的画面，那些让人不安的场景，把16世纪小说中的凶险、迷惘，转化为20世纪初银幕上的光影。

从1927年的拍摄和上映，到随后的封禁，再到21世纪在挪威档案中的重见天日，这部影片的命运曲线颇为曲折。一头连着民国时期的电影工业萌芽和社会审查，一头连着当代影像修复与经典再读。中间那几十年空白，让它带着一层神秘色彩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当年那些坐在影院里，被猪八戒断头场景吓得心惊肉跳的观众，大多已经不在。而影像还在。银幕上，孙悟空在盘丝洞前挥棍的身影，蜘蛛群爬满洞顶的画面，唐僧在肉盘前惊惧退避的神情，都留在胶片上，留在电影史的一页里。

这部曾被视为“伤风化”的作品，今天再被提及，其意义与其说在于“争奇斗艳”，不如说在于补全。补全的是早期中国电影对传统题材的一种大胆尝试，也是《西游记》从纸面到银幕的第一次“黑暗版”呈现。而它曾经遭遇的封禁和误解，则静静地留在历史当中，作为那一段时代心态的一面镜子。

来源：强强侃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