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这部作品，是两位女性学者的往复书信集，没有一个动作提示，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不靠场景设定，却深深打动了拍出《驾驶我的车》《邪恶不存在》的导演滨口龙介。他将这本名为《突然感到不舒服》的书信集，改编成了他的全新长片《突如其来》，并被宣布入围了第79届戛纳电影节的
什么样的作品，最适合改编成电影？
你可能会说：情节要丰富，要有冲突、反转、高潮，要有让人物行动起来的故事线和空间。
但这部作品，是两位女性学者的往复书信集，没有一个动作提示，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不靠场景设定，却深深打动了拍出《驾驶我的车》《邪恶不存在》的导演
滨口龙介。
他将这本名为《突然感到不舒服》的书信集，改编成了他的全新长片《突如其来》，并被宣布入围了
第79届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突然感到不舒服》
[日] 宫野真生子 [日] 矶野真穗 著
2025年7月
当滨口龙介第一次读到这本书信集时，他说：
用“深受触动”这样的词来形容远远不够。面对这种书信的形式，而且是两位学者倾注全部学术生涯与灵魂的交锋，我完全不知该如何应对，却感到内心被“想要把它拍成电影”的念头点燃。仿佛是被那团火焰吸引，不知不觉已经走了很远的路。
为什么一部没有情节、没有场景、只有文字的作品，能让一位导演如此着迷？
滨口龙介的电影，从来不只是关于“发生了什么”。他更关心的是：
人与人之间，如何通过语言，真正地触碰到彼此
。
《驾驶我的车》里，心事重重的剧作家与沉默的女司机在流动的车内空间交换无法言说的伤痛；《偶然与想象》中，三段故事全凭对话推进，语言的微妙转折不断生成新的空间。
而这本书，恰恰把“对话”和“语言”推到了极致——没有情节反转，更没有冲突或事件，只有两个女性，通过一封封书信，用语言诚实地接住对方。
电影《突如其来》剧照
《突然感到不舒服》记录了一位罹患癌症的哲学家
宫野真生子，
与一位医学人类学家
矶野真穗，
围绕疾病、偶然、风险与人生展开的灵魂交锋。她们的通信一直持续到宫野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是一场真实的、毫不掩饰的、两个女性学者之间最坦诚的对话。而滨口龙介，就是被这场对话点燃了。
他说“不知如何应对，却想拍成电影”，正是因为书信作为一种更赤裸的对话形式，虽然挑战了电影的叙事传统，却与他的美学核心深度共振。
打动他的，正是两人依靠对话所抵达的真实，甚至达到“灵魂邂逅”所蕴含的力量。
那么
如此契合的两个人是如何找到彼此，又是如何相遇的？
一切要回到2018年9月15日。
文化人类学家矶野真穗在一场在福冈举办的“文艺共和国”研讨会上第一次遇见作为观众来参会的宫野真生子。
见面之初，宫野真生子并没有向矶野真穗透露自己已经患癌8年，身体状况随时可能突然恶化的情况，而是轻描淡写地邀请她一起申请研究项目。矶野在后来的采访中表示，自己当时也暗自心想：“为什么她会对一个初次见面、素不相识的人如此信任？”
宫野真生子对此给出的理由是：“唔，我有种‘就是这个人’的感觉。”她之所以这么相信直觉，相信人与人“一期一会”的偶然相遇，是因为她一生的研究课题就是“偶然性”——她是一位哲学家，研究对象是著名日本哲学家九鬼周造。她曾穷尽20年学术生涯追问：何为偶然？偶然与必然的边界在哪里？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人要如何选择自己的路？
而她的身体，却让她在最极限的环境中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身患癌症之后，她无法再申请海外的研究项目，头发因治疗的副作用脱落，也不能再自由地游泳、泡温泉，享受生命。
一个毕生研究“偶然性”的人，就这样被最残酷的偶然击中了。
也许，很多人会埋怨命运的不公，忍不住问：“为什么是我？”但宫野没有让自己困在这个问题里。在与矶野的往来书信中，她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遭遇了厄运，但并非不幸。到头来，我并没有百分之百接受自己是癌症患者的事实。我确实患有癌症，但癌症并不是我的全部。我一边对患癌的厄运感到愤怒，一边焦急地想从厄运中夺回自己的人生。所以，即使遭遇厄运，即使存在限制，但在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这层意义上，我并非不幸。
在她看来，
厄运和不幸是两回事。
厄运是不由分说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生病、受伤、失去。而不幸，更多的是你如何看待这件事，如何把它放进自己的人生故事里。如果一个人认定“我是一个可怜的患者”“我的人生完了”，可能那才是真正的不幸。
电影《星运里的错》剧照
宫野不愿意那样。
她承认厄运的存在，也承认自己会愤怒、会不甘，但她不想被“患者”这个身份完全吞噬。
癌症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却不是她人生的全部。所以她常常一边心有不甘地嘟囔着“这都是什么事儿啊”，一边继续工作，继续与人立下约定，继续向未来许下一些看起来不太理性的承诺。
这或许就是她对自己追问了一生的问题给出的回答：
你无法选择厄运是否降临，但你可以选择要不要放弃自己的人生。
宫野真生子第一次说“就是这个人”的时候，矶野并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卷入一场怎样的旅程。
她们刚刚开始通信时，是先从身体、风险管理和概率相关的学术问题出发的。随着她们关系的加深，话题也开始变得深入。然而，宫野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只能靠大量服用镇痛药物减轻疼痛，几度意识模糊。但她们之间的书信没有停，矶野在信里写：“请一定记录下只有您才能说出的话语，并活着见证它们如何传达到全世界。在这之前，绝对不要死啊。”
这不是一句矫情或虚伪的鼓励，而是一个人类学家，对自己的哲学家朋友发出的最后的邀约。
宫野回信说：“嗯，我明白了。”她把这当作一个约定，一个基于两个人对彼此信赖的生命之约。
电影《玛丽和麦克斯》剧照
宫野也不是一个时时刻刻都戴着坚强面具的“励志神话”，她承认自己也会动摇，偶尔会想把所有工作推掉，安心接受自己癌症病人的身份。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就像雪崩一样急转直下，在疼痛和窒息般的呼吸困难中，她不断意识到
“死亡此时此刻正在到来”。
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下，她是如何度过一天的呢？
如果明天还会到来，我愿意相信我将会和在那时相遇的人创造新的故事。我想，一边拥抱未完成的事情，一边继续前进，就是生活的意义……如果我是被留下的那一方，我会希望逝者多少能不负责任地扔给我一些东西。
这或许是宫野真生子对临终关怀最独特的理解。她不列遗愿清单，不追求了无牵挂地离开。在她看来，
那些未完成的事、那些留给别人的“麻烦”，恰恰是一个人活过的痕迹。生者需要这些痕迹，才能思念，才能接受，才能继续前行。
电影《永恒和一日》剧照
宫野真生子没有变成“百分百患者”。她在疼痛中写作，在进入ICU之前还尽自己作为大学教授的责任出完了考题。她留给世界的，不是一个完美的、毫无牵挂的告别，而是一个未完成的、正在发生的故事。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
到了最后，如果有人能接手我未完成的人生，我会非常高兴。给大家留点麻烦不是也很好吗？”
从两人第一次见面，到宫野因病离世，其间只经过了297天，在现实生活中她们只见过五次面。但在这20封信之间，两个原本陌路的人，共享了灵魂。
一个研究偶然性的哲学家，和一个倾听他者故事的人类学家，在死亡的阴影下，共同刻下了生命的轨迹，以无比的信任和勇气描绘出一条无限延伸到远方的“生命之线”。她们证明了：
即使生命只剩明天，人仍然可以向遥远的未来许下承诺
。
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对未来的构造。滨口龙介把它拍成电影，其实是让这条“生命之线”继续延伸——从纸面，到银幕，再到更多人的心里。
两位女性学者关于偶然、疾病与人生的二十封往来书信
以无比的信任和勇气，共同刻下生命的轨迹，直到最后一刻
-End-
2026.4.29
编辑：闪闪 | 审核：孙小悠
来源：中信出版集团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