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乔治·奥威尔是个很矛盾的人。他有很多东西在今天看来不是太好，比如说他歧视犹太人，歧视同性恋，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最讨厌别人对低下阶层的老百姓有偏见，对工人阶层、对无产阶级有偏见，那是为什么？

没有党性，有的就是人性了

乔治·奥威尔是个很矛盾的人。他有很多东西在今天看来不是太好，比如说他歧视犹太人，歧视同性恋，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最讨厌别人对低下阶层的老百姓有偏见，对工人阶层、对无产阶级有偏见，那是为什么？

因为他的童年经历。他在印度出生，父母都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中下层人物，他小时候其实生活环境不是太好，他考不上牛津跟剑桥，主要是因为没钱。他有好长一段时间在英国、法国巴黎的一些贫民区域里面混。当过洗碗工、码头工人，教过书，流浪很多年，所以他从来对低下阶层有同情，他才会投身左翼运动，才会去参加西班牙内战。他骨子里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所以反映在这本小说里面，我们同样看得到这种情结。

冷战前，他认为所谓的“苏式共产主义”要成为未来全世界主流的意识形态，但在那种很可怕的极权社会底下，其实那些低下阶层的老百姓是不受掌控的。思想警察并不是盯着所有人，大部分的人民百姓，过得相对自由一些、宽松一些，能喝酒、能听听音乐、看看黄色小说、能够赌点小钱、能够买彩券，虽然生活还是很贫困。

奥威尔对他们寄予厚望，他认为底下阶层的社会群众，因为不是党员，因此就没有党性，没有党性，有的就是人性了。他们比较有爱、有感情，有真正的家庭温暖，不像《一九八四》里面看到的党员那些小孩，从小七八岁就举报父母，揭发父母有反动思想，成为党的好孩子。在低下阶层的大部分老百姓那里，家庭是正常的。

只有下半身是叛徒的人

但可惜的是，他们想事想不大，因为受愚民政策的统导，他们从来不会联想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这个体制有什么问题。他们生活上要是遇到不如意，比如说物资不够、穷困，他们就只是哀叹一下。

比如说做饭的锅子都不够了，他不会去问，为什么一个自称是优秀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国家，连老百姓的锅子都要拿呢？都供给不足呢？他们不会问大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小问题，那我上哪去弄一个锅子回来吧。他们还关心的，书里写的每个礼拜彩券开奖，那是整个老百姓们最关心的一件大事。

另一部反乌托邦经典小说：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同时他们在性生活上也比较自由，《一九八四》这本小说里性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的主角温斯顿跟他的女朋友裘莉亚，就是从一种性爱的自由解放开始来走上了反叛的道路的。在这条道路上面，他明显有一种很粗糙的弗洛伊德式假设，就是一个高压的政治，同时也必然是性压抑的。所以相反地，性解放就能够带来对这种高压政治的反抗。

这个想法恰好跟另一本，也被认为是“反乌托邦小说”的代表作的《美丽新世界》很不一样。《美丽新世界》里面，作者赫胥黎描写的那个未来极权社会，是很鼓励大家纵欲的。因为他们认为，老百姓们越是沉迷于性爱生活，那就越不会有精力去反抗政府。而在《一九八四》里面，这中逻辑是倒转过来的。

温斯顿形容他的女朋友裘莉亚，说她是一个“只有下半身是叛徒的人”。你虽然追求性上面的解放，但大脑上不追求解放。

裘莉亚是什么样的人呢？她是一个不相信党说的话，但每次集会上面都热烈鼓掌，领导出来欢呼喊叫的人。虽然私底下，她完全不信这一套，你说她是不是想反抗这个制度？她也不想，她只是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今天活得爽不爽，我快乐了没有。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她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她懂得钻空子，她懂得这个制度的缺陷，她不会反对这个制度，她不会从根本上怀疑这个制度，她甚至不认为各种的怀疑，乃至于真理有什么意义。她不追求更大的价值，她追求的是我今天快乐不快乐，我的后代怎么样。历史怎么样、整体怎么样，那一点都不重要，跟我无关。

迈克尔·莱德福版《一九八四》剧照，1984年上映

自私和以集体为重，不过一个铜板的两面

我们主角温斯顿曾经在日记中记下一段他看的电影片段：

有一个母亲她坐在一个难民的小艇上面，然后我方的军队直升机，对着她扔炸药开机枪，她护着她的儿子，她明明知道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不了儿子，但那是一个妈妈的本能。终于这个妈妈，跟着她的小孩，一起沉没在大海之中……这样的一个令人哀痛的场景，居然所有观众看得十分高兴。

这样一个片段，贯穿《一九八四》整部小说，它是温斯顿摆脱不去的一个梦魇。他连做梦都会想起，那位母亲护着孩子的姿态，而这样的姿态，应该让我们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发起一种由衷的怜悯跟同情。但是在《一九八四》的世界里，这种同情心不见了，小孩被教育成只听党的话，随时预备密告、揭发、出卖自己最亲的人。

有一个学者Martha Nussbaum努斯鲍姆，她说《一九八四》的世界，最恐怖的地方是，那是一个不再有同情心的世界。

我们读发展心理学晓得，小孩很小的时候，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他是一个天然自恋的人。对小孩来讲，旁人是被他利用的工具，而他只在乎他自己。但是当一个小孩逐渐成长，在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他慢慢意识到其他人的存在。他就了解到，其他人也跟我一样是人，不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慢慢地他还会感觉到，其他人笑，我也会高兴；看到其他人哭我也会觉得悲戚。再进而广之，他的整个人格才逐渐发展起来，健全起来。

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

我们过去儒家讲，先从家庭里面培育一个人的基础情感，然后慢慢让他变成一个胸怀天下的人，这才是一个正常合理的人格发展。但是《一九八四》的世界，一个人的整个发展阶段，几乎是从孩童时代开始就被抽离掉了。所以他一辈子，都是小孩，都是自恋的一个人。

这种人我们今天还会碰到：我不高兴，我就揍人，动不动就要发怒，上飞机打空姐，在地上打清洁工，在餐厅里面打服务生……这种暴躁易怒的人格，因为他始终是一个婴儿。这种人他取消掉了自我，反而很容易投进一个特别大的、虚空的、抽象的概念里面，这对国家来讲是最好的，这种人很容易去爱上一个抽象的集体，同时当国家需要鼓动他们的情绪，又很容易就被煽动起来。

有很多人分析过法西斯心理学，为什么那些人看到希特勒就痛哭流涕，激动得不行了？那是因为他们在那一瞬间，把自己都消失掉了，或者说那种消失是透过自我的无限放大才消失的。

一个人只懂得一切为自己着想，与同样的一个人，一切都想着是要为了集体的福利而出发，这其实都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都是一种孩童自恋心理的呈现。

来源：看理想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