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民间话语里，广大影迷总爱给心爱的演员起一些组合名。这些称呼没有官方认证，却比任何奖项都更鲜活地留存于影迷的记忆中。若按时间线索梳理，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大致可以勾勒出一条中国电影民间记忆的脉络。

在民间话语里，广大影迷总爱给心爱的演员起一些组合名。这些称呼没有官方认证，却比任何奖项都更鲜活地留存于影迷的记忆中。若按时间线索梳理，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大致可以勾勒出一条中国电影民间记忆的脉络。

□1940年代：话剧舞台上的“四大名旦”。

最早的“四大名旦”说法并非出自银幕，而是来自话剧舞台。1943年，剧作家夏衍在重庆戏剧座谈会上正式提出了话剧“四大名旦”的说法，指的是舒绣文、张瑞芳、白杨、秦怡四人。当时正值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大后方，话剧运动空前活跃，这四位女演员在舞台上各领风骚，夏衍的定名使这一说法迅速流传。

同一时期，上海电影界则有“五大天皇巨星”的说法: 赵丹、金焰、刘琼、舒适、陶金。这五位男演员代表着1940年代中国电影男演员的巅峰，也是海派电影黄金时代的标志。赵丹的《马路天使》《十字街头》、金焰的《大路》《迎春曲》、刘琼的《不了情》《生离死别》、舒适的《长相思》《清宫秘史》、陶金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这些名字至今仍是影史绕不开的坐标。

□1950—1960年代：银幕上的“名旦”与“老生”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制片厂制度逐渐成熟，北京、上海、长春、八一四大电影厂各据一方，也催生了大量以厂为单位的演员组合，形成了若干民间称呼。

“上影四大名旦”——张瑞芳（《李双双》李双双）、白杨（《祝福》祥林嫂）、秦怡（《女篮五号》林洁）、王丹凤（《护士日记》简素华），这四位均为“22大影星”入选者且同属上海电影制片厂，是建国后影迷对她们银幕成就的高度赞誉。若再加上同属上影且位列“22大影星”的上官云珠（《南岛风云》符若华），老影迷常并称为上影“五大名旦”。

男演员方面，有被称为中国银幕“四大老生”的组合——北影厂的张平、八一厂的邢吉田、长影厂的浦克、上影厂的高博。四人以塑造中老年正直形象著称，演的多是“父亲”“书记”“老革命”这类角色，沉稳厚重，是那个年代银幕正气的化身。

北京电影制片厂则形成了两套并行的女演员说法。“北影四大花旦”指的是于蓝（《烈火中永生》江姐）、谢芳（《青春之歌》林道静）、俞平（《红旗谱》春兰）、李长乐（《锦上添花》铁英）。于蓝、谢芳是“二十二大影星”，同时期更为流行的说法是“北影五朵金花”是指秦文、谢芳、俞平、李长乐、高放5位演员。不包括年龄偏大的于蓝，而增加了秦文和高放。

1960年代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组合——“五大坏蛋”：陈强、方化、葛存壮、刘江、陈述。这五位以饰演反派著称，在银幕上坏得各不相同。陈强的黄世仁（白毛女）、南霸天（红色娘子军），方化的松井（平原游击队）、小野（三进山城）、葛存壮的山田（小兵张嘎）、冯兰池（红旗谱），刘江的汤司令（地道战），陈述的情报处长（渡江侦察记），都令人恨之入骨。这个充满敬意的“坏蛋”称号，是对他们精湛演技的另类礼赞。

□1970—1980年代：北影三花与老旦群像。

进入1970年代末，中国电影迎来复苏，也诞生了流传最广的一组称呼“北影三花”：刘晓庆、张金玲、李秀明。三人几乎包揽了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银幕形象，《小花》《神秘的大佛》里刘晓庆的英姿飒爽，《渡江侦察记》《从奴隶到将军》中张金玲的英气逼人，《春苗》《甜蜜的事业》里李秀明的甜美可爱，让观众记住了这三个名字。这个称呼流传之广，以至于后来许多媒体仍习惯于用“北影三花”来追忆那个年代。

此外，还有一类甘当绿叶的演员值得铭记。“北影四大老旦”——李健、凌元、陈立中、黄素影，她们一辈子都在演母亲、婆婆、阿姨，从未当过主角，却让无数主角有了光彩。李健在《小兵张嘎》中的嘎子奶奶慈祥而坚毅，凌元在《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母亲面对敌人威逼毫无惧色，陈立中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东母亲深明大义，黄素影在《卧虎藏龙》中的吴妈一个眼神都是戏。这些“老旦”艺术家用一生的配角生涯，撑起了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

这些称呼之所以值得记录，不仅因为它们有趣，更因为它们是中国电影史另一种维度的书写。正史关注的是作品、奖项、艺术成就；而这些民间的称呼，关注的是一个演员在观众心里的“位置”。

那个称呼诞生的年代——194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电影厂林立、全民看胶片电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每年几百部国产片上映，流量明星如过江之鲫，却很难再有哪个群体能获得一个流传全国的“民间称号”。那些银幕绰号，是一个时代的体温。它们粗糙、不精准、甚至经不起严格考证，却真实地记录了电影与人们生活发生关系的那些瞬间。

来源：嘉宸放映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