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0月7日恐怖袭击引发加沙毁灭性战争以来,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不断恶化,该国电影参与国际电影节和跨国合拍的难度也随之增加。与此同时,以色列文化部长则威胁要切断国家对电影业的资金支持。“我们必须远离政治。”2月17日,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的维姆·文德斯发表
自10月7日恐怖袭击引发加沙毁灭性战争以来,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不断恶化,该国电影参与国际电影节和跨国合拍的难度也随之增加。与此同时,以色列文化部长则威胁要切断国家对电影业的资金支持。“我们必须远离政治。”2月17日,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的维姆·文德斯发表了这番略显生硬的言论,随即在电影节上引发轩然大波。当时,德国政治记者蒂洛·容克向他提问,批评该电影节未能展现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声援。
鉴于犹太历史的遗留问题,德国机构通常行事谨慎。柏林国际电影节也普遍不愿容忍那些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及其苦难的合法示威中,不时出现的摧毁以色列的呼声。
尽管如此,该电影节在排片上依然保持着平衡,给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电影同等的重视。
柏林电影节这场争议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抵制以色列电影的呼声。这并非一个新话题。早在2005年,由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发起的“抵制、撤资、制裁”运动,就曾呼吁对以色列实施全面抵制,英国电影导演肯·洛奇便是该运动在文化界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
分析人士指出,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制造大屠杀以来,冲突的急剧升级以及随后对加沙地带的大规模无差别轰炸,赋予了该运动新的维堵,并对电影界造成了巨大冲击。2025年9月8日,倡导组织“巴勒斯坦电影工作者”发起抵制以色列电影的呼吁,在短短两周内便收集到了5000名业内人士的签名。
受此影响,以色列电影如今已很难获得国际合拍的机会,其进入海外电影节和院线的渠道也在不断萎缩。外界认为,导致这一局面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公开的政治立场;二是面对该问题引发的激烈辩论和行动时,一种往往心照不宣的谨慎态度。
正因如此,人们的真实想法难以捉摸,但数据足以说明问题。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的数据显示,2019年法国曾创下发行9部以色列电影的纪录;
然而自2024年7月以来,法国院线再未上映过任何一部由以色列主导制作的电影。
在同一时期,只有两部主要由非以色列资金合拍的电影成功登陆法国院线。分别是纳达夫·拉皮德执导的《是》,以及阿纳特·埃文执导的《崩溃》。这两部引人注目的作品,都对以色列政府日益明显的至上主义倾向进行了严厉批判。
这是否意味着它们是唯一值得观看的电影?显然并非如此。过去十年来,以色列国内的审查制度不断收紧,最终迫使阿维·莫格拉比和拉皮德等最具政治参与度的电影人流亡海外。这种环境也让曾在本世纪初充满活力的以色列电影界变得更加自我克制,但即便如此,电影依然保持着抵抗的姿态。
有些作品通过犹太式的抨击来表达诉求,有些则对10月7日事件展开了调查。还有作品描绘了一名士兵母亲的心理崩溃过程,或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传奇叙事提出了尖锐批评。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沙伊·卡梅利·波拉克在2025年推出的处女作《海》。该片讲述了一名来自约旦河西岸拉马拉的巴勒斯坦少年,孤身一人且意志坚定地前往特拉维夫看海的旅程。在2025年9月举行的以色列主要电影奖项“奥菲尔奖”上,这部电影成为最大赢家,并自动获得了代表以色列角逐奥斯卡奖的资格。这一结果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
这部充满人文主义色彩的寓言电影是以色列犹太公民与巴勒斯坦公民合作的结晶,其内在的颠覆性远超表面所见,也因此激怒了以色列文化部长米基·佐哈尔。他随即在2025年12月30日组织了一场替代性的颁奖典礼,并以应对持续的抵制运动为由,威胁要切断国家对电影业的所有资金支持。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威胁进而导致了电影行业的分裂,而这无疑正是其行动的初衷。
在这场动荡之中,这些电影证明了艺术与公民良知的存在。它们挑战了政府的官方立场,并拒绝接受最坏的局面。电影爱好者对这种现象并不陌生,这也是他们热爱电影的原因之一:影像具有模糊性的力量,以及拒绝被简单归类的非凡能力。
无论是在好莱坞、前苏联还是伊朗,人们都能在不同的政权和限制下,不同程度地看到这种现象。当文化抵制以政治道德或经济报复的名义强加于人时,其本质上的简单粗暴便在这里暴露无遗。
这种抵制惩罚了那些本应获得认可而非被忽视的创作者,并在审视作品之前就对其判了死刑。
作者
:雅克·曼德尔鲍姆
来源:拉美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