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柬埔寨电影史，不过半个多世纪，却像一场被反复撕碎又艰难拼合的梦。梦的开端镀着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位痴迷光影的国王将柬埔寨推向了电影的黄金时代。年产逾百部的惊人产量，三十多家影院挤满金边街头，票价低廉到人人看得起。那时银幕上流动的，既有脱胎于佛经故事的神怪
柬埔寨电影史，不过半个多世纪，却像一场被反复撕碎又艰难拼合的梦。梦的开端镀着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位痴迷光影的国王将柬埔寨推向了电影的黄金时代。年产逾百部的惊人产量，三十多家影院挤满金边街头，票价低廉到人人看得起。那时银幕上流动的，既有脱胎于佛经故事的神怪传说，也有讲述痴男怨女的罗曼史，更有那位置身于“佛教社会主义”理想中的君主用极高亮度拍摄的理想化画卷。电影是教育的工具，是民族认同的熔炉，更是一个国家在冷战夹缝中对美好未来的自我想象。然而谁能想到，这场梦在短短十五年后便戛然而止，从年产四百部到一部不剩，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
梦醒时分来得惨烈。1975年，红色高棉踏破金边城门。电影被视作“污染思想的来源”，底片被成批焚毁，影院改作猪圈仓库。那些在银幕上谈情说爱、斩妖除魔的演员和导演们，有的被迫逃亡海外，有的被押赴郊外的杀戮场。短短四年，一段延续了十五年的影像文脉被彻底抹除。1960年至1975年间诞生的约四百部影片，如今只剩三十多部残存于世。这不仅是胶片层面的损毁，更是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系统性清除。此后又是二十年战火与隔绝，电影产业从零重启。
九十年代，当柬埔寨人重新走进电影院时，银幕上只剩两类影像：一类是进口的泰国肥皂剧，一类是本土制作的低成本鬼片。恐怖片——这种成本最低、技术门槛最低的类型，迅速占据本土电影产量的近九成。有人说这是因为恐怖片好拍，有人说是因为观众爱看，但少有人追问：一个刚刚经历过大屠杀的民族，为什么偏偏痴迷于观看鬼魂？
鬼魂总是有所指的。当一个社会的集体创伤过于沉重、过于直接，以至于无法被坦然讲述时，超自然的恐怖便成了那条唯一的逃生通道。柬埔寨观众买票看鬼片，或许不仅仅是为了被吓一跳，而是在那些游荡的怨灵身上看到了自己——那些来不及告别的亲人，那些被暴力打断的生命，那些无处安放的恐惧。在“鬼”的面具之下，是未被言说的“人”的记忆。这一判断并非凭空猜测。有观察者曾以“红与金”来概括柬埔寨影像的辩证张力：红，是血液，是寺院外墙，也是激情与政治的道路；金，是僧袍，是银幕的光，也是摇曳的幻梦。在这两种颜色的对撞中，鬼片的流行恰是一种“金的逃避”对“红的记忆”的替代——用虚妄的恐惧替换真实的创伤，用可供消费的惊吓代替不可承受的直视。
但可悲的是，大多数柬埔寨恐怖片停留在了最浅层的惊吓手段，将本可成为文化宣泄通道的类型降格为廉价娱乐。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柬埔寨电影被批评为“太想讨好观众”——这听起来像是好事，实则是危险的信号。太想讨好，意味着不敢冒险，不敢挑战，不敢触碰那些真正沉重却有力量的话题。于是，银幕上的故事越来越雷同，越来越轻飘，越来越与一个正在经历巨变的社会脱节。
然而，柬埔寨电影并非只有“恐怖片独大”这一张面孔。在另一个维度上，一些电影人正在国际舞台上为这个国家赢得前所未有的尊重。一位从大屠杀中幸存的导演，少年时失去双亲，在异国求学多年后带着摄影机返回故土。
1994年，他的首部作品入围戛纳，让世界第一次在战后看到柬埔寨人的面孔。此后数十年，他的镜头始终对准那段血色记忆——让施暴者与幸存者面对面，用泥塑人偶重构被抹去的童年，以近乎寓言的方式追问极权如何编织谎言。
2014年，他的作品成为柬埔寨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影片，在国际影史上为这个国家刻下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坐标。与这位导演并肩而行的，还有更年轻的一代。有人以纪录片追忆失落的电影时代，让祖父那一代电影人的故事重新被看见；有人让威尼斯的目光第一次投向金边平民区，将镜头对准那些在国际报道中从未被关注的面孔。这些名字正在将柬埔寨电影从“红色高棉”这一单一标签中解放出来——他们拍流散、拍青春、拍城市变迁，拍一个正在剧烈转型的社会中每一个普通人的挣扎。可以说，柬埔寨艺术电影的“国际突围”已经完成了一个漂亮的弧线：从幸存者的创伤书写，到流散后裔的身份追问，再到新生代对当代社会的多元凝视。这一条线索的清晰与完整，在同等体量的国家中并不多见。
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摆在面前：这些在国际电影节上备受赞誉的作品，在柬埔寨国内几乎无人知晓。在金边的商业院线里，你几乎找不到那些在戛纳和威尼斯获奖的柬埔寨影片——它们只在电影节期间短暂露面，散场后即从公众视野消失。对于大多数柬埔寨年轻人来说，“柬埔寨电影”约等于手机上刷到的鬼片预告片，而不是国际红毯上的那个名字。国际声誉诚然可贵，但若无法回哺本土的观影土壤，所谓“民族疗伤”终究只是一场遥远的仪式。影像的意义不仅在于“被拍摄”，更在于“被观看”。当一部关于大屠杀的纪录片只能在地球另一端的艺术影院里打动观众，而幸存者的子孙却从未看过——这份疗伤的效能，究竟要打多少折扣？柬埔寨电影的两条轨道——国际艺术片与本土商业片——几乎不相交，这本身就是断裂的另一种形态。
市场的挤压来自四面八方。泰国言情剧凭借精良制作和俊男靓女，俘获了柬埔寨年轻观众的芳心；好莱坞大片是商场的票房保证；越南、中国、韩国影视通过电视台和流媒体平台大量渗透。据行业报告估算，外国电影每年从柬埔寨市场分走约一千万美元的票房收入，而本土电影的市场份额长期挣扎在10%上下。多元竞争本不是坏事，但当一个国家的银幕上绝大部分放映的是别国的故事，本土叙事的声音便会日渐微弱。一位业内人士直言，泰国之所以能在柬埔寨市场占据主导，不仅因为更大的制作预算，更因为其成熟的创意产业生态——从编剧工作坊到后期制作公司，从电影节创投到海外发行网络，泰国的优势是系统性的。
这种“文化逆差”的集中爆发发生在2025年年中。柬埔寨政府下令全面停播泰国影视作品，从电视台到电影院无一例外。禁令一出，电影协会负责人的表态耐人寻味：泰国影视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们拥有更成熟的编剧体系、更高的制作水准和更完善的发行网络。这番话的潜台词令人心惊——禁令撤走了“泰国队”这个强劲对手，但柬埔寨电影人接得住这块市场真空吗？一位主管官员在解释政策时坦言，本土电影目前仅占年度总放映量的10%以上，虽然观众反馈中有三成以上表示支持，但国内市场狭小、制作成本高昂仍然是制约质量提升的根本障碍。
更重要的是，他发出了一个至今振聋发聩的警告：如果本土电影不提升质量，“单纯的数量增加换不来观众的信任”。这是一针见血的诊断。当保护主义的大坝落成，蓄起来的池水能否滋养出生机，取决于池中是否有活水——换言之，取决于柬埔寨电影人能不能拿出值得观众掏钱的本子。没有剧本就没有一切，没有编剧训练就没有剧本，没有产业生态就没有编剧训练——这是柬埔寨电影面临的核心循环困境。
但希望的火花从未完全熄灭。2026年初，一部青春成长题材的本土影片在本土售出超过五万张票。这个数字放在好莱坞不值一提，放在柬埔寨却是令人振奋的强心剂。它证明了一件事：柬埔寨年轻人渴望看到反映自身生活与梦想的本土故事。他们不想永远看鬼被撵着跑，也想看校园里的初恋、出租屋里的奋斗、夜市摊上的家常。一位年轻观众的话直白却有力：“我不反对柬埔寨拍鬼片，但我就是纳闷——为什么这个产业死死盯着这一个类型不放？”观众的需求一直都在那里，等待被回应。
政府的应对策略也在从简单的“保护主义”转向更系统的产业培育。简化拍摄审批流程被提上日程，年度培训项目为年轻电影人开辟了一条从课堂到竞赛的通道。更值得关注的是，柬埔寨正将电影与旅游打包推向国际市场，效仿那些成功经验，为外国摄制组提供取景地优惠。2026年3月，第十五届柬埔寨国际电影节在金边开幕，以“生命之渡”为主题，汇集四十国约一百五十部影片，其中柬埔寨作品达六十部。“生命之渡”这个词选得极妙——在佛教文化中，渡是超脱，是轮回，是苦难之后的彼岸。柬埔寨电影正在经历的，正是一场艰难的“渡”。然而必须看到，这些政策努力仍然碎片化，尚未形成系统的产业生态。电影发展需要的不仅是一时的激励，更是从人才培养、资本投入到发行渠道的全链条建设。
理解柬埔寨电影，离不开一个更深层的坐标——佛教。这个奉行小乘佛教的国家，银幕叙事的根脉从来都与寺庙、轮回、业报缠绕在一起。黄金时代的电影延续了古典文学传统，蛇王史诗、佛本生故事被反复搬演。有影评人敏锐地捕捉到，柬埔寨电影的题材主要有二：神话题材片与歌舞片，两类影片恰好反映了这个国家古老传统文化的烙印，以及与现代社会变迁史的同步性——法殖民的影像、冷战对东南亚的影响、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全都写在了胶片里。柬埔寨有句俗语：“音乐是一国之魂。”影像又何尝不是？当魂被抽走，一个民族便只能在别人的故事里寻找慰藉。在这一意义上，任何试图复兴柬埔寨电影的努力，若不能在自身文化血脉中寻找当代的表达方式，都将是缘木求鱼。
柬埔寨电影的“断裂与重续”，说到底是一场关于记忆的战争。红色高棉不仅杀死了人，更杀死了记忆的载体——胶片、书籍、音乐、舞蹈，一切记录着“我们是谁”的东西。四十年过去，这场战争的伤疤仍未愈合。柬埔寨的电影工作者们面对的不仅是技术落后、资金匮乏、市场狭小，更是一个被系统性地清除了档案的民族。他们不得不在空白的底片上，重新绘制民族的肖像。用陶土人偶重构历史是一种回答——既然真实的影像已被摧毁，就用“假”之物言说“真”之事。用幸存者的口述拼凑黄金时代的碎片是一种回答——在记忆的断层处，声音是最初的光。就连那些粗糙的恐怖片，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回答——它们在用最原始的方式，触碰一个民族不愿正视的恐惧。每一种回答都弥足珍贵，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声音：我们还在。
一位金边老妪曾在纪录片中回忆起早年看过的电影。她说那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常让她哭泣。她哭泣的，或许不仅是银幕上那个悲剧，更是她自己和所有柬埔寨人的命运。电影从来不只是电影，它是一个民族与自己对话的方式。当老妪的泪水滑落，她追忆的不是一部电影的结局，而是整个柬埔寨被偷走的那个时代——那个她年轻时坐在金生大戏院里、银幕亮起、所有人安静下来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每一部柬埔寨电影的诞生，都是一次向死而生的宣示。
柬埔寨电影的复兴之路注定漫长。它无法复制泰国的工业化道路，也追赶不上越南的政策红利。它唯一不可替代的资产，是那段被抹去又顽强重生的记忆，是那套延续千年的文化密码，是一个民族想要被看见、被听见的朴素愿望。在断裂与重续之间，柬埔寨人从未放弃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不讲述，才是真正的消失。那些粗糙的鬼片、那些在电影节上获奖却无人知晓的艺术片、那些正在剧本里孕育却尚未面世的青春故事，都是同一个叙事的不同声部。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民族在历史废墟上反复追问的声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还要往哪里去。这追问本身，就是希望的形状。
[1] Davy Chou. Golden Slumbers (Documentary). 2011.
[2] 上海外滩美术馆RAM. 《红与金——柬埔寨纪实影录》影评会回顾. 2020.
[3] 丝路印象. 柬埔寨电影竞争格局如何. 2024.
[4] ASEF Culture360. Cinema Reborn | A Profile of Cambodian Films.
[5] 柬埔寨头条. 柬埔寨第15届国际电影节在金边开幕. 2026.
[6] Phnom Penh Post. Film festival returns with 150 films as Cambodia eyes growth of creative industry. 2026.
[7] ASEANNOW. Horror Dominance Spurs Film Diversity Debate. 2026.
[8] Khmer Times. Ministry urges quality boost as Thai films pulled from screens. 2025.
[9] Siem Reap Times. Cambodia to Launch Film Tourism Packages to Boost Angkor‘s Global Appeal. 2026.
[10] 中新社. 第六届澜湄国际电影周在金边开幕. 2026.
[11] The Phnom Penh Post. Cambodian Cinema’s Fragmented History. (综合参考自多篇报道)
作者简介：易白，智库学者，文艺创作者。长期从事政策研究、智库咨询与公益普法，曾担任军队政工网《建言献策》《军旅文学》频道编辑及文学网站总编辑、出版社副总编辑，多家报刊专栏作者及特约撰稿人。在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及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有持续观察与研究。文艺创作逾三十年，诗歌、散文、歌曲、绘画、影视及音乐作品累计在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奖百余次，作品散见于多种文学期刊及媒体平台。
来源：中联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