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7.7亿（新台币）”，这是导演林孝谦不敢想的一个数字。这意味着他的新作《阳光女子合唱团》刷新了台湾地区电影历史纪录，打破了《海角七号》维持了18年的票房纪录。
《阳光女子合唱团》导演林孝谦（前排左二）与片中主要演员合影。资料图
“7.7亿（新台币）”，这是导演林孝谦不敢想的一个数字。这意味着他的新作《阳光女子合唱团》刷新了台湾地区电影历史纪录，打破了《海角七号》维持了18年的票房纪录。
这部电影改编自十多年前的一部韩国片《和声》，林孝谦看过之后很被打动，产生了想要翻拍的念头。但是要改编这样的电影，需要克服三大难关：大家会想看一部发生在监狱的女子群像片吗？如果在监狱实景拍摄，如何获得相应的支持？以及这是一部音乐片，版权一定很贵。
最初没有人支持林孝谦的想法，但是午夜梦回，他总是想起这个项目，加上自己七十多岁的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他想要拍摄一部妈妈也喜欢的电影，于是下定决定一定要拍。
面对眼前的成绩，林孝谦“有点不敢开心”，觉得压力更大了。他在想，这部影片究竟能不能给社会以及个人带来一些抚慰？
在此之前，林孝谦一向以擅长拍摄“催泪爱情片”著称。2018年上映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获得当年台湾地区华语电影年度票房冠军，次年在大陆上映后更是获得了9.58亿元票房，让他跻身热门导演行列。
不同于以往拍摄的爱情题材，《阳光女子合唱团》为观众打造了一个纯女性“乌托邦”。故事发生在一所女子监狱当中，主人公自然也都是服刑人员，虽然情节并不复杂，却非常让人揪心：三十多岁的李惠贞在监狱生下女儿芸熙，因故不得不将她送养。离别前夕，她想要给女儿留下美好回忆，于是和一众姐妹组建了合唱团，但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背负的沉重过往也渐渐浮现……
惠贞曾经是金融圈白领，因为丈夫投资失败，性情大变，不但殴打她，还要强制打掉她腹中胎儿，她失手杀夫。狱中七十多岁的玉英奶奶曾经是当红歌手，几十年前因为小儿子有智力障碍，被医生丈夫嫌弃，最终选择自杀并且给丈夫儿子投毒，结果自己被抢救生还，入狱伏法。而新近入狱的19岁女孩宥芯则因为父亲病重欠下高利贷，被债主性侵而反抗杀人……
在这些苦难背后，三人又需要各自去处理自己的母女关系：惠贞要送走女儿，玉英要求得女儿的谅解，宥芯则需要面对不负责任的母亲。
有网友批评这部电影刻意迎合当下的女性观众，好像女性的苦难都是男性造成的，但这并非主创的本意。在拍电影之前，林孝谦和编剧吕安弦进行了三年的田野调查，他们发现女性犯罪的原因超过六成都是因为男性。“台湾诈骗案件比较多，除此之外往往就是情杀，或者反抗家暴。”林孝谦介绍说。
吕安弦向南方周末记者补充道：“女性要去做一件坏事时，通常不会是计划周全的，除非是诈骗。通常都是在一个冲动或者（极端）情境下，才会去做犯法的事。”
在韩国原版中，女主角在监狱生下的是一个男孩，他一直受到狱中其他女性长辈的关怀。《阳光女子合唱团》特意将男孩改成女孩，原因是“不想再继续重男轻女了”。原来，在调研中他们发现，现实中的台湾，送去养育院的女孩被领养的难度很大，有残障的女孩更不可能，更别提“杀人犯”的女儿。在电影中，编剧创造了一条全新的剧情：芸熙被一个家庭收养，还治好了她的眼睛。
“这种想法几乎是潜意识的，尽管现实世界还是残酷的，但我希望可以给观众一个希望。”林孝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电影于2025年12月31日在中国台湾上映。《阳光女子合唱团》的核心表达是反对歧视，林孝谦一度担心电影会被批评，观众不想走进影院观看，但在沉寂了几天之后，这部电影却得到了观众奇迹般的支持。
路演过程中，很多观众写信告诉他一些亲身经历，其中不乏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或者是被收养的人。有封来信令他印象深刻，写信人的母亲是服刑人员，十几年来从未与之联系，但当母亲在台中的监狱看过电影后，隔天竟然打了个电话给她。林孝谦感受到，影片里传递的温暖与谅解在现实生活中也在给人带来真切的影响。
2026年4月4日，《阳光女子合唱团》在大陆上映，林孝谦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
电影剧照，玉英奶奶在指挥合唱团。资料图
“疗愈了她，也疗愈了我”
南方周末：
你之前提过，这部电影的缘起之一是因为妈妈的缘故，而且电影真的让你和妈妈的关系变得更好了，那你们以前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林孝谦：
我妈妈非常反对我做电影行业。在当下的台湾，如果要当电影导演，好像就是要去“砸锅卖铁”，很多人都有说要抵押房子才能去拍电影。她很害怕我为了追求梦想而倾家荡产，就一直很不放心我。她最希望我能够去当英文老师，生活很稳定，但我却没有做一个听话的孩子。母亲的心情就是这样子的，希望小孩成功，也希望他过得好。
在我当导演后，她一直是心惊胆战的，每当我的电影要上映，她比我还要紧张票房，总说实在不行就回来做英文老师，不要再拍电影了。直到拍了《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她才会觉得有一点安稳。
这次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妈妈经历了我外婆的过世，所以很遗憾我外婆没有看到这部电影。但我妈妈真的有被玉英奶奶的故事打动，尤其是玉英奶奶去世后，监狱的朋友送别她，她也得到了某种治愈。
以前我拍电影她不想理解，觉得压力很大，她现在会更理解我在做什么，走进了我的电影世界。
南方周末：
这部影片在台湾很卖座，她也会很开心吧？
林孝谦：
她前十天情绪很低落，因为卖得不好，她感觉完蛋了。但后来形势逆转，她超级开心。在破亿那天，她还举办了家宴庆祝。因为我在台北，她在高雄，我没能回去，她就把和家人朋友吃饭的照片传给我看。
我拍电影很想去疗愈观众，其实自己也会得到疗愈。影片中有三对很失败的母女关系，但是在她们化解心结的时候，我个人首先获得了疗愈。
南方周末：
你的疗愈指的是什么？是因为妈妈不喜欢你从事这个职业而感到失落吗？
林孝谦：
我可以再分享深层一点。我有个哥哥，他小时候身体不太好，妈妈会比较照顾他。那我就会觉得是不是妈妈更爱他，而不是我。玉英奶奶的小儿子身体有问题，她花费了很多心血，她女儿肯定也是很失落的。我想我在角色里是有一些投射的。我妈妈在看电影的时候，也感到我有讲这个东西，她虽然没有和我特别解释，但她会用行动让我知道她也是一样爱我的。
这种感受和其他观众也是一样的，我们在生命中总会有一些坎，当你试着去探讨和面对，
把它疏解开的时候，内心也会得到治愈。我相信观众看这部电影时也一定会想到自己的故事，虽然性别不一样，事情不一样，但底层的情绪是一样的。
电影剧照，小芸熙在监狱里过生日。资料图
“它是一个女性乌托邦”
南方周末：
为了拍这部电影，你们花了三年时间做前期调研，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人和事让你很触动？
林孝谦：
除了监狱系统，我们还做了收养系统、社福人员以及法院这块的调查。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去家事法庭的时候，有个法官跟我们分享了真实的经验。他们在判决亲权归属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双方私下达成交易，收养孩子等于变成买卖，然后在法官面前作假。因此他们会很严格地调查，在判决时也会让母亲借调出监狱，在法院现场亲身作证。法官会当着孩子的面问妈妈，是否确定放弃小孩的抚养权，那个妈妈可以说是声泪俱下地讲了“我愿意”。后来法官自己也反省，到底这样问对不对？那个妈妈一直跟小孩道歉，但是没办法，得把他送出去。
我们听了之后很受触动，就把它写进了剧本，但做了一个优化的处理，就是后来在电影里这样，妈妈没有出现在孩子面前，而是通过一个屏幕去做这件事，这样不太会伤害孩子，比较人性一点。
南方周末：
在台湾，真的有人在监狱里抚养孩子吗？
林孝谦：
可以，在台湾可以抚养到三岁，再延展六个月，就是说一个孩子从出生最多可以在监狱待到三岁半。我们在桃园女监里可以看到二十多个小朋友，这很难想象对不对，但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孩子们很小就可以上托班，每天早上8点就会有一辆“娃娃车”开来门口，把可以去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接去上课，下午4点多再载回来。
法律规定孩子是“从母不从父”，所以孩子一定是跟在妈妈身边，有的是在监狱内生育，有的是在监狱外生育。这些大多数是没有亲人可以托付的孩子，就只能选择在监狱里抚养。
南方周末：
在你们的调研中，孩子长到三岁多，必须要送出去时，会像片中那样被成功收养吗？
林孝谦：
以真实事件来说，很难送给别人。没有那么多人收养孩子，只能先送到育幼院，在育幼院等待收养，直到孩子18岁进入社会。说实话，这样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在社会上很容易误入歧途，重新进入监狱的几率比较大，真的就成了一个负面循环。
南方周末：
现实是蛮残酷的，但你还是给了这个故事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尾，大家都在守护着芸熙的成长，你想通过这样的创作给观众带来什么？
林孝谦：
还是有一个希望吧。片中李惠贞后来被刺身亡，她被刺的地方与她刺丈夫的地方是相同的。她对姐妹们有付出，姐妹们对她的小孩有所照顾，这些都好像是有一个因果，人的选择可以让世界更好。她们进来这个监狱，各有各的理由，她们有欲望，有冲突，有挣扎，但她们也有向好的可能。
南方周末：
拍这个片子让你对女性命运有什么新的体察吗？
林孝谦：
我最近也在想这件事情，当时可能只是一个直觉，阿嬤（玉英奶奶）、惠贞、宥芯是三个不同时代的女性，看上去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处境，可是你会发现过了这么多年，困境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这是事实，没有必要去遮掩它，否则反而少了那个力道。很多人会说这是一个女性的“乌托邦”，几乎全部都是女生。我想在这个乌托邦中，小女孩最终有好好地长大，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我很喜欢这种女性扶持的力量。
穿着囚衣的阳光女子合唱团。资料图
台湾电影市场“竞争变多了”
南方周末：
你历来被认为比较擅长拍“催泪电影”，很好奇这符合你最初的职业规划吗？
林孝谦：
还真是，我分享一个故事，我跟程伟豪（《缉魂》《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徐汉强（《诡才之道》）、柯孟融（《咒》）四个人曾经在同一家公司。在我们很年轻、刚出社会的时候，大家聊想拍什么电影。伟豪说他想拍那种偏动作的，他后来拍了《缉魂》。徐汉强想拍一点软科幻，柯孟融就想拍“鬼”。我那时候说我想拍melodrama，我们叫做“通俗片”，后来好像都实现了。
我是真的对“通俗片”特别有感觉，它和观众的距离非常靠近，理论上所有观众都看得懂，因此好坏也很容易分辨。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也专门研究过这个类型，学期报告都是写这方面的。
小时候，我就很容易被这类电影吸引，尽管我是一个泪点很高的人，看电影不太会哭，比较偏理性。但是类似《辛德勒的名单》《泰坦尼克号》这样的作品，我都很容易被触动。它们虽然很通俗，却可以抓住观众的情绪，这是我一直在探索的领域。
南方周末：
你刚才讲到一批台湾的导演，差不多都是八零后，他们的电影很多也都在大陆上映过。你会认为这一代导演形成了一个所谓“中兴”的局面吗？
林孝谦：
“中兴”可以换个方式说，我想是台湾的类型电影被看见了，这或许和流媒体发达有很大关系。在台湾，Netflix的影响很大，因此我们做的多数是类型电影或者类型剧，比如探案片和恐怖片，我想“催泪”也可以是一种类型，这样我们事实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试图在类型中去彼此探讨电影要如何去拍，还会做一些类型的融合，比如《诡才之道》就是把传统的恐怖片和喜剧片进行了结合。
南方周末：
全球电影市场都陷入了某种危机，你对台湾电影市场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林孝谦：
在台湾，好莱坞电影占据了票房收益的九成，台湾电影和其他地区的电影去竞争剩下的一成。我刚刚也说了，台湾受到流媒体的影响很大，如果买一张电影票就要花费订阅流媒体一个月的费用，观众就会考虑为何要走进电影院去看一部片。何况，有那么多演唱会、线下的各式活动，大家的时间很宝贵，电影的竞争变多了。
我在制作项目的时候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会想如何让观众花300元新台币去看一场电影，并且给他一些流媒体给不了的体验，比如是否可以花300元新台币看到明星的现场互动呢？我在《阳光女子合唱团》选角的时候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会选择有主持人性格的，能够担任歌手的，可以跳舞的，还有比较会演喜剧的……我们在全台湾做了非常多的路演，通过应援跟见面会等互动的方式，让这部电影在网络上引发一波一波热潮，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
南方周末：
一般来说，艺术电影可以卖向全球市场，类型片则需要跟本地文化进行更紧密的结合。台湾市场是有限的，你做得却很成功，这方面你有什么方法论？
林孝谦：
艺术片的制作成本会下降一些，但是通过不同地域的推广，可以有一个活路。类型电影的话，要跨越语言去找到共性会比较难一些。我们这种商业类型片，受众更下沉，说实话我们卖得最好的地方是台中和台南，在台北票房就差一点，一般文艺片台北和外地的票房比例是1∶2，我们这部电影的比例是1∶5.8。
以《阳光女子合唱团》为例，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它在东南亚卖得非常好，在马来西亚也破了纪录，马上也会在越南上映，这让我意识到不同地方的人观影习惯很不同，我们做电影就是要锁定自己能够抓住的那群人。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翁榕榕
责编 黎衡
来源：吉棠说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