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8年冬天，作家李英儒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出版后迅速风靡全国。这部以作者亲身地下工作经历为蓝本的作品，以其惊险曲折的情节和鲜活的人物形象，成为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读物之一。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部小说搬上银幕的过程，同样充满了一波三折的“戏剧性”。

1958年冬天，作家李英儒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出版后迅速风靡全国。这部以作者亲身地下工作经历为蓝本的作品，以其惊险曲折的情节和鲜活的人物形象，成为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读物之一。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部小说搬上银幕的过程，同样充满了一波三折的“戏剧性”。

最先嗅到这部小说电影潜质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1959年，李英儒与总后政治部宣传部的李天合作，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北影厂闻讯后捷足先登，立即将剧本刊发在该厂创办的《电影创作》期刊上，准备投入拍摄。当时，北影厂的名导崔嵬甚至已经有了心仪的主角人选，就是因主演《青春之歌》而红遍全国的谢芳。

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与此同时，八一厂导演严寄洲也盯上了这部小说。这位1938年就奔赴延安的老革命，抗战初期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又参加过敌后武工队，对书中的人和事有着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小说在《北京晚报》连载时，他每天都要买一张，“边走边看，一张报纸四版，两分钱，连载的每个字我都不放过”。出书后他又马上买来，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心中萌生了“一定要争取把小说搬上银幕”的强烈冲动。

两部顶级电影厂看中同一部小说，怎么办？关键时刻，一纸来自更高层面的协调起了决定作用。经解放军总政治部出面协调，考虑到李英儒是部队作家，这部反映我军地下斗争的作品理应由军队的电影厂来拍摄，北京电影制片厂最终同意将拍摄权移交八一厂。崔嵬得到消息后，叹了口气说：“也好，严导演是个认真的人。”北影厂将已收集的资料转交八一厂，崔嵬还与严寄洲通了电话，交流了对小说的理解。

1961年，八一厂正式立项。严寄洲在接受任务时，领导特别叮嘱：“这部小说影响很大，必须拍出水平，拍出我军地下工作者的精神。”于是，导演严寄洲拉上作者李英儒和曾在白区工作多年的编剧李天济，他们一头扎进故事的发生地保定改编剧本，老作家领着他们走街串巷，指认自己曾经藏身的医院、经常出入的街道、街头吃包子的小铺……在回忆与激情中，他们将34万字的长篇小说，压缩成了一部3万多字的电影剧本。

而在选角上，严寄洲同样经历了一场“暗战”。崔嵬推荐了谢芳，谢晋推荐了演过《红色娘子军》的向梅，但严寄洲力排众议，坚持起用曾在《英雄虎胆》中合作过的王晓棠，并决定让她一人分饰金环、银环姐妹两角。这一大胆决定在厂内引发争议，但王晓棠用实力回应了一切，她专程赴保定走访烈士家属，甚至用定音器为两个角色设计不同的音高和发声方式。试妆彩排后，全场折服：“这两人差别太大了！银环像香港来的，金环土得掉渣儿。”

1963年，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上映，轰动全国。一场围绕“拍摄权”的争夺，最终成就了一部影史经典。多年后，有影评人这样写道：“如果当年是崔嵬执导、谢芳主演，我们会看到一部更文人气息的《野火春风斗古城》；而严寄洲和王晓棠，则给了我们一部更戏剧化、更富张力的版本。历史没有如果，但这次‘截胡’，确实为中国电影留下了独特的遗产。”

来源：吉棠说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