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什么要讲这个案子？这说来话长。在讲述这个惊天大案之前，不得不提一段关于人性与情义的插曲。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我非常敬佩的朋友。曾经有师弟劝我，为了商业利益，应该与某些大品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甚至要求我在立场上“选边站”，去排斥他的竞品公司。但我断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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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建国以来可以称得上最大的一起人口拐卖案。
在这个案件中，被拐卖者在当时刑法修订以前，是非常罕见的被处以了极刑。这个案子，就是广西第一大人口倒卖案，也被称为
“5·19”特大儿童系列失踪案。
为什么要讲这个案子？这说来话长。在讲述这个惊天大案之前，不得不提一段关于人性与情义的插曲。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我非常敬佩的朋友。曾经有师弟劝我，为了商业利益，应该与某些大品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甚至要求我在立场上“选边站”，去排斥他的竞品公司。但我断然拒绝。
因为我深知，那位竞品公司的公关负责人，是我一辈子的朋友。无论外界如何风云变幻，只要他不是特别罪大恶极，凭他做过的两件事，我就愿意与他成为终身的朋友。
第一件事，发生在汶川地震之后。他曾长期资助灾区的一些残疾儿童。后来，他因卷入一些法律纠纷而被长期限制人身自由。虽然后来调查清楚与他无关，但在他被羁押期间，妻子前去探望时，他交代的唯一一件事就是：
“你一定要记得每个月按时打钱，咱们资助的孩子不能因为我出点事就给人断了。”
连看守他的干警听到这话都动容地说：“这个兄弟是好人。”
第二件事，是关于他的爱人。那是一位斯文、柔顺的贵州女性，曾在做记者期间参与解救被拐儿童。她化妆成买家进行交易，引出了人贩子，最终让警察将他们一网打尽。当时的现场照片显示，干警掏枪指着人贩子，而他的爱人拼命将孩子从人贩子手中夺回。
作为一名家长，我深知她救了一家人的人生，这是积了大德的事情。正是凭着这两件事，我非常荣幸地愿意和他们成为一辈子的朋友。
这个惊天大案的暴露，距今已经过去了十八年。时间回溯到2008年，在一个很平常的中午，广西某地公安局门口来了一群哭哭啼啼的家长。
父亲们面露焦急，甚至暴躁不已；母亲们则以泪洗面，有的直接哭到昏厥。派出所民警上前询问，才得知这些人的孩子都丢了。
在十几年前，小孩走失虽然时有发生，街头巷尾也流传着“拍花子”的传说，但像这样集中、大规模的报案场面，干警们干一辈子可能也没见过几回。家长们互相联系后，发现了一个毛骨悚然的事实：在连续半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个月都有孩子走失。而且丢失的都是3到6岁的幼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可能自己走丢或离家出走，一定是被人抱走的。
更令人心惊的是，根据家长们的回忆，孩子在丢失前的两三天，身边都出现过持外地口音的外乡人；孩子丢失后，这些外乡人也随之消失。
干警们将这些特征进行统计，发现高度一致。这说明极有可能有一个惯犯，甚至是一个团伙，长期在广西拐卖儿童。如果属实，这将是一个惊天大案。案情迅速上报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警方对近十年的儿童走失案件进行了整理分析，发现河池、崇左、百色、宾阳等地连续发生多起男孩失踪案。
地点惊人相似，基本都在人流混杂的农贸市场、集市村口或学校门口；失踪儿童的特征惊人相似，全是3到6岁的男孩；失踪过程也惊人相似，往往就是家长送货、交易时那短短十几分钟的疏忽，孩子就不见了，没有哭喊，没有挣扎，仿佛人间蒸发。
种种信息汇总指向一个结论：
这是一个针对广西男孩的、非常成熟且有固定套路的拐卖团伙。
2009年4月，广西专门成立了“5·19”专案组，将2005年到2008年多起未解决的儿童失踪案统一并案侦查。这是全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涉及儿童走私的专案之一。数百名专案组干警出动，排查车站、小旅馆和出租屋。然而，在那个天网系统尚未完备的年代，侦破此类案件难如登天。全世界儿童走失的黄金寻找时间只有10个小时，一旦错过，孩子就可能被转运到千里之外。
广西警方一面在本省大量排查，一面向福建、广东、湖南等重点“买方区域”发函请求协查。在中国，孩子是天大的事，警方对于走失孩子的执念放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全国一盘棋的警务协作机制在此刻发挥了关键作用。福建警方接到协查通报后，立即在泉州、三明、大田、永春等买孩子风气较盛的地方展开排查，重点核查近几年新入园、入学儿童的户口登记情况。
2009年1月，大海捞针终于有了结果。福建永春警方发现了一名罗姓儿童。这孩子平时表现乖巧，买家已丧失警惕，以为他早已忘记了原生家庭。但这孩子心里有数，当警方来排查时，他主动向警察求助，说自己是从广西被带来的。
据说孩子当场呼救时，他的买方父母吓得手脚发软，瘫倒在地。他们一直以为孩子被抱来时只有3岁，应该不记事，却没想到孩子如此聪明懂得自救。
警方立刻控制买家并进行讯问。相关人员迅速交代，孩子是从一名叫蓝树山的广西人手里买来的。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买家为了担心孩子有疾病能“退货退款”，竟然记录了卖家的姓名、籍贯、联系方式和特征。警方拨打那个电话虽显示忙音，但“蓝树山”这个名字和特征成为了关键线索。
广西专案组比对后发现，蓝树山是真名，且其活动轨迹与广西多起儿童失踪案高度吻合。这简直是报应：卖了太多孩子，做了太多孽，竟因买家想“保质保量”而留下了真实身份。
警方顺藤摸瓜，迅速破获了上线、上上线及转运环节。虽然遗憾的是，负责转运的一两人在当时仍在逃，但大部分团伙成员迅速落网。
一个以蓝树山为首，将拐卖儿童通过层层下线贩卖到福建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为了不打草惊蛇，防止蓝树山手中若还有孩子会被撕票，警方没有立即通缉，而是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细致侦查和精准跟踪。
他们蹲守在家门口、潜伏在各个可能的落脚点，只为确定他手中无孩子后再实施抓捕，务求活捉，因为只有抓住他，才能找回所有被拐的孩子。
2009年6月12日，收网时机成熟。广西警方突入南宁的一所小旅馆，将正准备为下一次犯罪养精蓄锐的蓝树山当场抓获。起初，这个外表淳朴憨厚的农民百般抵赖，喊冤称自己只是个没文化的农民，不可能有这种能力。但当警方摆出下线的指控和确凿证据后，他心理防线崩溃，如实供述了罪行。
然而，他交代的内容让审讯干警心里发毛。这不是几年作案，而是整整20年！从1988年到2008年，蓝树山共拐卖了一名成年女性和34名儿童，全部卖往福建。
1988年9月，他初次作案，在南宁劳务市场冒充招工人员，以高薪诱骗一名22岁女子去福建，随后将其囚禁卖掉，获利近万元。尝到甜头后，同伙告知他福建低龄男孩销路更好、利润更高且更易控制。
从此，蓝树山由拐卖妇女转向拐卖儿童，拉拢谭汝喜、黄日旭等人组建犯罪集团。
这个团伙形成了成熟的商业模式：广西端有人负责踩点物色3至6岁男童（太小易生病，太大易记事儿），有人负责望风运送，有人负责接应转移；福建端由林传溪等人负责中介销售。他们单线联系，现金交易，不留记录。蓝树山自诩有“独门手艺”，要求手下多用诱骗，严禁强行抱走引起注意，得手后立刻给孩子换衣理发，走偏僻路线跨省转运。
这34个孩子的失踪，毁掉了34个家庭。许多家长倾家荡产寻子，患上精神病甚至自杀；许多家庭因此离婚；带孩子的老人因极度自责悲伤过度离世。这是比死更残酷的惩罚。
幸运的是，随着团伙被打掉，到2010年年中，除一名叫王元的孩子因中间商车祸身亡线索中断外，绝大多数孩子都被找回。直到2021年，借助国家“团圆行动”的DNA比对技术，失联12年的王元也终于回到了亲人身边。
蓝树山案的恶劣性质推动了法律的修订。
2015年以前，我国法律规定：买方若收买了被拐卖的妇女或儿童，只要没有实施虐待行为，且在解救过程中不阻碍执法，便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15年之前，绝大多数买家未受到刑事处罚，往往仅需退还人口或赔偿少量款项即可了事。这种情况在拐卖妇女案件中尤为明显。据曾参与解救工作的干警回忆，许多被拐妇女在被解救时已生育子女，且孩子健康无恙。只要买家不阻碍妇女返回原籍，他们便可保留孩子。实际上，买家“娶妻生子”的目的已然达成。尽管其间存在非法拘禁等行为，但只要不阻碍解救，往往便能逃脱法律制裁。这是因为在当时，界定是否存在“虐待”极为困难。
当时法律之所以做出如此规定，主要出于一种顾虑：若严厉追究买家责任，可能会导致找回被拐儿童和妇女的难度增加，甚至引发买家“狗急跳墙”、杀人灭口，从而危及受害者的人身安全。为了保障被拐者在解救过程中的安全，法律被迫做出了痛苦的妥协。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社会普遍法律意识提高，即便是最偏远的农村也知晓拐卖人口属违法行为，“不知法”已不再成为主观恶性较小的理由。另一方面，实践发现，许多买家之所以肆无忌惮地购买妻儿，并非因为不懂法，恰恰是因为他们懂法——他们深知即便东窗事发，最多只需归还人口，无需承担刑责。这种有恃无恐的心态从需求端刺激了人贩子在供给端的犯罪活动。
因此，在众多法学专家的呼吁下，2015年《刑法》修正案删除了“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新规明确规定：凡是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或妇女，一律构成犯罪。若表现良好（如不虐待、不阻碍解救），可以从轻处罚，但绝不可免罪。2015年成为我国打拐历程中重要的历史节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若收买后另有非法拘禁、伤害、侮辱等行为的，实行数罪并罚；若收买后又出卖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虽然法律规定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且不阻碍解救的，或对被买妇女不阻碍其返回原籍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定罪是必然的。
据干警反馈，过去在解救工作中常遭遇宗族势力及当地村民基于愚昧观念的阻力，甚至出现对抗执法的情况。如今，随着法治观念的普及，此类阻力已大幅减小。
当前真正令人担忧的是跨境拐卖妇女儿童案件，因为此类案件的解救工作极为困难。
前几年曾发生一起案件：一名男子携妻儿试图偷渡美国，途中在菲律宾被捕。
随后，该男子以申请“政治迫害”为由，签署协议自愿将妻儿“托付”给当地所谓的基督教教友家庭，并以此换取对方捐赠的一笔款项用于购买赴美机票。目睹此新闻令人毛骨悚然：这哪里是“捐赠”与“托付”，分明是将妻儿变卖。
目前，我国对拐卖妇女儿童的惩罚力度已显著加大，打拐机制也更为完善。全国打拐DNA数据库的建立，以及多方呼吁下基本成型的儿童失踪快速处理机制，极大地提升了应对效率。
过去，儿童失踪需达到一定时限警方才能立案，导致错失黄金救援时间；如今，针对幼儿失踪的预警与反应时间已大幅提前。
虽然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但进步显著。美国因拐卖儿童案件频发，其失踪儿童预警系统反应极快：一旦接到报警，短时间内即可通过手机向全国乃至当地所有家庭发送预警信息。我曾亲历类似事件：在美国某社区，一陌生男子停车向正在玩耍的儿童问路并赠糖，母亲察觉异常后立即报警。
警方迅速响应，封锁街区并排查车辆，社区居民也在15分钟内收到案情短信通知。尽管该案最终结果未知，但足以证明美国在此类事件上的反应速度。当然，这也与其较高的儿童丢失率有关。
在欧美国家，拐卖和收买儿童均属重罪，处罚力度远超中国。日本此类案件虽少，但刑罚同样严厉。近年来，东南亚各国也开始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因其常涉及人体器官盗卖及儿童卖淫等严重问题，故处理极为严苛。整体而言，近年亚洲及东南亚地区在打击人口拐卖方面力度显著增强。
回到兰树山案，该犯最终被判处死刑。他对此深感不服，认为自己主动交代罪行且孩子均已找回、无人死亡，不应被判死刑。然而，由于其案情极其恶劣，2015年仍被执行死刑。其余同伙也基本被顶格判决，多为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全国打击人贩子的法律实践中，该团伙受到的惩处最为严厉。
最后需指出，在人口拐卖问题上，我国法学界长期存在严重分歧，核心争议在于是否应“买卖同罪”。目前尚未完全实现买卖同罪，买家的量刑仍明显轻于卖家。能让买家承担刑事责任，已是法律进步的重要体现。
过往在辩论中，常有人问及为何曾有不追究买家责任的时期。正如前文所述，那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寻回孩子难度极大，部分地区法律意识淡薄，买卖人口甚至被视为一种“习惯”。若强行抓捕判刑，地方阻力巨大，执法难度高，解救工作举步维艰，甚至出现过家属需“赎身”才能救回亲人的极端案例。法律不得不向社会现实低头。
然而，无论这些道理如何能说服他人，我始终持反对意见：在拐卖儿童问题上，必须施行严刑峻法。拐卖儿童利润极高，买孩子的“收益”同样巨大。有人认为买孩子无利可图，实则不然。
许多买家并未善待孩子，而是将其视为廉价劳动力。所谓“被富人买去比在原生家庭过得更好”的情况少之又少，更多是孩子沦为家庭奴役的悲剧。
此外，社会上曾轰动一时的某案件（因证据不足不便点名），虽无法在法律上证明其故意拐骗，但种种迹象令人生疑：重男轻女的家庭中，唯一的男孩被迫辍学，而女孩却获赠房产，其中蹊跷难以解释。法律讲究证据，尤其在涉及牢狱之灾乃至死刑时更需谨慎，但这往往让人感到无奈。
“苍天有眼，人在做，天在看。”若能通过法律给予最严厉的惩罚，而非仅寄托于虚无缥缈的报应，对于法律从业者而言将是莫大的慰藉。
至今，我仍未能从亲眼见证的几起丢子案件中完全恢复，更何况那些失子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半辈子的家庭，他们每日都生活在地狱之中。对于那些让他人深陷地狱的人，难道不该让他们也下地狱吗？
正因如此，我更能理解为何对某些坚守正义的朋友夫妇始终不离不弃。面对其他厂商更高的利益诱惑，我选择了拒绝。那对夫妇曾表示感谢，称我够朋友。
但我想说：
能成为你们的朋友，认识你们，是我此生之幸，与有荣焉。
来源：储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