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是蜚声国际的电影大师，更是中国人民的挚友。1938年，战火硝烟笼罩中华，他毅然踏上这片土地，用镜头记录下《四万万人民》，将一个民族不屈的呐喊传向世界。此后五十年，从《早春》《愚公移山》到《风的故事》，他的目光始终关注这片土地。那是一双进步

作者：蔡晓芳（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是蜚声国际的电影大师，更是中国人民的挚友。1938年，战火硝烟笼罩中华，他毅然踏上这片土地，用镜头记录下《四万万人民》，将一个民族不屈的呐喊传向世界。此后五十年，从《早春》《愚公移山》到《风的故事》，他的目光始终关注这片土地。那是一双进步的、关切的眼睛，在岁月流转中默默陪伴，忠实见证着一个国家从战火中重生、在变革中前行的壮阔历程。纪录片《伊文思的中国情缘》追溯这段绵长情缘，并续写中外文明对话的新篇章。

《伊文思的中国情缘》以当代荷兰导演荷内·希格斯的目光为引，循着伊文思拍摄的经典影像轨迹“故地重访”。摄制团队自欧洲启程，穿越万里山河，从烟雨江南到黄土高原，从草原牧场到古道烽烟，足迹遍及武汉、西安、北京、无锡、南京、上海、黄山等地。他们寻访那些曾与伊文思并肩工作的导演、翻译、摄影师，以及曾在他镜头中留下身影的人物，试图破译一个异乡人何以深爱这片土地的情感密码。

该片以双层叙事结构编织跨越时空的对话。第一层是纵向的历史维度，展示伊文思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四次来华留下的影像足迹。他的每一次拍摄，既回应了特定时代西方对中国的关注与想象，也体现了一位艺术家为促进中西文明对话所倾注的心力。第二层是横向的当代行走，摄制组穿越山河，以地理的跋涉串联起散落的档案、口述与影像碎片，在寻访中构筑起“在场”的历史叙述。当今日的镜头与昨日的光影在同一片土地上相遇，人物的面孔、城市的肌理、时代的气息在新旧影像的交织互证中显影。那些沉睡的历史记忆被一帧帧唤醒，中国社会八十多年的沧桑巨变得以具象呈现，而伊文思的经典之作也在这场时空对话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时移世易，伊文思那些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在当下的国际语境中遭遇了新的审视与质疑。法国记者曾对荣膺法国电影凯撒奖的《球的故事》发出尖锐之问：影片是否存在摆拍？真实性何在？面对质疑，《伊文思的中国情缘》让历史现场自己说话。摄制组邀请故事当事人贾裕民和佟老师重返当年的教室，请《球的故事》摄影师杨之举复盘拍摄细节，使当事者的讲述与历史影像在同一个空间里交汇。这一纪实场景直接回应疑问，既维护了伊文思电影的价值，也让今日中国的真实生活样貌得以呈现。这种以“重访”与“实证”为路径的叙事方式，本身即传递了一种兼具力度和温度的影像价值观——纪录的真实必须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而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正是在这样严谨的追溯与诚恳的还原中，渐次浮出水面。

《伊文思的中国情缘》所揭示的远不止一位外国导演的个人情怀，更触及一个核心议题：纪实影像如何能跨越文化壁垒、建立文明互信的桥梁？伊文思的电影以生动准确的生活细节作出最有力的回答。《四万万人民》中，日军洗劫后的台儿庄房屋残破。中国军人装备落后，却勇敢作战。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武汉街头民众踊跃捐款。这些镜头让世界看见了中国人民抗战的顽强精神与坚定意志。《早春》里唱《双推磨》的小姐妹、内蒙古草原的牧民，《愚公移山》里的上海药店职员，都让世界看到新中国的表情。这些普通人不再是西方猎奇镜头下沉默的“东方景观”，而是拥有自己声音、情感和生活逻辑的鲜活个体。他们通过劳动、歌唱、交谈，展现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国际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从“被叙述的客体”转变为“具有自主表达力的文化主体”。用伊文思的话说，“是中国人自己在说，而不是伊文思说”。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25日 15版）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