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外版《小时代》”“欧美版《五十度灰》”——当这些标签与埃默拉尔德·芬内尔执导的新版《呼啸山庄》联系在一起，迅速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学经典改编的舆论风暴。有人盛赞其是“视觉先锋”，拍出了新时代的阶级与自由；有人则痛斥其用华美的视觉外壳掏空了原著的灵魂。当一位导演
作品：华若男
“国外版《小时代》”“欧美版《五十度灰》”——当这些标签与埃默拉尔德·芬内尔执导的新版《呼啸山庄》联系在一起，迅速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学经典改编的舆论风暴。有人盛赞其是“视觉先锋”，拍出了新时代的阶级与自由；有人则痛斥其用华美的视觉外壳掏空了原著的灵魂。当一位导演宣称“从未想过还原原著”，并用自己的美学体系全面接管一部经典时，我们不禁要问：改编的权力边界在哪里？
电影《呼啸山庄》（2026）海报。（图片源于豆瓣）
经典的“召唤”与作者的“回应”
1847年，一个终身未婚、从未谈过恋爱的女子，用男性笔名“埃利斯·贝尔”发表了一部震动英国文坛的小说——《呼啸山庄》。她叫艾米莉·勃朗特，一生孤僻内向，深居约克郡荒原，却创造出一段恨海情天的不朽爱恋。后世学者不断追问：她如何写得出这样暴烈的情感？答案或许在于——她写下的并非自己的经历，而为后世留下了无数“空白”。
3月17日，享誉世界文坛的英国勃朗特三姐妹肖像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左边是小妹安妮，右边是《简爱》作者夏洛蒂，中间为《呼啸山庄》作者艾米莉。（新华社孙丽萍/摄）
德国美学家伊瑟尔曾提出，经典文本具有“召唤结构”——通过留白邀请读者参与意义生成。《呼啸山庄》就是这样的文本：希斯克利夫从哪儿来？他与凯瑟琳的爱究竟是灵魂共生还是欲望纠缠？故事结尾是救赎还是虚无？勃朗特拒绝给出答案，让这部小说宛如一片对所有解释都开放的荒原。
每一次改编都是对经典“召唤”的“回应”。芬内尔直言：“我在拍我记忆中的那个版本。”她甚至在片名上加上了引号，宣告这是一次“作者式”的回应。可问题在于：当回应变成覆盖，当个人风格取代了与原著对话，经典的“召唤”力量便随之削弱。所谓“视觉霸权”，正是这种对话失衡的产物。
芬内尔的“视觉霸权”
色彩的独裁是这套视觉体系最显性的特征。芬内尔构建了红与黑极端对峙的色彩体系：呼啸山庄是狂野的红与黑，画眉山庄则是压抑的白与绿。红色成为凯瑟琳的灵魂底色——从少女时裙摆上的血污，到嫁入画眉山庄后的红裙。这种高度风格化的用色让凯瑟琳的内心挣扎获得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也剥夺了观众对人物情感的多元想象空间。在原著中，凯瑟琳的内心挣扎通过复杂的叙事视角呈现，读者需要在不同叙述者的讲述中拼凑真相——这正是经典“召唤”读者参与意义生成的方式；而芬内尔的红色则直接揭晓了答案，将“留白”转化为确定的视觉符号。
电影海报。（图片源于网络）
空间的暴政则更为激进。画眉山庄最动人心魄的设计，是埃德加为凯瑟琳打造的“皮肤房”。当埃德加说出“我要这世上最美的颜色——就是我妻子脸庞的颜色”，浪漫的表白之下，是令人脊背发凉的占有欲。导演将这种精神上的“收编”，物质化为一面由妻子皮肤构成的墙。这一意象将原著中隐晦的“文明式占有”转化为令人过目不忘的视觉寓言，但也将其从含蓄的、需要读者体察的意义场域，变成了无法忽视的视觉宣言。
身体的殖民是芬内尔惯用的手法。影片将横跨两代人的复仇史诗，压缩成一场接一场的情欲戏。这种“感官化转译”捕捉到了原著中灼人的情感能量，却也将“我就是希斯克利夫”的灵魂告白降格为直白的身体纠缠。在原著中，这份爱超越了肉体，成为一种形而上的灵魂共生；而芬内尔将其“肉身化”后，独特性反而被稀释。
被“覆盖”的经典
最致命的牺牲发生在叙事层面。原著中，希斯克利夫的恨源于亨德莱的虐待与凯瑟琳的“背叛”。在电影中，亨德莱这一人物被完全删除，其施暴戏份也转移给了养父恩肖。原著中对亨德莱的贬斥本质上是庄园主对“吉卜赛弃儿”的阶级歧视——他的虐待代表着社会秩序对“外来者”的系统性排斥。而当施暴者被合并为养父恩肖，希斯克利夫的恨便从“阶级反抗”降格为“家庭恩怨”。“人物合并”固然让影片聚焦于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的情感主线，却也隐去了那份阶级的沉重——而这正是原著“召唤”后世读者反思社会不公的核心力量。
电影《呼啸山庄》剧照。（上）马丁·克鲁勒斯 饰 恩肖，（中）沙扎德·拉蒂夫 饰 埃德加·林顿，（下）周洪 饰内莉（图片源于豆瓣）
选角层面也体现了这种简化思维。原著中的希斯克利夫是“肤色黝黑的吉卜赛人”，其模糊的身世背景本身就是经典的“召唤”，但芬内尔在影片中起用了白人演员。而原著中明确的白人角色埃德加·林顿和女仆内莉，则分别由巴基斯坦裔演员沙扎德·拉蒂夫和越南裔演员周洪饰演。这种选角策略虽然打破了由少数族裔扮演边缘人物的刻板印象，却也使得希斯克利夫的边缘身份焦虑失去了根基。
原著中那个因种族与阶级双重边缘化而被扭曲的灵魂，在芬内尔这里变成了一个“深情疯批”——这或许更符合当代审美期待，却也消解了原著中最锋利的批判维度。人物的扁平化由此成为必然。那个在原著中阴郁深沉、近乎恶之化身的男人，在影片中只剩几分邪气，暗黑感荡然无存。这种处理让希斯克利夫更接近当代观众易于理解的“创伤者”，却也使得原本刺痛时代的阶级的沉重与种族的隔阂，沦为一场昂贵的视觉消费。
辩护与反思：改编的边界
自1920年首部默片问世至今，《呼啸山庄》已被搬上银幕35次——从1939年威廉·惠勒的“浪漫化删减”，到1992年拉尔夫·费因斯版的“野性化回归”，再到2011年安德里亚·阿诺德的“政治化重构”，每一次改编都是一次“作者式”重塑。芬内尔的“感官化转译”不过是这一漫长传统中的最新篇章。她的改编自有其当代价值——她看穿了凯瑟琳在父权社会中的两难：选择林顿意味着背叛灵魂，追随希斯克利夫则意味着抛弃体面。凯瑟琳的疯狂与撕裂，正是对这套“合理”安排的绝望与反抗。
不同版本的《呼啸山庄》电影剧照，由上到下依次为1939年版、1992年版、2011年版。（图片源于网络）
那么，改编的边界在哪里？或许不在于“是否忠实”，而在于“如何对话”。当个人风格取代了与原著对话，改编便从“激活”滑向“覆盖”。真正的“激活”应当是激发而非关闭经典的“召唤”力量。
在人们的注意力被算法推荐掌控的时代，芬内尔的改编虽然赢得了关注，却也牺牲了经典最珍贵的品质——那份邀请读者共同完成的沉默与留白。这正是2026版《呼啸山庄》的遗憾：它用极致的视觉美学完成了一场“芬内尔式呼啸”，却让勃朗特那片苍凉的荒原，在喧闹的色彩中渐渐失声。当视觉奇观成为衡量改编的标准，那些无法被瞬间捕捉的留白、那些拒绝被视觉化的沉默，正在从我们的文化视野中悄然退场。这不仅是芬内尔的选择，更是这个时代的文化症候。（华若男）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