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起1984年的夏天，现在年轻人可能没啥概念。那会儿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空调还是稀罕物，家家户户都是靠一把蒲扇、一台“嘎吱嘎吱”响的风扇熬过三伏天。柏油马路被太阳晒得发软，踩上去跟踩在橡皮泥上似的，鞋底都能给你粘下来。知了躲在树上玩命地叫，那声音跟电锯似的，锯

1984年，那个夏天，那场电影，那个再也回不来的她

说起1984年的夏天，现在年轻人可能没啥概念。那会儿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空调还是稀罕物，家家户户都是靠一把蒲扇、一台“嘎吱嘎吱”响的风扇熬过三伏天。柏油马路被太阳晒得发软，踩上去跟踩在橡皮泥上似的，鞋底都能给你粘下来。知了躲在树上玩命地叫，那声音跟电锯似的，锯得人心烦意乱。

我那时候十七岁，刚参加完高考，整个人跟霜打的茄子似的——蔫了。不是考得不好，是突然闲下来不知道该干啥。之前三年，每天睁开眼就是背书做题，闭上眼还在想公式定理。这一下子解放了，反倒浑身不得劲儿，跟丢了魂一样。

我家住在一个老式家属院里，红砖楼，墙皮都斑驳了，爬山虎长得那叫一个疯，半面墙都被它占了去。院里那棵大槐树是孩子们的乐园，一到傍晚，老头老太太搬个小马扎在树下乘凉，扯着嗓子聊家长里短。我们这些半大小子，要么爬树掏鸟窝，要么拿个弹弓打麻雀，反正没个消停的时候。

可那段时间，我哪儿都不想去，天天窝在家里睡大觉。睡醒了就盯着天花板发呆，脑子里空空的，也不知道在想啥。

那天下午，我刚从一场昏天黑地的午觉里醒过来，浑身是汗，跟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我妈在厨房里扯着嗓子喊：“默子，醒了就把那盆绿豆汤端冰箱里去！天热，别放坏了！”我拖着拖鞋，眯着眼睛往厨房挪。

就在这时，门响了。

“阿姨，我，林晓月。我找李默。”

这三个字，跟一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池塘，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清醒了。

林晓月是我家对门的邻居，比我大三岁，在我们这个院里，那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她爸是厂里的工程师，她妈是中学老师，她家是院里第一户装电话、买彩电的。她自己长得也好看，不是那种俗气的好看，是带着一股子清冷劲儿的好看，皮肤白得跟瓷似的，眼睛又大又亮，看人的时候总像隔着一层雾。最重要的是，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那年头大学生啥概念？比现在的研究生还稀罕。

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见了她，都有点怵，又忍不住偷偷多看几眼。我就是那个偷偷看的人之一，但从来不敢跟她说话，见了面低着头就走。

我妈赶紧跑去开门，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哎哟晓月啊，快进来快进来，外头热吧？”

“不了阿姨，我找李默有点事。”

她站在门口，手里捏着一把小阳伞，额前的刘海被汗水打湿了，贴在额头上。她的目光越过我妈，直直地落在我身上。

我当时就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运动大裤衩，光着膀子，浑身黏糊糊的，要多狼狈有多狼狈。我的脸“腾”一下就红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李默，你过来一下。”

我磨磨蹭蹭地挪到门口，低着头不敢看她。

“那个……啥事啊？”声音小得跟蚊子哼哼似的。

她晃了晃手里的一个塑料盒子：“我家新买了影碟机，弄了几张香港那边的片子，想不想看？”

影碟机！

这三个字跟一道闪电似的，劈开了整个下午的沉闷。1984年，别说影碟机了，很多人连录像机都没见过。我们平时看电影，要么等厂里大礼堂放，要么去电影院看那些翻来覆去的老片子。香港的片子，那更是只在传说里听过。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所有的局促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想！当然想！”

她笑了，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那现在就去？我爸妈都上班去了，就我一个人在家。”

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声音很轻很轻：“屋里，只有我们俩。”

这句话像羽毛似的，在我心尖上轻轻扫了一下。我当时没多想，满脑子都是“香港片子”，回头跟我妈喊了一声就往外冲。还是她提醒我：“你不穿件衣服？”我这才反应过来，又是一阵脸红，跑回屋里胡乱套了件汗衫。

跟着她走进她家的门，我感觉像是进了另一个世界。她家和我家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里头的光景天差地别。地上是光洁的水磨石，干净得能照出人影。家具是崭新的组合式，不像我家的都是用了十几年的老古董。空气里还有股淡淡的香味，像是花露水，又比花露水好闻得多。最显眼的是客厅正中央那台二十一寸的彩色电视机，旁边摆着一台黑色的、方方正正的机器——那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影碟机了。

“坐吧。”她指了指沙发。

她家的沙发是皮的，软的，坐下去整个人都陷进去一小块，跟我家硬邦邦的木头沙发完全是两种感觉。我拘谨地坐下，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她没管我，径直走到影碟机前，熟练地打开盖子，把那张银色的碟片放进去，然后拿起遥控器按了几下。电视屏幕闪了闪，出现了一行英文字母，紧接着是一段很有节奏感的音乐。我的心跳也跟着那音乐，一下一下，越来越快。

她在我身边坐下，离得很近，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洗发水的清香。她忽然侧过头看着我，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她的眼睛在昏暗的客厅里显得特别亮，我被看得有点不自在，赶紧把目光转向电视。

电影开始了。画面很清晰，色彩鲜艳，跟我们平时看的那些灰蒙蒙的国产片完全不一样。那是一部警匪片，枪战、追车、英雄救美，各种刺激场面层出不穷。我很快就被吸引住了，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客厅里没开灯，只有电视屏幕闪烁的光，映在我们脸上，忽明忽暗。

我看得正入神，忽然感觉肩膀一沉。我僵住了——是她，不知什么时候靠在了我的肩膀上。她的头发蹭着我的脖子，痒痒的。我能感觉到她均匀的呼吸，一下一下吹在我耳边，带着温热的湿气。我的身体瞬间绷紧，像一根拉满的弓弦。

大脑一片空白。

我该怎么办？推开她？好像不太好，她会不会觉得我讨厌她？不推开？可我们这样，算怎么回事？

我十七年的人生里，从来没有和哪个女孩子有过这么亲密的接触。我的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脸上热得能煎鸡蛋。

“李默。”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慵懒的鼻音。

“嗯？”我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干涩得厉害。

“你……是不是很怕我？”

我愣住了。怕她？好像有点。她太优秀了，太耀眼了，像天上的月亮。而我，连星星都算不上，顶多是黑暗里的一粒尘埃。

“没有。”我嘴硬地否认。

“那你为什么不敢看我？”她的声音里带着笑意。

我没法回答。我确实不敢看她。我怕从她清澈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渺小和不堪。

“转过来，看着我。”她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

我的身体像被施了魔法，不受控制地，慢慢地转了过去。

我们的脸离得极近。近到我能看清她纤长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近到我能闻到她呼吸里淡淡的甜香。她的眼睛像两潭深水，要把我整个人吸进去。

“你觉得……”她停顿了一下，“我好看吗？”

这个问题像一颗炸弹，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我几乎是本能地，重重地点了点头。

她笑了，那笑容在昏暗的光线里，像一朵骤然绽放的昙花。

“那……你喜欢我吗？”

我的大脑彻底当机了。喜欢？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太沉重，也太遥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不敢想。林晓月是谁？她是天之骄女。我呢？只是一个成绩普通、长相普通、家境普通的“我”。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见我半天不说话，她眼里的光似乎暗淡了一些。“算了，当我没问。”她坐直了身体，重新把目光投向电视。

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电影里的枪声、爆炸声，此刻听起来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遥远而不真实。

我心里乱成一团麻。我刚才为什么不说话？说一句“喜欢”有那么难吗？可是，我配吗？说了之后她会怎么想？是觉得我可笑，还是觉得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电影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了，屏幕上开始滚动长长的演职员名单。她站起身，按下了影碟机的开关。客厅里瞬间陷入一片黑暗和寂静。

“不早了，你该回家了。”她的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

我“哦”了一声，站起来，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走到门口，我停下脚步，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回过头。

“那个……晓月姐。”

“嗯？”

“我……”我深吸一口气，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喜欢你。”

说完这句话，我感觉全身的血都涌上了头顶。我不敢看她的反应，拉开门，逃也似的冲了出去。

我一口气跑回自己家，关上门，背靠着门板大口喘气。心脏还在狂跳，像是要挣脱胸膛的束缚。完了，我居然真的说出口了。她会怎么想我？以后在院里还怎么见面？

接下来的几天，我过得魂不守舍。我不敢出门，怕在院里碰到她。每次听到对门有动静，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我妈看我整天蔫头耷脑的，以为我病了，还特地给我熬了中药，那苦味，简直是从舌根苦到心里。

一个星期后的傍晚，我被我妈逼着下楼倒垃圾。我做贼似的，探头探脑地观察了半天，确定院里没人，才拎着垃圾袋冲了出去。

刚走到楼下，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李默。”

我浑身一僵，像被点了穴。

是她。她就站在那棵大槐树下，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风吹起她的裙角，像一朵即将乘风而去的蒲公英。

我低着头，把垃圾袋丢进垃圾箱，转身就想跑。

“你躲什么？”她几步走到我面前，拦住我的去路。

“我……我没躲。”

“那天……你说的，是真心的吗？”

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我的脸又开始发烫。沉默，长久的沉默。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你抬头。”她说。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慢慢地抬起了头。她的眼睛里，没有我想象中的嘲笑或者鄙夷，很平静。

“我下周就要回学校了。”她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股说不出的失落感涌了上来。“哦。”

“走之前，我想再问你一遍。你那天说的，是真心的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有期待，有紧张，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这一次，我没有再犹豫。

“是。”

我听见自己清晰而又坚定的回答。

她笑了，像冰雪初融。“我知道了。”她说完，转身就走，没有再给我任何说话的机会。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道的拐角，心里五味杂陈。她这是什么意思？知道了？知道了然后呢？是接受，还是拒绝？我完全搞不懂。

这个夏天剩下的日子，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听说她提前回学校参加什么社会实践了。院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仿佛那个下午，那场电影，那句“我喜欢你”，都只是一场不真实的梦。

开学后，我升入高三。日子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堆积如山的试卷和做不完的习题压得人喘不过气。关于她的一切，都被我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我偶尔会想起她，想起她靠在我肩膀上的感觉，想起她问我“你喜欢我吗”时的神情，然后就是一阵怅然。我们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她已经是大学生的天之骄女，而我还在为一张不知能否到手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拼死拼活。

高三那年，我像是变了个人。班主任说我脑子不笨就是不用功，那次班会上当着全班的面把我损了一顿，说我这分数想考大学？蓝翔技校还差不多。全班哄堂大笑，我的脸涨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从那天起，我开始发疯似的学习。把所有能找到的习题集都做了个遍，每天晚上学到深夜，困了就用冷水洗脸，或者用圆规扎自己大腿。我不知道自己哪来那么大的劲头。或许是被班主任刺激了，或许是为了争一口气。又或许，在我心底最深处，有一个模糊的、不敢触碰的念头——我想离那个叫林晓月的女孩，再近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

时间就在“刷刷”的翻书声和笔尖的摩擦声中飞快流逝。1985年夏天，我走进高考考场，两天下来，整个人跟虚脱了一样。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我只有一个念头：尽力了，剩下的交给命运。

等待放榜的日子漫长又煎熬。我整天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我妈比我还着急，到处托人打听消息。

终于，到了发录取通知书的那天。邮递员骑着那辆绿色的二八大杠，在院子里扯着嗓子喊：“李默！有你的信！大学录取通知书！”

那一刻，整个院子都沸腾了。左邻右舍都从窗户里探出头来。我爸妈第一个冲出去，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那个红色的信封，手都在抖。我跟在后面，心脏砰砰直跳。

信封上印着几个烫金大字：录取通知书。下面，是一所我从未想过的大学的名字——一所南方的名牌大学。

我考上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抢过通知书翻来覆去地看，每一个字都看得仔仔细细。是真的！我考上了！

我爸激动得老泪纵横，拍着我的肩膀一个劲儿地说：“好小子！好小子！给咱老李家争光了！”我妈也抱着我，又哭又笑。

整个下午，我家的门槛都快被踏破了。亲戚、邻居、我爸的同事，都来道贺。我像个木偶一样被推到前面，接受着大家的恭维和赞美。我咧着嘴笑，心里却空落落的。在所有这些嘈杂的声音里，我最想听到的那个声音，始终没有出现。

她，放暑假应该回来了吧？她知道我考上大学了吗？她会为我高兴吗？

傍晚，喧闹的人群终于散去。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看着那份红色的录取通知书发呆。

门被敲响了。是我妈。她端着一碗绿豆汤走进来，放到我桌上。“喝了吧，解解暑。”她看着我，欲言又止。

“妈，有事您就说。”

“那个……对门的晓月，你知道吧？”

我心里一动。“嗯，知道。”

“她……今天下午托人给你捎了件东西。”

我妈说着，从身后拿出一个包装得很精致的盒子。我接过盒子，很沉，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她人呢？”我急切地问。

“走了。”我妈叹了口气，“下午的火车，去什么深圳，参加实习，听说要很久才回来。”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走了？甚至没有当面跟我说一声再见？

我默默地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支崭新的派克钢笔。下面压着一张卡片，卡片上是她清秀的字迹：

“李默，祝贺你。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这支笔送给你，希望你用它写出属于自己的未来。另外，你去年夏天问我的那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我也喜欢你。只是，那时候的我们都太年轻。未来很长，我们都要努力，变成更好的人。山高路远，我们，后会有期。”

我拿着那张卡片，反反复复地看，每一个字都像烙印一样刻在心里。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

原来她也喜欢我。原来那不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巨大的喜悦和巨大的失落像两股洪流在我胸中交汇。喜悦的是，我终于等到了她的答案。失落的是，我们刚刚确认彼此的心意，却又要面临分离。

山高路远，后会有期。这八个字说得轻巧，可未来到底有多远？我们真的还会有“期”吗？

大学生活比我想象的精彩得多。我所在的城市是一座繁华的南方都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到处都充满了新鲜和活力。我像一块干瘪的海绵被扔进知识的海洋，拼命吸收着一切。

我和她保持着通信。在那个没有手机和网络的年代，信件是我们唯一的联系方式。她的信总是写在淡蓝色的信纸上，字迹娟秀，带着淡淡的墨香。她会跟我讲她在深圳的见闻，讲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讲那些充满机遇的新鲜事物。我也会跟她分享我的大学生活，我的迷茫，我的喜悦。

在信里，我们无话不谈，像两个认识了很久很久的知己。但我们很有默契地都避开了那个最敏感的话题——感情。那句“我也喜欢你”，像一颗被封存在琥珀里的种子，我们都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它。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但我，是自卑的。尽管我考上了名牌大学，尽管我在校园里也算小有名气，但在她面前，我总觉得自己还是那个穿着大裤衩、光着膀子的毛头小子。她太优秀了，优秀到让我觉得所有的努力在她面前都微不足道。

大二那年，我用发表文章得来的稿费买了一张去深圳的火车票。我没有告诉她，想给她一个惊喜。

绿皮火车摇了三十多个小时，下车的时候我感觉骨头都快散架了，但心里满是期待。

深圳和我所在的城市完全是两个样子。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塔吊，空气里弥漫着尘土和水泥的味道。但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紧张又兴奋的神情——那是一种对未来的渴望。

我按照她信里给的地址找到她实习的公司，一栋很气派的写字楼，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站在楼下，看着那些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步履匆匆的男男女女，忽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局促。我身上是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一条牛仔裤、一双帆布鞋，和这里格格不入。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走了进去。前台小姐很客气地问我找谁，然后打了个电话，让我在会客区稍等。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一个穿着职业套装、画着精致淡妆的女孩向我走来。是她。她比信里描述的还要干练，还要漂亮。头发盘了起来，露出修长的脖颈。那双杏眼因为化了妆显得更加深邃。只是，那份属于少女的清冷，被一种职业化的、带着距离感的微笑取代了。

“李默？”她似乎有些惊讶，“你怎么来了？”

“我……想来看看你。”我站起来，有些手足无措。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她一边说一边看了看手表，“我这边还有个会，可能没太多时间陪你。”

我的心凉了半截。我千里迢迢赶来，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客气而又疏离的话。

“没关系，你忙你的。”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我就是顺路。”

“顺路？”她挑了挑眉，那是我熟悉的、带着一丝狡黠的表情，“从你的学校到这里，可不顺路。”

她顿了顿，语气软了下来：“你吃饭了吗？”

我摇摇头。

“等我一下。”

她转身跟一个看起来像是她上司的中年男人说了几句什么，然后拿起包向我走来：“走吧，我请你吃饭。”

我们去了一家很高档的西餐厅。悠扬的钢琴曲，明亮的刀叉，穿着马甲的服务生。我连菜单都看不太懂。她熟练地点了几样菜，又要了一瓶红酒。那顿饭，我吃得味同嚼蜡。我们聊了很多，聊我的大学，聊她的工作，但我们之间始终隔着一层什么，像一层看不见的玻璃。我能看见她，她也能看见我，但我们触摸不到彼此。

吃完饭，她送我到酒店，是她帮我订的。站在酒店门口，她对我说：“明天我让司机送你去车站。”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

“李默，”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你……是不是对我有点失望？”

我沉默了。

“这里是深圳，”她说，“节奏很快，每个人都在拼命往前跑，稍微慢一点就会被淘汰。我也是身不由己。”

“我明白。”我说。可我真的明白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眼前的这个她，和我记忆中那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站在槐树下的女孩，已经不一样了。

“你还会写信给我吗？”我问。

“会，”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你还愿意看。”

她忽然上前一步，抱了抱我。那是一个很轻很轻的拥抱，像蜻蜓点水。“回去吧，路上小心。”

她说完，转身离开，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在空旷的夜里格外清晰。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出租车的车灯里，心里空得像被挖掉了一块。

回到学校，我病了一场，高烧说胡话整整一个星期。病好后，我瘦了一大圈。我没有再给她写信，她也没有再写信给我。我们之间的联系，就像那根绷紧的弦，“啪”的一声断了。

我把那支派克钢笔收进了抽屉的最深处。

大学毕业后，我被保送读了研究生，然后留校成了大学老师。那一年我二十六岁，有了自己的事业，成了别人口中的“青年才俊”。我以为我已经把她彻底忘记了。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我妈的电话：“默子，你快回来一趟！晓月……晓月她回来了！”

时隔九年，她终于回来了。

我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立刻买了最快一班回家的火车票。我不知道自己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踏上归途的。期待？紧张？还是害怕？我害怕见到她，害怕九年的时间已经把我们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回到家已经是深夜。我妈还没睡，一直在等我。

“怎么样？见到人了吗？”我急切地问。

我妈摇摇头，眼圈红了：“她……病了。”

“什么病？”

“癌症。”

这两个字像一道惊雷劈在我头上。癌症？怎么可能？她那么年轻，那么美好，怎么会得这种病？

“她……在哪儿？”

“市医院。”

我疯了一样冲出家门，打了一辆车直奔市医院。在医院的走廊里疯狂奔跑，寻找着她的病房。终于，在一间单人病房的门口，我看到了她的名字——林晓月。

我推开门。她躺在病床上，很安静。九年的岁月似乎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她还是那么白，那么清瘦。只是，那份曾经照亮我整个青春的光彩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病痛折磨后的疲惫和苍白。

她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我轻轻地走到她床边，蹲下身看着她。眼泪，再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就在这时，她长长的睫毛颤动了一下，睁开了眼睛。那双曾经像星辰一样明亮的杏眼，此刻却蒙着一层化不开的忧伤。她看到我，似乎并不惊讶，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嘴角扯出一个虚弱的微笑。

“你……还是来了。”

我们在病房里聊了很久很久，从1984年的那个夏天聊到现在。她告诉我，当年她离开深圳后去了美国，读了MBA，进了一家世界顶级的投行，成了华尔街的女强人。她有过很多追求者，但都拒绝了。

“我心里一直有个人，”她看着我，目光温柔，“一个穿着大裤衩、光着膀子、会脸红的男孩子。”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她反问，“告诉你，让你放弃你的学业、你的前途来美国陪我吗？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而不是我的附属品。”

“我一直在等你，”我说，“一直在努力变成你希望的样子。”

“我知道，”她笑了，“你做到了，你比我想象中还要优秀。可是……太晚了。”

她眼里的光一点一点暗了下去。

“不晚！”我紧紧握住她的手，“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一定有办法的！我带你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摇了摇头：“没用的，李默，是晚期。”

那一天，我们在病房里说了很多很多话，仿佛要把这九年缺失的对话全部补回来。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透过窗户洒在她苍白的脸上，渡上了一层温暖的光。她忽然说：“李默，我还想再看一次我们第一次看的那部电影。”

我愣住了。那部电影，我连名字都记不得了。可是她还记得。

我跑遍了整个城市的音像店，终于在一家很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那张已经蒙上灰尘的碟片。我借来一台便携式影碟机，在病房里为她播放了那部电影。

枪声、爆炸声、追车，熟悉的画面，熟悉的音乐。她靠在我的肩膀上，就像1984年的那个夏天一样。只是，这一次，她的身体是冰冷的，她的呼吸是微弱的。

电影放到一半，她忽然对我说：“李默，我有点困了。”

“睡吧，”我柔声说，“我陪着你。”

“嗯。”

她闭上了眼睛，嘴角还带着一丝浅浅的笑。

她再也没有醒过来。

她的葬礼很简单。按照她的遗愿，骨灰撒进了大海。我站在海边，看着那白色的粉末一点一点融入蔚蓝色的海水。海风吹来，带着咸湿的味道。我仿佛又闻到了她头发上那股淡淡的清香。

回到老家的院子，那棵老槐树依然枝繁叶茂。对面的那扇门紧紧地关着，门上贴着一张白色的封条。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拉开那个尘封已久的抽屉。那支派克钢笔静静地躺在里面，闪着幽暗的光。旁边是那张淡蓝色的卡片：“山高路远，我们，后会有期。”

我拿起笔，在卡片的背面一笔一划地写下：

“晓月，你说未来很长。可我的未来，从你离开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你说我们后会有期，那我们，就约在下一个轮回里。”

写完，我把卡片和钢笔重新放回抽屉，锁上。然后，我走出了这个承载了我整个青春的院子，再也没有回来。

很多年后，我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小说家。我写了很多故事，关于爱情，关于青春，关于错过。我的读者说我的故事里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他们问我是不是经历过什么。我总是笑笑，不说话。有些故事只适合写在心里，有些人只适合放在回忆里。

我时常会做一个梦。梦里，回到了1984年的那个夏天。午后的阳光懒洋洋的，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我穿着一条大裤衩，光着膀子，站在那扇熟悉的门前。门开了，她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站在门口，对我微笑。

“李默，我家新买了个影碟机，要不要来看？屋里，只有我们俩。”

每次从这个梦里醒来，我都会想：如果那天我没有去看那场电影，如果那天她没有靠在我肩上，如果那天她没有问我那个问题，如果那天我给了她不一样的回答，我们的人生，会不会是不同的样子？

可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啊。

有些缘分，来了就是来了，走了就是走了。有些人，遇见了就是遇见了，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就像那年夏天的知了，叫得再欢，也总有停歇的时候。

只是我常常想问一问那个十七岁的自己：你喜欢她，为什么不敢早点说出口？你明明有机会，为什么不敢伸手去抓住？

这个问题，我大概要问一辈子了。

可你们说，这人生啊，是不是就是这样？该抓住的没抓住，该珍惜的没珍惜，等到回过头来，才发现那个人已经不在了，那个夏天也回不去了。

来源：星辰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