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 98 届奥斯卡金像奖于美国时间 2026 年 3 月 15 日在洛杉矶举行颁奖典礼。两年前，“石头姐”艾玛 · 斯通（Emma Stone）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裙子崩裂的名场面还历历在目，她凭借在电影《可怜的东西》中饰演的贝拉一角，荣获第 96 届奥斯卡金像

第 98 届奥斯卡金像奖于美国时间 2026 年 3 月 15 日在洛杉矶举行颁奖典礼。两年前，“石头姐”艾玛 · 斯通（Emma Stone）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裙子崩裂的名场面还历历在目，她凭借在电影《可怜的东西》中饰演的贝拉一角，荣获第 96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

这是艾玛·斯通继2017年凭借《爱乐之城》首次封后之后，第二次摘得该奖项，成功实现 “二度封后”。作为一部融合现实主义、奇幻与科幻元素的电影，《可怜的东西》狂揽4项大奖，并入围11项提名，成为当届奥斯卡获奖最多的影片之一。

原著小说《可怜的东西》中文版现已上市，由知名译者、作家于是翻译，内附50多幅作者亲自创作的插图与版画作品，完整呈现这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主义版 “弗兰肯斯坦” 的原版面貌。

以下是译者于是为本书撰写的译后记，篇幅所限有所删节，读完之后你将了解到，从书到影，贝拉·巴克斯特的形象与故事，经历了怎样的窄化与被改写。

阿拉斯代尔·格雷：

缔造格拉斯哥的奇想叛逆宇宙，内嵌人类厌女症候全录

——《可怜的东西》译后记

于是 作

阿拉斯代尔·格雷（Alasdair James Gray，1934年12月28日—2019年12月29日）是苏格兰当代最伟大的作家、画家、书籍装帧家。格雷一辈子都生活在格拉斯哥，这个城市在他在所有作品中被无数次描摹过。格雷的专业并非文学或语言，而是设计和壁画。他一直是个自由艺术家，曾为格拉斯哥剧院和市民剧院绘制过舞台布景，第一幅壁画杰作是为格拉斯哥的苏格兰—苏联友好协会创作的《战争的恐怖》。有机会去苏格兰的朋友可以去西区的Ubiquitous Chip餐厅和希尔黑德地铁站找一找他的真迹。最大的一幅作品应该是他与罗伯特·萨尔蒙、尼科尔·惠特利等人花费数年合作完成的天花板壁画，位于奥兰莫尔剧院和音乐厅的礼堂，主体场景是亚当和夏娃在夜空下拥抱，围绕在前景的是当代格拉斯哥的芸芸众生。1964年，BBC制作了一部四十二分钟的纪录片《头盔之下》（Under the Helmet），讲述了他的艺术创作。

阿拉斯代尔·格雷

以上，应该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每本小说里都有手绘插画。和威廉·布莱克、奥布里·比尔兹利一样，格雷热衷于文图共构的精神创作过程。尤其在英国文学领域的两百年里，前有布莱克用浪漫主义演绎先知氛围的诗画，后有格雷用现代主义创建社会寓言式的图像小说，诗画同源，独立又互补，是创作者精神内涵的两种显化方式。当然，相比于布莱克的唯美诗意，格雷的画风更讽刺、更现代、更苏格兰、更政治。《可怜的东西》（Poor Things）就很典型，几乎每一章节的末尾都有解剖学式的人体局部画像，视觉特有的想象力迎面而来，比文字更具冲击力，相较于影视，那些画堪称最具原创性、最符合原著精神的文本视觉化过程。

在苏格兰现代文艺世界里，格雷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就体裁和主题来说，他喜欢在反乌托邦设定中融入现代政治议题，并且在数部作品中都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女性主义批判意识。毫无疑问，格雷的女性意识和社会主义政治倾向是分不开的，而且在这两个维度上都不抱有盲目的乐观幻想。

《可怜的东西》海报

《可怜的东西》电影在全球热映后，英国媒体——尤其是苏格兰人——反响强烈，态度呈两极分化。苏格兰人尤其不能忍的是电影完全消除了格拉斯哥的背景，因为他们最懂格雷的用意：这个故事并非完全天马行空的科幻，各种奇想都来源于格拉斯哥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医学创举、科学发明。这座城市独特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和建筑背景对于格雷批判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至关重要，他还煞费苦心绘制了小说地图，容纳了格拉斯哥人的在地文化——但电影悬置了地点和时间，所有场景都几乎在棚内拍摄，让这个故事彻底变为空想化。特别是那些具有苏格兰民族主义观点的批评家和粉丝都认为这部电影有“文化抹杀”和“英国沙文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之嫌。

作为二次创作，电影对原著加以删改是很自然的事，电影不该、也不必成为文学的翻版。电影编剧麦克纳马拉（Tony McNamara）选定的是女性成长的主题，仅限于贝拉的视角，因而，和格拉斯哥的缺席一样，其他人以及各自立场的缺席也导致了这个故事在不必要的倾斜中失去根基。从书到影，呈现了一种可悲的窄化，值得一问的是：原著何以拥有牢固且均衡的根基？为何打着女性主义大旗的电影却如此经不起推敲？

电影获奖后，英国《卫报》刊登了罗宾·麦基（Robin McKie）的评论文章，言简意赅地指出：“《可怜的东西》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小说：它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主义版的《弗兰肯斯坦》，还讽刺了十九世纪的小说、殖民主义和医学伦理。”

《弗兰肯斯坦》

先来谈谈医学伦理。《弗兰肯斯坦》的盛名之下，科幻障眼，以至于不太有人严肃认真地去探讨个中的医学问题。若说《可怜的东西》是“女性版弗兰肯斯坦”，其实不太准确，因为当代医学在器官移植方面的进展已有目共睹，将婴儿大脑移植到母体这个操作远比用电流激活残肢拼凑成的身体更似有可行性。与其说贝拉是女性版弗兰肯斯坦，倒不如说高德文才是小说中真正的、现代医学版的科学怪人，作为父亲的科研结果，他短暂的一生既是奇迹，也是受害者。在格雷的叙述逻辑里，要讨论的重点从来都不是技艺，而是伦理和权力。电影删除了高德文的内心思辨，将其简化为一个没有伦理道德观、父权在握的科学狂人，虽能体认父亲的虐待，却又逐渐黑化，在贝拉出走后又去寻找了一具身体，冷酷地对待试验品，这就完全颠覆了原著的立意，当然，在基因改造、AI进军科研的当下，这种爆改似乎更能切中时弊地指出科学之恶：科学和道德未必同步、同向发展。但即便如此，电影的结尾让贝拉成为另一个黑化版的巴克斯特，以打造科学怪人为乐，这就真的令人惊掉下巴了。

事实上，原著中的高德文在作者引言、“蜡烛”回忆和维多利亚写给后代的信这三个相悖文本中都很善良，尤其在医学伦理观念上相当先进。格雷也不忘用上一贯的讽刺笔法，让高德文用“流行性脑热病蔓延”的医学思路解读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最重要的是，他尤其强调女性护士的伟大，痛惜女性被排除在专业医者之外，作者借他之口告诉我们：1876年之前，整个英国只有四位女医生，而且都是在外国的大学获取学位的，也借他之口引导贝拉成为苏格兰第一位女医师。

再次，回到“人”的层面，这个人物有血有肉，情感复杂而暧昧，渴望真爱、爱恨分明的同时不失体面。他意识到贝拉最大的魅力在于她对世界不存在任何偏见，对身体不存在羞耻感，精神上渴望知识，面对贫富贵贱人畜时不带分别心，对所谓的异类不存偏见，对世俗的规训不以为然，最终走向政治运动，期待改良社会。

相比于高德文，“蜡烛”被删减得更厉害，在电影中成为男权规训的全方面执行者，他的驯服和软弱承担了电影中的部分笑料，已完全不像原著中那样有性格，智识上有叛逆和局限，也没有机会表现出世俗性和幽默的一面。就人物的功能性而言，麦克坎德利斯在小说中的存在感最强，他和巴克斯特的对话虽然都围绕贝拉，但不失为可读性最强的片段，也最可容纳作者的思辨和幽默，诸如移植、衰老、宗教等话题也最能激发出高德文的思想火花。

电影中的大部分笑料是由邓肯·韦德伯恩承担的，虽然邓肯在维多利亚的版本中是个好人，但在麦克坎德利斯的版本中被塑造成典型的丑角，是厌女范本。不过，这样的邓肯倒能慧眼识珠，一眼就看出阶级差异、贞洁束缚对贝拉来说都毫无意义，但这种吸引力反而让他想霸占她——多么可悲的男性思维，多么矛盾的诉求。至于性能力，男性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他不是贝拉的对手，猎人反成猎物，这只会让他的丑角扮相更滑稽。所以，他演完了卡萨诺瓦的戏份，再扮成可笑的受害者，他的疯狂俨如对“女性总是歇斯底里”的最痛快的反驳，尽显男权准则的双标本质——男人尽可拈花惹草，女人却必须守贞；当他用疯言疯语揣测淫荡的贝拉是女巫、高德文是魔鬼时，毫无疑问再现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女巫审判和荡妇羞辱……但作者不止于此，还剖析了他对仆役阶层女性的性癖，可谓是精神分析法混搭阶级分析后的一针见血，揭穿了资产阶级缺爱巨婴男的心理底层逻辑。总之，这个形象打包了厌女症候群。

《可怜的东西》剧照

就情节来说，邓肯不可或缺，因为是他将贝拉引上了经济和政治思想的实践之路。出售股份换取旅行所用的现金后，破产将巨婴男的色欲指向赌瘾。赌瘾是男性身份的表演，对他已然失去的权力的补偿，在他心中，贝拉是女神，也是女魔，所以，赢钱的时候要有她作陪、见证、夸赞，这分明是要重建他在她面前的绝对主导地位，让她用另一种方式崇拜他的男性气概。赌桌上的输赢是由偶然决定，但他的焦虑、软弱、贫穷、羞耻是必然的，并可悲地以此逃避和情人建立亲密关系——就像世间无数男性，以为自己有钱有权了就能自然而然“建立”和女性的关系。最终，因其自身的盲目、自负、愚蠢、倒霉而一贫如洗后，他只知道将其归咎于女性的诱惑、狡猾和贪婪。表面看来，是苦艾酒或别的麻痹神经的物质将他引向失去理智的疯狂状态，但读者们都能看懂：那不过是自以为拥有特权的男性的崩溃，只因他面对女性在性、情、道德、智力、经济和行动上的绝对自主权——包括付费享受性爱——后毫无招架之力。男性气概彻底崩盘。

正是在赌场，贝拉看到了阶级差异，看到了金钱流动，遇到了聪明人的点拨，领悟了人类使用自由意志的方式之一就是不让自己自由。从这时起，性爱之旅才转变为真正的探索之旅，反男权主题告一段落，贝拉在俄罗斯商船上遇到阿斯特利和胡克医生后，小说正式掀开了另一主旨：反殖民主义霸权。

电影完全没有涉及反殖民的这条线，在原著中，这却是从一而终的大命题，关联贝拉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格雷非常机智地将这条线与反男权、反父权的女性议题叠合。小说花了不少笔墨描绘被冠以“雷霆”之名的丈夫——布莱辛顿将军，殖民帝国扩张时期的残暴军人形象，保守党，拥有特权。最终打败他的不是子弹，不是高德文的据理力争，而是贝拉想起巴黎妓院里的场景时爆发出的狂笑，直到那时，他才现出原形。

在将军身边的配角是贝拉的父亲，身为工厂主，他用不光彩的手段完成了财富积累、阶级跃升，和将军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妻女都没有自主权，仅仅是他名利之途上的踏脚石。女儿怀孕求助时，他将其赶走，“我太讨厌女人在我身边下崽了，讨厌她们的鲜血、尖叫和恶臭”……

至此，贝拉的父亲、丈夫和情人的行径完满了小说内嵌的“厌女罪行全录”，我们能看到殖民帝国霸权也在其中，因为男权对家、对国和对女性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仅仅从性解放的角度阐释女性主义注定是浅薄的，这便是电影的失败之处，哪怕用华丽的视听舞美、大胆的演出去诠释女性感官体验的逐一解放，可惜女主角艾玛·斯通确实奉献了不可多得的精彩表演。

如果贝拉的故事停留在男性世界里，必会折损这部小说的生命力。维多利亚写给后代的信首先是对十九世纪小说风格的驳斥，其次是对战争的痛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带有童年创伤、婚姻创伤，但凭借自主意识寻求新生、并最终投身改良实践的女性形象，她也反省了自己和高德文、麦克坎德利斯和邓肯交往中的幼稚、任性之处。直到编撰者在注释部分引用了大量史实，维多利亚作为医生、社会运动家的形象才真正丰满起来，从想象、野史中浮立而出，成为能令人思考且难忘的历史人物：她选择为女性、弱者服务，用社会主义理念的医术、护理术，但到了晚年，她的理想遭到了右派主流社会的排挤和攻击。书影的最大不同即在于此——女主最终的走向——仔细咂摸的话，书影的对冲倒是很能激发思考：如果你是她，会选择勇敢进步、哪怕最终被迫止步？还是选择漠视伦理，任由理性走向反理性的极端，罔顾民众，在小资舒适圈里自我满足？

当然，格雷很狡黠，很擅长在小说中夹杂编撰出的史料，将不可靠叙事的小说魅力发挥到极致，当一些读者忍不住去检索一下历史上是否真有一位维多利亚·麦克坎德利斯医生活跃于格拉斯哥时，作者的结束语就略显挑衅了——“从1880年2月18日她的大脑在格拉斯哥绿地人道救援协会停尸间诞生算起，她享年六十六岁四十周零四天。从1854年她的身体在曼彻斯特贫民窟诞生算起，她享年九十二岁”——所以，维多利亚的脑体年龄真的该分别计算吗？关于她的身世之谜，我们究竟该信哪个文本呢？

时至今日，阅读格雷的小说可能不会像八九十年代的苏格兰读者那样惊喜于他的脑洞大开，但我很庆幸能有2023年的电影让我知道了这位作家，并认识到他在三四十年前的创想依然值得探讨，尤其随着女性主义的深入人心，贝拉/维多利亚这个形象拥有了更多解读空间和意义。这是我作为读者的一种感叹。

来源：上海译文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