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6年2月，《呼啸山庄》再次被翻拍成电影上映。自1930年代，这部世界名著首次被翻拍成影视剧以来，至今已有20多个版本，包括日本版、印度版。而最新版的《呼啸山庄》，刚一上映就因选角与尺度问题引发种种热议。
2026年2月，《呼啸山庄》再次被翻拍成电影上映。自1930年代，这部世界名著首次被翻拍成影视剧以来，至今已有20多个版本，包括日本版、印度版。而最新版的《呼啸山庄》，刚一上映就因选角与尺度问题引发种种热议。
《呼啸山庄》有何魔力，能屡获影视剧导演青眼？而在该作翻拍史上，为何常常引发原著党的热议甚至争议？
争议带高了原著销量
希斯克利夫是“黑人”还是“白人”？情色镜头是否矮化了原著的灵魂之爱？由英国影人埃默拉尔德·芬内尔导演的《呼啸山庄》自2月14日上映以来，国外社交媒体上争议声不断，声量最高的莫过于原著党。
《呼啸山庄》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弃儿希斯克利夫被山庄老主人收养，与小姐恋爱，但因不堪小少爷侮辱出走，致富回来后发现小姐另嫁，继而对少爷与小姐夫家和他们的下一代进行报复。
在《呼啸山庄》原著中，男主角希斯克利夫被描述为“肤色黝黑的吉普赛人”，有“黑色的眼睛”。邻居林敦猜测他可能是“小拉斯卡”（当时对印度水手的称呼），也可能是“来自美国或西班牙的弃儿”；女仆内莉调侃说“说不定你父亲是中国皇帝，你母亲是印度女王”。
作者艾米莉·勃朗特对男主角刻意保持的这种身份上的模糊性，为后世读者带来不小的讨论空间。但这个空间，在2026年成了战场。希斯克利夫是哪里人，是黑人还是白人，不再是一道文学题，而是一道带有“表态”性质的政治题。
导演埃默拉尔德·芬内尔用了澳大利亚偶像演员雅各布·艾洛蒂。“洗白”的指控迅即席卷社交媒体，原著党认为，一个被反复解读为影射奴隶贸易、爱尔兰移民、种族他者的角色，凭什么由一位白人演员饰演？
原著党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不少学者认为，希斯克利夫的人物设定可能是在影射利物浦的奴隶贸易。毕竟，艾米莉的父亲老勃朗特与英国废奴运动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的关系相当密切。后者曾资助他去剑桥大学学习；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希斯克利夫这个人物设定可能受到美国废奴运动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启发。1845年至1847年，艾米莉创作《呼啸山庄》期间，道格拉斯正在英国各地演讲。
而对于亲热戏，导演本人也解释过，她想还原的是十几岁初读原著时那种“原始的”感受。但网友并不买账，他们认为，原著写的从来不只是爱情，那是哥特，是恐怖，是复仇的深渊。即便聚焦于爱情片段，也不应将原著中极致深刻的灵魂之爱矮化为性压抑之下的肉体饥渴。
然而，争议本身就是营销。尽管影评人给出了“停留在对原著表面情节的浅层挪用，未能承袭其内在精神”的评价，仍难抑该片票房高涨，让它成为2026年开年以来最成功的商业片之一。而更妙的是，争议直接把原著销量炸上了天。今年1月《呼啸山庄》原著小说在英国境内的销量达到10670册，而去年同期仅有1875册。
最意想不到的是，电影上映后30天内，英国约克郡拍摄地的在线搜索量飙升5000%。搜索趋势同时显示，《呼啸山庄》的故事发生地搜索量增加了236%；呼啸山庄体验搜索量增加150%，游客想在真实的荒原上，亲身体验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追逐。
《呼啸山庄》有何魔力
为什么《呼啸山庄》每次改编都能引发原著党的不满？
在艾米莉·勃朗特的写作策略里，她故意留下模糊的空间：希斯克利夫来自哪里？不知道。凯瑟琳对他是爱还是自我投射？说不清。结局是救赎还是虚无？任你解读。
《呼啸山庄》本身结构复杂，多角度叙事，故事涉及两代人，时间线跨越数十年。而作者艾米莉·勃朗特还拒绝提供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而是把评判权，连同拼图的碎片，一起交给读者。
《呼啸山庄》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文本，它激发我们突破重重迷雾亲身去探寻的欲望。这部著作议题众多，种族、阶级、爱情、复仇……它触及了许多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主题——激情与痴迷的界限，复仇的本质，家庭的重要性，人际关系的复杂性，甚至还有青少年时期创伤的疗愈。
这种信息的模糊性，让《呼啸山庄》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每位读者投入自己的人生经验，都会看到不同的一面。
但影像需要具体而微，这种模糊性为影像如实地还原《呼啸山庄》里的世界带来巨大困难。同时，这种模糊性，也让每个时代都更容易把自己的需求或焦虑投射进去。于是，每一位导演都从中各取所需：1939年，好莱坞需要浪漫，于是有了劳伦斯·奥利弗的忧郁情人；1992年，明星时代需要性感野兽，于是有了雷夫·范恩斯和汤姆·哈迪；2011年，后殖民批判兴起，于是有了黑人希斯克利夫；2026年，流量为王的时代，于是有了“情色史诗”，有了更多争议的话题。
《呼啸山庄》的复杂性与多义性，也为它在走向“经典”之路的过程中带来不小的困难。
1847年，《呼啸山庄》出版后，人们对它的喜爱远比不上同年出版的《简•爱》，甚至有人直指它“野蛮、粗野和可恨”。当时的读者希望从小说中读到道德教化，而《呼啸山庄》却提供了完全相反的东西——暴力、残酷、阶级批判和模糊的道德立场。艾米莉·勃朗特笔下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的爱情如此狂暴凄厉，如同荒原上呼啸的劲风，又深蕴原始而强大的生命力。毛姆曾评价说：“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中的爱情、迷恋、残酷、执着，被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直到100多年后，《呼啸山庄》终于以其多声部的现代叙述手法而成为经典名著。
在中国，《呼啸山庄》的接受史同样折射着时代的变迁。根据《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女性小说在中国接受史：1949-2014》，民国时期，小说因表现出反封建专制、崇尚自由的倾向而被认同接受。1956年，翻译家杨苡将它翻译成《呼啸山庄》出版，但“文革”期间，由于呈现出与当时政治理念相悖的资产阶级因素，小说不再被读者所接受。直至改革开放后，它才被读者所熟知。如今，这部著作已成为中小学语文新课标推荐阅读名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呼啸山庄》
每一代人都在读《呼啸山庄》，但每一代人的关注点和解读都不太一样。
长沙理工大学曾举办一场读书分享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以“爱的囚徒困境——为何痛苦总让人欲罢不能？”为主题，用当代心理学的视角重新解读《呼啸山庄》。这场讨论会的两大着眼点为“凯瑟琳的选择”与“希斯克利夫的复仇”。
在原著中，凯瑟琳那段著名的独白至今读来仍会让读者感觉滚烫：“我对林敦的爱，就像挂在林子里的一簇簇树叶，时光会改变它们，我很知道，到了冬天，树叶片就要凋落了。我对希斯克利夫的爱，好比是脚下的永恒的岩石，从那里流出很少的、看得见的快乐的泉源，可是却必不可少。我就是希斯克利夫！他并不是作为一种乐趣，而是作为我自身存在的一部分，永远、永远地在我心里。”
凯瑟琳的挣扎触及了一代代人的灵魂：我们渴望舒适与安全，却又害怕在安稳中弄丢了自己。我们渴望灵魂的共振，却又恐惧那种足以焚毁一切的激情。这种撕裂感，是所有在现实与理想、生存与灵魂之间摇摆的现代人的共鸣。
而希斯克利夫的复仇让读者看到那个被困在童年阴影里的男孩。他吊死怀孕妻子的狗，虐待下一代，挖出凯瑟琳腐烂的尸体。但小说的最后，希斯克利夫发现，复仇是一个空洞。当他眼看着他报复的“二代们”还是相爱了，他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与凯瑟琳的影子，他崩溃了。这种“两代人身影的重合”，赋予了小说一种循环往复的史诗感。它也让读者在无尽的忧愤和挣扎里，终于再次感受到旺盛的爱与生命力。
互动环节中，该校学生围绕“如果你是凯瑟琳，该如何选择”展开“灵魂与生存”“自由与安全”的思辨。更有趣的是，在“社交媒体复仇测试”环节，他们的讨论让大家察觉自身存在与希斯克利夫相似的“现代心理剧本”。
如果说学术讨论还保持着一本正经，那么社交媒体上的解构则更加放飞。有网友调侃：“希斯克利夫要是活在今天，绝对是PUA大师，三天写一本《如何让前任后悔终生》。”
也有人用当代流行语重新翻译小说梗概：“就是一个领养的野孩子在白富美闺蜜圈里卷不进去，于是黑化创业成功回来复仇，最后发现复仇了个寂寞。”
这些看似戏谑的解构，其实暗合了原著的核心矛盾：阶级固化、身份焦虑、创伤代际传递。当年轻人用“emo”“破防”“PUA”“原生家庭创伤”这些词来重新编码《呼啸山庄》时，他们并非在消解经典，而是在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与百年前的文本进行对话。
《呼啸山庄》的故事正以新的形式延续。当2026年版《呼啸山庄》引发争议，谁是对的？答案也许并不重要。它只是《呼啸山庄》魔力的证明。它拒绝被固定，拒绝被驯化，拒绝被锚定在任何一个时代的舢板之上。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来源：A大杂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