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边是购票平台上的“真香”现场，一边是影评社区的“群嘲”大会。有人说这是“全明星也救不了的烂剧本”，有人吐槽“国安干警办案全靠翻垃圾桶”，还有人嘲讽“20分钟反转三次，编剧你累不累”。

8.64亿票房，豆瓣6.2分，猫眼9.4分——这是张艺谋新片《惊蛰无声》交出的春节档成绩单。

一边是购票平台上的“真香”现场，一边是影评社区的“群嘲”大会。有人说这是“全明星也救不了的烂剧本”，有人吐槽“国安干警办案全靠翻垃圾桶”，还有人嘲讽“20分钟反转三次，编剧你累不累”。

批评声浪铺天盖地，但奇怪的是，走出影院的普通观众却大多给出了正面评价。这种撕裂，恰恰让《惊蛰无声》成了2026年春节档最值得细品的“矛盾体”。

当争议的硝烟散去，我们或许会发现：这位75岁的老导演，其实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先抛开那些槽点不谈，我们得承认：《惊蛰无声》干了一件没人干过的事。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

第一部聚焦“当代国家安全”题材的大银幕作品

。在此之前，谍战片要么是民国年代的“怀旧款”，要么是虚拟时空的“科幻款”。而张艺谋偏偏选择了一个最难啃的骨头——把间谍战搬到了此时此刻的深圳。

电影里没有西装革履、杯酒交错的精英间谍，取而代之的是外卖平台的数据窃取、咖啡杯套上的情报传递、写字楼里的暗号接头。这些场景离我们的生活太近了，近到看完电影后，不少人开始对身边的“外卖小哥”多留个心眼。

更绝的是，片中那个被吐槽最多的“翻垃圾桶”情节，其实

改编自真实的国安案例

。现实中的情报传递，恰恰没有007电影里那些花里胡哨的高科技，而是最原始、最隐蔽的方式。

从这个角度说，《惊蛰无声》完成了一次重要的“祛魅”——它打破了大众对间谍“高深莫测”的刻板印象，让“国家安全”这个宏大口号变成了普通人可感知、可参与的日常议题。

据媒体报道，影片上映后，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12339的咨询量激增了27%。这不是硬邦邦的宣传能做到的，而是影像的力量。

很多人吐槽：《惊蛰无声》三分之一处就揭晓了内鬼是谁，后面还有什么看头？

这恰恰是张艺谋最“反类型”的尝试。

传统谍战片玩的是“谁是鬼”的猜谜游戏，观众跟着主角一起抽丝剥茧，最后恍然大悟。但《惊蛰无声》偏要反其道而行——

提前告诉你答案，然后让你看着角色如何一步步走向深渊

。

这就像提前告诉你凶手是谁的推理小说，看点从“谁干的”变成了“为什么干”和“怎么收场”。朱一龙饰演的黄凯，在身份暴露后那种“清醒中沉沦”的撕裂感，恰恰需要观众带着上帝视角才能品出滋味。

张艺谋用无人机的高空视角和手持镜头的贴身捕捉，制造出一种“被窥视”的不安感。观众既是无所不知的“黄雀”，又是被困在道德迷宫里的参与者。这种观影体验，前所未有。

当然，这种冒险不一定成功。正如一些评论指出的，黄凯叛变的心理动机铺垫不够充分，导致后半程的情感冲击力打了折扣。但敢于在商业大片里做这样的叙事实验，本身就需要勇气。

如果你看过《惊蛰无声》，一定会对电影里的深圳印象深刻。

福田CBD的玻璃幕墙倒映着追逐的身影，岗厦北枢纽的地铁站成了暗战的舞台，前海的摩天楼群在无人机镜头下化作冰冷的“赛博战场”。

张艺谋用90%的深圳取景，把这座现代化都市变成了叙事的“主角”。

城市不再是背景板，而是情绪的延伸、氛围的制造者

。冷冽的蓝灰色调、湿润地面反射的霓虹光影、狭窄空间的窒息感——这一切都在告诉观众：谍战不是发生在遥远的年代，而是就在我们每天走过的街头。

这种“落地感”，恰恰是此前同类题材最缺乏的。以往那些号称“当代谍战”的作品，往往把高科技拍成了科幻片，把都市拍成了赛博朋克。而《惊蛰无声》用最克制的镜头，证明了最真实的东西往往最震撼。

说回演员。

易烊千玺为角色减重15斤、剃了寸头，用眼神和微表情诠释了一个卧底的隐忍与锐利。尤其是最后那场与朱一龙的对峙戏，0.3秒的表情切换，让观众看到了“沉默的力量”。

朱一龙则把一个“清醒着堕落”的叛徒演出了层次感——不是脸谱化的反派，而是一个被生活压力、情感陷阱一步步拖入深渊的普通人。

还有张译，虽然最后“口播式”揭秘被部分观众吐槽生硬，但那段台词从他嘴里说出来，依然有着击穿银幕的冲击力。

杨幂饰演的间谍白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蛇蝎美人”，而是在谈判桌上优雅吐出黑客术语的商界精英。这种“去脸谱化”的处理，让每个角色都有了人性的灰度。

用张艺谋自己的话说，这些年轻演员“几乎都是两三遍就OK”。在这场“微表情盛宴”里，没有流量明星的浮夸，只有表演的真诚。

当然，承认《惊蛰无声》的价值，不代表要无视它的硬伤。

那些吐槽不是空穴来风——

“色诱叛国”的桥段确实略显老套，部分情节的逻辑闭环确实不够严密，最后20分钟的三重反转确实有“为反转而反转”的嫌疑

。

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当叙事节奏被高频剪辑切割得略显零碎，当人物的心理纵深被情节推进挤压，影片在人性开掘的深度上，确实不如张艺谋早期的《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

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技术可以惊艳目光，但真正抵达人心的，永远是人的故事和感人的故事。”

但这并不妨碍《惊蛰无声》在另一个维度上的成功——

传播学的成功

。

从传播学视角看，这部电影实现了“国家安全”议题的破圈传播。它让一个原本容易被观众贴上“说教”标签的题材，变成了全网热议的社交话题。网友模仿片中“在垃圾桶找手机”的情节，自发讨论身边的安全隐患——这些“二次创作”本身就是传播效果的终极落地。

一部电影能让观众走出影院后，对身边的世界多一分警觉、多一分思考，这难道不是最大的价值吗？

写下这些文字时，《惊蛰无声》的票房已经突破8.7亿，猫眼预测最终落点在12.33亿。对于一部严肃题材、非合家欢类型的电影，这已经是不错的成绩。

但比票房更值得关注的，是75岁的张艺谋依然在“折腾”。

从《悬崖之上》到《狙击手》到《第二十条》再到《惊蛰无声》，他一直在探索“国家意志的类型化转译”。这条路不好走，既要照顾主流价值观，又要满足商业诉求，还要保持艺术品质。稍有不慎，就会两头不讨好。

《惊蛰无声》确实不完美，它有硬伤、有遗憾、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的开创性意义不容低估——

它给当代国安题材“打了样”，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

就像片名“惊蛰”所寓意的那样：春雷乍动，唤醒潜伏之物。这部电影或许就是中国电影在国安题材上的一声“惊雷”。雷声过后，会有更多创作者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慢慢长出这个类型的筋骨。

而敢于在古稀之年依然在类型上“惊蛰”、在技术上“无声”地实验，这份创作激情和生命力本身，就值得尊重。

正如一位观众所说：“我们看见万家灯火，是因为有人替我们走向黑暗。”

《惊蛰无声》或许不是张艺谋最完美的作品，但它让我们看见了那些走向黑暗的“无声者”，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叫做“岁月静好，有人负重前行”。

仅凭这一点，它就值得一张电影票。

来源：炟烨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