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原注：这篇文章是钟惦棐同志1956年6月写成的，他本想交《人民日报》发表，并由此掀起电影问题的讨论。文章写好后，由《人民日报》打印分发给周扬、林默涵同志，并由《人民日报》邀请陈荒煤、黄钢等同志座谈，周扬、林默涵以及陈荒煤等同志都不同意他的论点。因而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发表的《电影的锣鼓》其基本论点与此篇一致。电影是拥有观众最多的艺术，因而它底发展情况也最为大家所关心、所注目；电影的国际交往最多，因而它底成就和缺陷也最易从相互的比较中察觉出来。近十年中，我国全体电影工作者毫不懈怠地在为了完成党的嘱托、人
论电影指导思想中的几个问题
日期：1956-6-0
中宣部、钟惦棐
(原注：这篇文章是钟惦棐同志1956年6月写成的，他本想交《人民日报》发表，并由此掀起电影问题的讨论。文章写好后，由《人民日报》打印分发给周扬、林默涵同志，并由《人民日报》邀请陈荒煤、黄钢等同志座谈，周扬、林默涵以及陈荒煤等同志都不同意他的论点。因而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发表的《电影的锣鼓》其基本论点与此篇一致。)
电影是拥有观众最多的艺术，因而它底发展情况也最为大家所关心、所注目；电影的国际交往最多，因而它底成就和缺陷也最易从相互的比较中察觉出来。近十年中，我国全体电影工作者毫不懈怠地在为了完成党的嘱托、人民的嘱托，争取国际荣誉中做了许多事情，但总的说来，其成就还不是为大家所满意的。在电影工作的实践当中，不少人感觉到在电影艺术事业的指导思想中尚有一些问题不很对头；如果说我国还落后于丰富的现实生活，那么，在它的指导思想上恐也落后于电影工作的实践。
本文即打算在电影的指导思想方面大胆地提出三个问题，供正在从事电影工作的同志们参考。
一、 关于“工农兵电影”
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即为人民群众中的绝大多数人服务，亦即列宁所说的，党的文学艺术应该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不是为饱食终日、百无所赖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这对文艺，是个绝大的解放。对于这点，我们永远也不会怀疑。如果还有与此相反的方针，这方针就一定是错误的。
问题在于：电影在执行这一方针的时候与别的艺术有所不同，即它提出了“工农兵电影”的口号，这一口号指导了电影工作初期的实践，并在今天也还有着它深刻的影响。因此有值得提起的必要。
在1951年出版的《党论电影》这本书的前言中，作为当时的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同志这样写道：“我们中国的人民电影，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数年来也已初步奠定了毛泽东文艺方针的工农兵电影基础。
“中国的人民电影能否起着党的助手的作用，当视我们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是否忠诚与坚决。
“对一切不从工农大众出发而只从小资产阶级出发，来降低、冲淡、或曲解党的方针——毛泽东的方针的论调与企图，必须进行严肃的批评，不能允许自由主义态度的存在！”
这里就有几个问题值得研究。
第一，在引文的第一段话中，牧之同志是把“毛泽东文艺方针”与“工农兵电影”并提的，即所谓“毛泽东文艺方针的工农兵电影”，意思是说“工农兵电影”即“毛泽东文艺方针”！
正是因为牧之同志把“工农兵电影”这一口号和一个伟大的名字联结起来，正是因为他把“工农兵电影”这一口号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针混淆起来，就长期地令人不能识别它的谬误！因此要弄清“工农兵电影”这一口号对不对，首先要重新温习一下什么是“毛泽东文艺方针”。
抗战以后，许多文艺工作者从大后方到了延安，到了华北和华中的抗日根据地，时代变了，艺术的内容也变了，这一点，大家是知道的。但是文艺所服务的对象也跟着变了，这点，由于大家很少直接地接触工农兵大众，所以不很清楚，所以还是用大后方习惯的一套在创作。这就产生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毛泽东同志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明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一方针之所以不仅在根据地，而且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乃是由于它要求文艺从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更加深刻地作用于亿万工农大众。鼓舞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进步。至干应该用什么东西在为他们服务，毛泽东同志提出不能用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应该用具有无产阶级思想内容的东西。这和单独提出“工农兵文艺”是有原则性的区别的。通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一处是提到与“工农兵电影”近似的“工农兵文艺”的话。即在要求艺术家们深入生活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提出应该“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按《讲话》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是认为艺术家们首先应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熟悉他们，并借以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但要从事创作，则是任何一个作品所描写的内容，也不可能是孤立的——农民和地主联系着，工人和资本家联系着，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熟悉一切的任务，没有只熟悉或只描写工农兵的说法。但在电影工作的实践中，由于指导思想的谬误，使电影的题材愈来愈窄狭，竟至主张有单纯的所谓“工业片”、“农业片”、“军事片”！即使得那些把工人、农民和士兵作一种孤立描写，取得合法的地位，这不仅使工农兵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的生活隔离开来，而且，使在工农兵之间，也被相互隔开来！艺术要求反映生活的丰富多彩，这种作法，则只能使它贫乏。使他们的文化生活单一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取消了他们的文化生活。实践证明，许多工人并不喜欢“工业片”，他们说；“刚走出车间，洗过澡、吃过饭，去看一场电影，嗬！又进了车间了。”农民在看《春风吹到诺敏河》、《人往高处走》等影片时便说：“农民真命苦，干的是庄稼活儿，看的也是庄稼活儿！”最近有人从苏州回来说，苏州一带的农民也不喜欢“农村片”，他们喜欢看的是大戏、打仗的影片和香港影片。
这不是什么事与愿违，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感觉恰恰是合理的，是“工农兵电影”实践的必然结果。把党所规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针，错误地解释为“工农兵电影”，就是要使工人看机器，农民看种地，土兵看打仗，干部看办公！就要走到否定人的精神生活的复杂性，需要的多样性。这能说与我们党的文艺方针，有任何共通之点吗！按照列宁的说法，工人阶级提高其阶级的政治知识不是从生产中得到，而是从生产以外的各种复杂的社会斗争生活中得到，从古往今来各种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知识中得到。下面一段引文，竟好像是列宁针对着我们现今的所谓“工农兵电影”及其实践后果而写的。
……须知，你们总想以提出一些能给予鲜明结果的具体要求来加以维持的工人“积极性”，我们工人已经具备了，并且我们自己在我们日常的、职业的，细小的工作中，往往是丝毫不需要知识分子帮助而提出这种具体要求．但我们不能以这样的积极性为满足：我们并不是一些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稀饭所能喂饱的小孩子；我们想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想仔细认识政治生活底各方面，想积极参加所有一切政治事变。但为了这点，就要知识分子们少讲些我们自己也知道的东西（列宁引注工人思想报的话说：“你们讲来讲去，总是这一套，总是人家早已知道，早已读过的东西。”）而多给我们些我们不知道，并且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工厂方面的经验和经济方面的经验永远也不能知道的东西，即政治知识。这种知识是你们知识分子所能获得的，你们应该比过去更努力千百倍地来把这种知识供给我们，并且你们用以供给我们这种知识的方式，又不要仅以议论、小册子和文章为限（这些东西——恕我说句老实话！——往往是枯燥无味的），……请你们多多努力来执行你们的这一责任，而少讲些什么“提高工人群众积极性”的空话吧。我们所有的积极性要比你们所想象的多得多．（列宁：《做什么？》引自莫斯科中文版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241页）
按照我们党的一切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观点，按照我们党从来不忽视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的观点，按照一般人在欣赏艺术作品时总是不喜欢看他已经知道而是喜欢看他还不知道或不能知道的普遍心理，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所不能不有的“张弛之道”（紧张的劳动和文化的休息的结合），和人民的美学要求，都足以反证“工农兵电影”的提法之所以错误，乃是由于它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这一正确方针，曲解为只写工农兵或着重写工农兵；把党所提出的用无产阶级观点去认识生活，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教育人民，曲解为给工农兵看的东西，只能是工农兵做过的事情。而且忽视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上的多样性，忽视正当的美学要求。
应该说，我们的电影要着重去反映工农兵的生活，这是没有错的。这不仅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主体，是领导的力量，而且向来的当权的阶级，都是要求文艺反映本阶级的面貌，并用它去影响别的阶级的。在这一点上，不仅解放初期有过斗争，而且今后也还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如果不能深刻具体地反映他们，也就是说，文艺没有能够反映这个时代的主要面貌。
但是这点，必须和“工农兵电影”的口号区别开来。即文艺为什么人和写什么人虽然有着联系，但到底不能等同，更不能用一个口号简单地加以规定，认为它们便是一回事情，而且看作方针，非此不可。这种规定，只能把事情僵化，不能有别的好处。实际上，我国劳动人民过去就从《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等受到教益，今后还将继续受到教益，而且范围会更扩大——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工农兵的、非工农兵的，只要它们的内容是有益的，都对我们有好处。还在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工作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中，关于电影的题材，便有明确指出：“电影剧本故事，范围，主要的应是解放区的、现代的、中国的，但同时亦可采取国民党统洽区的、外国的、古代的。外国的进步名著，须加以适当的改造，古代的历史故事，亦可以选择。”便在这一指示的精神下，出现了《民主青年进行曲》、《走向新中国》等影片，但这一指示的精神，在以后的电影工作中并未得到认真的贯彻；其后，在与若干具有错误思想的私营影片的斗争中，竟错误地提出了所谓“工农兵电影”的口号。这口号除了不能正确地指导电影艺术实践以外，同时也不能从思想上团结广大的电影工作者在党的周围，因而这也是个具有宗派主义性质的口号。
因此值得继续注意的是：牧之同志在《党论电影》的前言中把“工农兵电影”与“党的文艺方针”加以等同之后，接着说：“中国人民电影能否起着党的助手作用，当视我们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是否忠诚与坚决。”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工农兵电影”，电影就不能起到党的助手作用！因此要求贯彻这一方针时要“忠诚”，要“坚决”。如果不“忠诚”，不“坚决”，就有如引文第三段中说的，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发”，来“降低、冲淡、或曲解党的方针”，就“必须进行严肃的批评，不能允许自由主义态度的存在！”
牧之同志在短短的不足两千字的前言中不仅错误地解释了党的文艺方针，而且把各种可能的通路都堵死了。谁敢怀疑、反对“工农兵电影”！
的的确确，此后也没有谁反对“工农兵电影”，风平浪静地过了好几年。但实践反对了它，工农兵大众反对了它。
牧之同志在他的前言中还有一个可疑的名字，便是“人民电影”。在一般情况下讲，这原也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已经很习惯地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艺术冠以“人民”二字，如“人民文学”、“人民音乐”等等。而牧之同志笔下的“人民电影”则另有含义，即不仅以“工农兵电影”去区别解放以前的电影，而且以“人民电影”去区别解放以前的电影，把解放以前的电影，在电影工作的实践中统称之日“小资产阶级的电影”；把解放以前的影片统称之日“消极片”。因之牧之同志所称谓的“人民电影”，实际上又是一种宗派情绪的表现。
来源：嗨玩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