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谍战无声护国安——电影《惊蛰无声》观后

2026年春节档，张艺谋导演拿出了他的首部当代国安题材作品《惊蛰无声》。由国家安全部全程指导，集结朱一龙、易烊千玺、宋佳、雷佳音、张译等一众优秀演员，这部104分钟的影片试图完成一次重要的类型突围：将谍战叙事从民国年代的冷峻回望，拉回到充满科技感与都市肌理的当代语境。

影片以我国最新战机技术机密遭窃为核心事件，讲述国安人员在追查过程中遭遇内鬼、最终以反间计破局的曲折故事。剧情在前三分之一处便揭晓悬念：朱一龙饰演的副队长黄凯因落入情感陷阱而叛变。这一叙事选择颇为大胆——放弃“谁是内鬼”的悬疑快感，转而聚焦“内鬼将如何收场”的心理撕裂。直至终局，张译饰演的王副局长用行动揭开真相：看似举止诡异的严迪（易烊千玺饰），实则是安插已久的双面卧底。三层反转之下，影片将高科技谍战、人性抉择与无名者的坚守融为一体。

《惊蛰无声》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对“岁月静好，有人负重前行”这一主题的影像化诠释。影片围绕国安命题，完成三重表达：信仰与忠诚，刻画无名英雄于高压岗位上的坚守；现实警示，将间谍渗透、数据泄密等真实案例搬上银幕；无名者荣光，让观众看见安宁背后的无声付出。这是一堂银幕上的国家安全教育课，其题材开拓意义不容忽视。

然而，正是在“价值引领”与“人性深度”的平衡木上，影片暴露出张艺谋近年来创作路径中的某种摇摆——即“将国家意志转化为类型片”时，视觉形式与人物开掘之间的张力。

从艺术探索而言，《惊蛰无声》延续了张艺谋“技术流”的一面。他将谍战战场嵌入现代都市的玻璃幕墙与摩天楼群，以冷色调光影、手持镜头的窥视感和声效留白，构建出极具压迫感的“冷都市美学”。地铁追踪、暗巷肉搏等写实动作戏取代传统枪战爆炸，开场利用监控天网、无人机与AI路线计算呈现的“高科技战”，令人耳目一新。“外卖辣度暗号”“咖啡杯套传情报”等细节改编自真实案例，具有强烈的现实警示意义。群像表演堪称“微表情盛宴”——朱一龙在人性撕裂的情感爆发戏上获得较多认可，易烊千玺则通过眼神与微表情诠释卧底的隐忍与锐利，张译虽以“口播”形式揭底被部分观众诟病直白，但其台词功底仍具冲击力。

但问题也随之浮现。当叙事节奏被高频切换的剪辑切割得略显零碎，当“色诱叛国”等桥段因过于熟悉而削弱可信度，当冷峻压抑的基调与春节合家欢的档期氛围产生割裂——这些执行层面的瑕疵，指向一个更深层的困境：影片对人性的开掘深度，被紧张的情节推进所挤压。

相较于张艺谋作品《悬崖之上》在民国谍战中完成的冷峻人性刻画，本片虽将战场移至当代，却在人物塑造上显现出某种“空心化”倾向。黄凯的背叛与挣扎、严迪的隐忍与反转，更多服务于情节的转折需要，而非人物自身的心理逻辑。悬念的过早揭晓本可为内心戏腾出空间，但剧本未能真正深入黄凯在良知、家庭与背叛之间的复杂撕扯，导致后半程的心理博弈显得浮于表面。正如豆瓣6.3分的口碑分化所示——官方与行业认可其题材开拓，普通观众则批评“中段注水”“反转刻意”，甚至出现“走近科学式探案”的调侃，意指其故弄玄虚后的真相略显单薄。

这种割裂拉扯，或许正是张艺谋近年来创作处境的某种映射。从《第二十条》到《狙击手》，他在“国家意志的类型化转译”上不断探索；从《悬崖之上》到《惊蛰无声》，他将谍战叙事的时空从历史拉向当下与未来。但《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时期深厚的人文关怀，与当下技术先行的视觉盛宴之间，如何找到新的平衡点，仍是摆在这位76岁导演面前的一道考题。

市场表现同样印证了这种矛盾：首日票房2.4亿元，截至2月20日突破5.13亿元，冲击10亿元大关希望很大；但中期口碑下滑、排片收缩，被亲子题材反超——观众用脚投票，折射出类型拓荒与观影期待之间的错位。

总的来说，《惊蛰无声》是一部充满探索勇气与内在矛盾的作品。它成功地在当代都市语境下，为“隐蔽战线”树立了极具辨识度的视听标杆，其题材开创性不容低估。然而，当“技术流”遭遇“人性关”，当宏大叙事挤压个体关怀，影片在叙事节奏与人物深度上的失衡，也提醒我们：即便如张艺谋般娴熟的类型操盘手，在将国家意志转化为银幕故事时，仍需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技术可以惊艳目光，但真正抵达人心的，永远是人的故事和感人的故事。

这或许不是他最完美的作品，但银龄导演依然敢于在类型上“惊蛰”、在技术上“无声”地实验，继续在艺业提升上谋求与探索，这份创作激情和生命力本身，便值得尊敬与讨论。

（作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第五届、第六届副会长，曾任中共济南市委副秘书长，济南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济南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来源：热点情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