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柏林电影节（Berlinal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自1951年作为冷战前沿的文化堡垒诞生以来，始终被认为是全球最具政治色彩的A类电影节。然而，在2026年的影展中，官方在巴以战争这一全球焦点议题上的审慎乃至缄默，引发了国

柏林电影节（Berlinal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自1951年作为冷战前沿的文化堡垒诞生以来，始终被认为是全球最具政治色彩的A类电影节。然而，在2026年的影展中，官方在巴以战争这一全球焦点议题上的审慎乃至缄默，引发了国际艺术界的广泛质疑，最激烈的冲突爆发在开幕新闻发布会上。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发表的关于“艺术应远离政治”的言论，成为了本届电影节声誉的分水岭。

随着各方表态、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这次核心冲突逐渐演变为一场关于“谁有权说话”以及“何种痛苦值得被看见”的大规模的激烈政治博弈。这种博弈发生在一个极度紧绷的场域之中：一方面是德国国家意志中不可动摇的“国家理性”（Staatsräson），即视以色列的安全为德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并将对反犹主义的界定延伸至大部分对以色列政府政策的批评；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全球南方以及欧美左翼电影人日益高涨的呼声，要求电影节直面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并停止文化机构内的制度性噤声。

目前，舆论在几天内迅速扩大，从新闻发布会上的言语交锋，蔓延至评审团的道德合法性危机，并引发了包括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在内的81位国际知名电影人的联名抗议 。与此同时，尽管官方策展试图在这场风暴中维持一种“去政治化”的表象，一系列入围全景（Panorama）、论坛（Forum）和视角（Perspectives）单元的影片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制度的缝隙中隐约构建了一个关于巴勒斯坦生存状态的“幽灵片单”。

维姆·文德斯的“平衡论”及其争议

危机的导火索源自独立记者提洛·姜格（Tilo Jung）的一个尖锐提问。姜格指出，柏林电影节作为一个主要由德国公共资金（联邦政府文化与媒体专员BKM及柏林州政府）资助的机构，过去曾对乌克兰战争和伊朗“女性、生命、自由”运动表达了明确且高调的声援。然而，面对加沙地带数万平民伤亡的现状，影展却保持缄默。姜格质问评审团，鉴于德国政府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坚定支持，他们如何看待这种“选择性的人权关注”。

维姆·文德斯给出了极具争议的回应。他宣称：“我们必须远离政治，因为如果我们制作专门针对政治的电影，我们就进入了政治领域；但我们是政治的平衡力量，我们是政治的反面。”他进一步强调，电影人的职责是“做人的工作，而非政治家的工作”，并断言电影虽然可以改变世界，但“不是以政治的方式”。

这番言论立刻在国际舆论场引发了轩然大波。批评者指出，文德斯的这一立场不仅与其自身早期作为“新德国电影”运动（New German Cinema）领军人物的激进传统相悖，更直接推翻了他在1991年出版的著作《影像的逻辑》中的核心论点。在书中，文德斯曾明确写道：“每一部电影都是政治的。最政治化的电影恰恰是那些假装不政治的‘娱乐’电影，因为它们否定了变革的可能性。”这种理论上的自我背叛，被广泛解读为一种在德国严苛的政治审查环境下的策略性退却，将“艺术”与“政治”二元对立的表达策略在面对种族灭绝指控时显得尤为苍白。

发布会现场还出现了一个意外事件：当姜格追问这种“选择性团结”是否代表了评审团的立场时，柏林电影节的官方直播信号突然中断。尽管影展官方随后解释这只是“技术故障”，但似乎也隐喻了德国文化机构在面对加沙议题时的真实状态：一旦触及核心矛盾（即德国国家资助与以色列政策的捆绑），对话机制便会自动熔断。

针对上述记者提问，评审团成员、波兰制片人艾娃·普兹辛斯卡（Ewa Puszczyńska，代表作《利益区域》）将其定性为“不公平”和“复杂”，并辩称要求评审团对特定的地缘政治立场负责是不合理的，“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战争和种族灭绝未被讨论”。

这种辩护策略——通过诉诸苦难的普遍性来稀释特定苦难的紧迫性，被批评者视为典型的道德相对主义和“那又怎么说主义”（whataboutism）。普兹辛斯卡的言论实际上是在暗示，既然无法解决所有的不公，那么对眼前最剧烈的不公保持沉默就是合理的。这种逻辑不仅未能平息争议，反而进一步激怒了那些认为艺术应当直面“房间里的大象”的观察者。这并不是关于艺术是否应该政治化的一般性讨论，而是关于在特定时刻拒绝谈论巴勒斯坦的具体政治行为。

文德斯的言论引发的国际艺术界的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是印度著名作家、活动家阿伦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的退出。罗伊编剧的1989年的电影《五战挂科钉牌王》（In Which Annie Gives It Those Ones）原本入选了柏林经典单元。罗伊在退出声明中表示，主席团的发言是在人为切断关于加沙发生的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的讨论。罗伊将加沙局势定性为“种族灭绝”，并直言德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同谋者”的角色。这一事件不仅让柏林电影节的“中立”招牌受损，也揭示了全球南方艺术家与欧洲主流文化体制之间日益深化的鸿沟。

2月17日，《综艺》（Variety）杂志首发了一封联名信，由81位“过去及现在的柏林电影节参与者”联合签署，其中包括蒂尔达·斯文顿、哈维尔·巴登（Javier Bardem）、迈克·李（Mike Leigh）、亚当·麦凯（Adam McKay）、南·戈尔丁（Nan Goldin）等重量级人物，这标志着西方电影工业内部已产生的剧烈分裂。签署者们表示强烈反对文德斯关于电影与政治对立的观点，坚称“无法将二者剥离”。信中列举了柏林电影节在压制亲巴勒斯坦声音方面的具体做法。他们提到，在去年的影展上，敢于在舞台上为巴勒斯坦发声的电影人遭到了高级策展人的严厉训斥，甚至有一位电影人因引用国际法概念而被警方调查，影展领导层还暗示其言论具有“歧视性”。此外，联名信提出具体要求：影展必须发表声明确认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尊严与自由，并承诺保护艺术家谈论巴勒斯坦人权的言论自由。

制度化失声：地缘政治压力下的文化退避

2月14日，影展总监特里西娅·塔特尔发布了一份题为《关于言论、电影与政治》的声明，试图平息事态。她的核心策略是将焦点从“机构的沉默”转移到“个人的自由”上。她辩称，艺术家“不应被期望对所有超出其控制范围的影展过往或当前实践发表评论”，也不应被强迫对每一个政治议题表态。

她坚决否认了关于审查制度的指控，2月18日，在接受《Screen Daily》采访时，对于“是否存在审查”的问题，她斩钉截铁地回答：“绝对没有（Absolutely not）”。她声称影展“承认人们对加沙苦难的愤怒与沮丧”，但将联名信中的具体指控斥为“错误信息”和“不准确的主张”，并暗示这些指控来自不可靠的匿名来源。

塔特尔的辩护显露出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官僚逻辑：她试图将影展描绘成一个中立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任何强加的政治立场（无论是来自国家还是抗议者）都是对艺术自由的侵犯。然而，这种逻辑忽视了一个核心事实——影展本身并非真空，它已经通过接受德国政府的巨额资助并执行其“反犹主义条款”而采取了政治立场。

柏林电影节与戛纳、威尼斯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联邦政府资助的高度依赖。电影节的主要资金（30%-40%）来源于联邦政府文化和媒体专员（BKM）以及柏林州政府。在德国的政治语境下，支持以色列的安全被视为“国家理性”（Staatsräson），这一立场深深植根于对大屠杀历史罪责的反思，2024年电影节风波后变得愈发紧绷。

当年，纪录片《唯一的家园》（No Other Land）获奖，巴勒斯坦导演巴塞尔·阿德拉（Basel Adra）和以色列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YuvalAbraham）在领奖台上呼吁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武器，并批评德国的政治立场。这一事件在德国国内引发了巨大的舆论海啸，多位政要将其定性为“单方面反犹主义”，德国前文化部长克劳迪娅·罗斯（Claudia Roth）公开指责颁奖礼上的发言是“令人震惊的片面”，“充满对以色列的仇恨“，并将其定义为“左翼激进分子令人厌恶的反犹主义”。随后，她主导了对影展管理层的重组，并明确表态，要求影展未来应该呈现更多的“平衡”。影展官方不再鼓励在红毯或领奖台上发表即兴政治宣言，而是试图将讨论限制在特定的、受控的艺术空间内。然而，这种策略被批评者视为一种“制度性自我审查”。

2024年11月，德国联邦议院重申了了名为“永不重演即是当下“（Nie wieder ist jetzt）的决议。该决议虽非法理上的法律，但其政治威慑力巨大，它明确要求政府在发放文化和科学资助时，必须审查申请者是否持有“反犹主义”立场，这一立场的界定标准基于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HRA）定义，IHRA因将针对以色列政策的合法批评（如指责其种族隔离或将其与殖民主义比较）视为反犹主义而饱受学界争议。批评者指出，IHRA准则在实操中表现出一种显著的“不理性”，因为它要求创作者在艺术项目尚未完成前，就对其是否包含“反犹叙事”进行预防性自我审查。法律学者认为，预判一个艺术作品的潜在内容在逻辑上是荒谬的，这不仅引发了严重的“寒蝉效应”，还导致了一种超前警觉的官僚主义，将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排除在资助体系之外。

这种行为逻辑的核心被学者苏珊·奈曼（Susan Neiman）形容为“亲犹太麦卡锡主义”，这种逻辑将大屠杀记忆固化为一种排他性的准则，任何试图将记忆文化扩展至包含殖民历史或巴勒斯坦痛苦的尝试，都会被怀疑为“淡化大屠杀”。进入2026年，文化资助与政治立场之间的挂钩变得更加透明，这种模式导致了2026年影展中一种普遍的恐惧。对于电影节管理层而言，任何潜在的偏向巴勒斯坦的官方表态都可能被视为对德国基本秩序的攻击，面临预算削减甚至领导层更迭的直接风险。

巴勒斯坦议题的隐晦空间：影像中的抵抗与流亡

尽管官方话语表现出极大的克制，但柏林电影节的非竞赛单元依然通过特定的选片，隐晦地为巴勒斯坦叙事保留了微小的空间。入选的影片通过隐喻、微观叙事和美学实验，将巴勒斯坦的现实偷运进了柏林的银幕。

全景单元｜《逆爱者胜》（Only Rebels Win）：流亡者的欲望与抗争

由黎巴嫩-法国导演丹妮尔·阿尔比德（Danielle Arbid）执导的《逆爱者胜》作为全景（Panorama）单元的开幕片，是一部充满政治隐喻的爱情剧。影片由巴勒斯坦裔著名影星西娅姆·阿巴斯（Hiam Abbass）主演，讲述了一位居住在贝鲁特的巴勒斯坦中产阶级遗孀苏珊，与一名年轻的苏丹非法移民奥斯曼之间的忘年恋。导演阿比德利用“背投摄影”技术完成拍摄，因为以色列当时的轰炸导致电影无法在贝鲁特实地取景。这种技术上的局限性本身就构成了影片政治景观的一部分：贝鲁特在银幕上表现为一种破碎的、虚幻的背景。影片通过这对处于社会边缘的情侣，挑战了黎巴嫩社会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关于阶级、种族、年龄以及“流亡者身份”的禁忌。

论坛单元｜《崩塌：加沙纪事》（Effondrement）：以色列视角的废墟凝视

在论坛（Forum）单元，曾居住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导演阿娜特·埃文（Anat Even）的纪录片《崩塌：加沙纪事》提供了一种沉重而客观的观察。导演在2023年10月7日后返回了她曾居住的基布兹，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她不断地在被烧毁的废墟和堆满战争机器的农田中徘徊 。镜头不仅记录了以色列一侧家园的毁灭，更频繁地越过边界围栏，凝视另一侧——正在被夷为平地的加沙地带 。在柏林官方针对巴以议题审慎沉默的氛围中，它成为了对现实暴力的直接回应。

视角单元｜《适彼何方》（Where To?）：柏林街头的深夜微型政治

入选“Perspectives”单元的《适彼何方》由阿萨夫·马奇涅斯（Assaf Machnes）执导。影片设定在柏林，讲述了一位55岁的巴勒斯坦Uber司机哈桑与一名年轻以色列游客阿米尔在深夜车厢内的交集。在这部“午夜公路片”中，狭小的车厢成为了两个民族痛苦记忆交织的微型实验室。哈桑在阿米尔的迷茫中看到了自己多年前离开家园的影子。虽然影片采取了相对温和的人道主义视角，但其在2026年的上映无疑触动了柏林这座拥有庞大中东移民社区城市的最敏感神经。

视角单元｜《围城纪事》(Chronicles from the Siege)

入选“Perspectives”单元的《围城纪事》由导演 阿卜达拉·阿尔-哈提卜编剧执导，他此前凭借纪录片《小巴勒斯坦——围城日记》成名，该片记录了叙利亚雅尔穆克（Yarmouk）——数千名巴勒斯坦难民聚居地被围困的真实惨状。影片采用群戏结构，讲述了一座无名城市在围城期间，普通民众被推向道德和情感崩溃边缘的故事。《围城纪事》虽然模糊处理了具体的地理界限，但其内核与巴勒斯坦经验紧密相连：导演表示，影片灵感直接来源于他在雅尔穆克难民营的亲身经历，旨在反映过去70年里更广泛的巴勒斯坦生存体验。

全城声援：Palinale与体制外的生命力

面对官方影展在巴勒斯坦议题上的缺位，柏林的民间社会展现出了极强的组织能力。亲巴勒斯坦的Palinale作为柏林电影节的民间对冲力量，在今年非常活跃。

Palinale并非官方组织，而是一个完全由志愿者运营、依靠捐赠维持的基层跨学科平台。其成立的初衷是应对德国文化体制内日益严重的“对巴团结压制”。Palinale强调交叉性，致力于放大巴勒斯坦人民、女性、性少数电影人以及全球南方边缘声音。

这一活动的出现，标志着柏林文化地图的彻底分裂。一边是受制于联邦资金、需签署反反犹条款才能入场的官方影展；另一边是依靠社区捐赠、去中心化运作的民间放映。Palinale不仅提供了被主流机构视为“过于激进”的片单，也创造了一个可以自由讨论“种族灭绝”、“殖民主义”等敏感词汇的公共空间。正如活动组织者所言，面对体制的背叛，单纯的抵制已经不够，“我们需要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平台”。

2026年Palinale的2月12日至22日举办，与柏林电影节完全同步，在全柏林15个地点举办了上百场活动和放映，活动不设门票，通过捐赠获取收益，并承诺所有利润直接支持加沙。

波茨坦广场作为柏林影展的举办中心，本身就是一个后冷战时代新自由主义的图腾。其由大师规划的建筑群呈现为“受控的公共领域”，通过所谓“环境权力”消除了偶然性与激进政治表达，使其成为一个适合消费但排斥异议的“玻璃罩子”。与之相对，Wedding和Neukölln等移民（尤其是阿拉伯社区）聚居区则承载着工人阶级斗争传统和流亡者叙事。Palinale将阵地设在这些独立影院和社区中心，利用这些不受管控的边缘空间来对冲官方影展的“行政中立”。参与者在此讨论德国的“选择性记忆文化”，提供不同于官方叙事的另一视角。

主要的民间活动据点包括：

Spore Initiative & Refuge Worldwide：举办了名为“Falastin Cinema Week”的系列放映，作为柏林影展的补充与替代。

City Kino Wedding & Sputnik Südstern：这些独立影院成为了Palinale的核心放映场地。

Lichtblick-Kino：举办了对已故巴勒斯坦巨星穆罕默德·巴克里（Mohammad Bakri）的特别致敬活动。

Palinale等民间力量的兴起证明了，在国家意志的缝隙中，真正的纪实政治电影和声援活动依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柏林这座城市的文化活力，目前正在波茨坦广场的红毯与Neukölln独立影院之间发生剧烈的撕裂与重组。未来的柏林电影节面临严峻的考验？是继续作为国家意志的传声筒，在日益狭窄的安全区内自我重复，还是冒着失去资助和停办的风险，重新找回其作为政治电影节的灵魂？柏林墙虽然倒塌了，但一道新的、看不见的墙似乎正由波茨坦广场悄然筑起。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