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一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曾让无数人对那支“飞虎队”心驰神往——他们扒火车、炸桥梁、劫军火，如神兵天降于津浦铁路线上。>然而，当硝烟散尽，在历史的回音里，却不是凯歌高奏，而是一声声低沉的呜咽，一段段被遗忘的牺牲，和一场场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一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曾让无数人对那支“飞虎队”心驰神往——他们扒火车、炸桥梁、劫军火，如神兵天降于津浦铁路线上。

>然而，当硝烟散尽，在历史的回音里，却不是凯歌高奏，而是一声声低沉的呜咽，一段段被遗忘的牺牲，和一场场在忠诚与背叛之间撕裂的灵魂。

1941年12月27日凌晨，枣庄黄埠庄村。

天还没亮，枪声就响了，日军纠集了数百人，把村子围了个严严实实。

洪振海带着队员往外冲。他一边跑一边回头喊：“快！往西撤！”打到村西头时，他停下来掩护——得给乡亲们和大伙儿争取时间。

就是这一停，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

这位令津浦铁路线上的日军闻风丧胆的“飞虎队”大队长，倒在血泊之中，年仅32岁。

战友们冒死把他抢回来时，他已经说不出话，他的妻子李桂贞抱着他，看到他右手腕上缠着的那块红布，已经被血染透了。

后来政委杜季伟告诉她：“那不是什么‘护身符’，那是我们的党旗；有了这面旗帜，有了党的领导，我们铁道大队才能不断地打胜仗！老洪他早就希望入党，尽管组织上还没批准，但我们根据他的申请和表现，也是对老洪的信任，将铁道大队唯一的这面旗帜交给他保管。”

洪振海牺牲后，鲁南军区政治部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这是1941年12月27日的早晨。

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8年。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支队伍不仅要面对敌人的屠刀，还要承受内部背叛带来的撕裂——有些背叛来自贪生怕死之徒，有些背叛，却来自曾经响当当的战斗英雄。

1938年3月，日军占领枣庄。

枣庄是山东的煤城，津浦铁路就从这里穿过。日本人占了煤矿，又控制了铁路，把掠夺来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

这一年10月，枣庄车站西北角的陈庄，住进了两个人。

一个叫洪振海，一个叫王志胜。俩人都是枣庄本地人，以前在煤矿上干活，是标准的“煤黑子”。日军打过来后，他们跟着当地游击队撤到山里，这次是奉命潜回枣庄，建立秘密情报站。

他俩的公开身份是：搬运工。

洪振海在车站附近摆小摊，卖香烟、花生。王志胜托关系进了日本人办的“正泰洋行”当搬运工——这洋行表面是做买卖的，实际上是日军的特务机关。

两个人就这么在鬼子眼皮底下，一待就是大半年。

1939年夏天的一天，王志胜在洋行里搬运货物时，无意中听到几个日本特务在聊天——他们要去山里“扫荡”，路线、时间都说了。

当天晚上，情报就送到了山里。

八路军一一五师根据这个情报，提前设伏，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消灭日军30多人，还缴获了两挺机枪。

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前身——枣庄情报站，立下的第一功。

1939年8月的一天深夜，洪振海带着几个队员，摸进了正泰洋行。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干掉洋行里的日本特务。

那天的月亮很亮，洪振海翻墙进去，撬开屋门，摸到床前——床上睡着一排日本人，他举起大刀，一刀一个，连着砍了三个。

第四个醒了，嗷嗷叫着往外跑，洪振海追上去又是一刀。

枪声突然响起——有队员沉不住气，开了枪。

枪声惊动了车站的日军，洪振海下令撤退，这一仗，他们砍死了13个日本特务，只跑了一个。

跑掉的那个叫金山，是日本特高课的高级特务，他后来成了铁道游击队最危险的对手。

这一仗打出了名声，当地老百姓开始叫他们“飞虎队”，说这些人能飞檐走壁，来无影去无踪。

但洪振海知道，真正的硬仗，还在后头。

1941年6月，铁道游击队奉命进驻微山岛。

微山湖上的这座小岛，是连接鲁南、苏北的水上要道，铁道游击队上岛后，把日军的运输线切成了两段。

6月16日夜，临城日军一个分队和伪军一个大队300多人占领了微山岛，几天后日军撤回，留下伪军一部驻扎，伪军怕我军夜间袭击，把部队全部收缩到一户坚固的地主家大院里，这个院子墙高屋厚，东南角还修了炮楼，易守难攻。

6月22日，铁道游击队联合微湖大队、运河支队等部200多人，决定夺回微山岛。

6月23日晚8时，战斗打响，我军分乘10多艘小船向微山岛进发，晚11时，外围战斗首先在杨村、吕蒙小官庄打响，我军迅速占领了这些村庄，切断了伪军与外界的联系。

凌晨1时许，进攻伪军团部的战斗开始，伪军龟缩在坚固的据点里负隅顽抗，我军组织突击队发起进攻，但由于敌军火力很猛，我军缺乏重武器，连续三次突击都未奏效，还牺牲了好几名战士。

伪军见我军的攻势暂时受挫，气焰嚣张起来，有的在炮楼垛口打冷枪，个别亡命之徒甚至探出半截身子向我军叫骂射击。

洪振海立即组织几个特等射手，专打这些露头的敌人，枪响人倒，几个探头的伪军被一一击毙，剩下的再也不敢露头，缩了回去。

趁着敌人被压制，我军架起云梯，向大院发起总攻，一排手榴弹扔进院子，炸得敌人死的死、逃的逃，我军翻墙突入，和敌人展开近战，绝望的伪军推倒围墙，向湖边逃窜，企图抢船逃离微山岛。

我军乘胜追击，逃到湖边的伪军企图躲进芦苇荡，结果陷入渔民布下的鱼钩阵——微山湖的鱼钩锋利带倒刺，越动缠得越紧。天亮后，我军从芦苇荡里把这些伪军一个个捞了上来。

这一仗，毙伤俘伪军200多人，缴获枪支200多支、机枪4挺、炮2门，伪军副团长被活捉，铁道游击队牺牲了1名分队长和2名战士。

洪振海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几个熟悉的面孔，他没说话，只是在湖边站了很久。

1941年夏，日军从济南调来特高课长高岗，在临城组建第五特别侦谍队。

高岗是个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采用拜把兄弟、认干亲等手段，收买了50多个乡保长，还派便衣伪装成假铁道游击队，半夜敲群众的门，搞得真假难辨。

洪振海说：“擒贼先擒王。”

1941年夏的一个夜晚，刘金山带着几个队员，化装成日军士兵和搬运工潜入临城火车站，夜里10点多，他们摸到高岗办公室附近。

刘金山一脚踢开门，伏案的高岗正要伸手摸枪，被刘金山一枪击毙，睡眼惺忪的卫兵刚抬起头，刘金山的枪口已顶住了他的脑门。

整个战斗不到10分钟，不仅铲除了高岗，还缴获了两挺机枪、30余支步枪、3支手枪及数千发子弹。

高岗之死，使他苦心经营的谍报网络从此分崩瓦解。

1941年11月，鲁南军区被服厂遭敌人袭击，做棉衣的布料和棉花被洗劫一空，严冬已到，山区部队上至司令下到战士都还穿着单衣。

洪振海盯上了一列从青岛开往上海的火车，车上装着布匹。

但问题来了：火车在运行中，怎么把布弄下来？

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在火车爬坡的地方动手，那一带叫“三孔桥”，火车到这里必须减速。

11月的一天夜里，洪振海带着十几个队员，潜伏在三孔桥附近。

火车来了，哐当哐当地爬坡，洪振海第一个跳上去，扒住车门，用铁棍撬开门锁——车厢里全是布匹，一捆一捆堆得老高。

队员们跟着跳上去，把布匹往下扔，下面的人接着，往路边的地里搬。

正干得起劲，火车突然加速了——过了爬坡段，车速提起来，跳车就危险了，但还有几个人在车上，下不来了。

洪振海当机立断：让火车停下来。

他带着几个人摸到火车头，一刀捅死了司机，强行刹车，火车停了，车上的人安全跳下。

这一仗，他们截获了洋布1200余匹、日军军服800余套，还有毛毯、药品等物资。

鲁南军区用这些布匹解决了山区部队的冬装问题。

1941年12月下旬的一天，六炉店村。

放哨的女交通员站在村口，远远看见几个人走过来，走近了才看清，四个人都穿着灰布棉袄，腰里别着短枪——像是自己人。

可她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那几个人走到跟前，为首的精瘦男人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老乡，这是六炉店吗？”

女交通员心里咯噔一下——自己人哪有这么说话的？她不动声色地点点头，转身就走。

“站住！”身后突然一声暴喝。

她撒腿就跑，边跑边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枪声几乎同时响起，那四个人正是临城日军特务头子带队的化装侦察队，特务头子追了几步，发现村里有人冲出来，慌忙下令撤退。

洪振海带人赶到时，敌人已经跑远。这一仗活捉了两个汉奸，特务头子和另一个特务逃了回去。

“坏了。”洪振海脸色一变，“快通知各家各户，马上转移。”

当天夜里，日军纠集了数百名日伪军包围了六炉店。但洪振海早已带着队伍撤到黄埠庄，敌人扑了个空。

日军恼羞成怒，把没来得及逃走的村民抓起来，吊在树上拷问：“铁道队，去哪里的干活？”

村民们被打得皮开肉绽，有人牙齿被打掉了，有人胳膊被扭断了，但没有一个人开口。日军一怒之下，放火烧了全村。

洪振海听说六炉店被烧，眼眶都红了，他带着几个队员返回村里，挨家挨户看望受灾的群众，把身上仅有的钱塞给一位老人：“大爷，是我们连累了你们。”

老人拉着他的手直哆嗦：“洪队长，你们可得小心啊，那鬼子盯上你们了。”

洪振海点点头，连夜返回黄埠庄。

1941年12月27日凌晨，黄埠庄。

日军尾随洪振海从六炉店返回的踪迹，从三面包围了村子。

当时，铁道大队的长枪队正在微山岛上进行冬季训练，大队部加上短枪队只有50多人，配备两挺机枪。

政委杜季伟见敌人的兵力数倍于自己，便提议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形成，赶快突围转移。可洪振海不同意转移——他认为六炉店的群众已经作出了巨大牺牲，如果他们在黄埠庄也悄悄溜掉，黄埠庄的群众也会遭到日伪军的报复。

铁道大队一面掩护群众转移，一面在黄埠庄的运河堤上阻击进犯的敌人。

天还没亮，枪声就响了，洪振海带着队员往外冲，他一边跑一边回头喊：“快！往西撤！”打到村西头时，他停下来掩护——得给乡亲们和大伙儿争取时间。

就是这一停，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

队员马福全就伏在洪振海身边，亲眼目睹了他牺牲的经过，另一名队员立即背上洪振海，跟随政委杜季伟撤到村东的一片菜地，一位姓孟的妇人赶过来，匆匆抱来柴禾将洪振海的遗体盖上。

日军过了河，没见到游击队员，也没发现洪振海的遗体，见天黑下来，又听见微山岛方向的枪声，便拖着日伪军的尸体撤回临城。

第二天，铁道大队派人来黄埠庄，把洪振海的遗体抬到西边的蒋集村，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仪式，之后埋在村西的运河岸边。

洪振海牺牲的消息传开，枣庄的老百姓哭成一片。他们偷偷在家里烧纸钱，念叨着“洪队长是个好人”。

两年后，洪振海的灵柩迁至他的家乡——滕州市羊庄镇大北塘村，铁道大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如今洪振海烈士的墓园就在大北塘村的洪氏家族墓地中。

他的妻子李桂贞后来才知道，洪振海右手腕上缠着的那块红布，是组织交给他保管的党旗，他还没来得及正式入党，就用生命践行了一个党员的誓言。

洪振海牺牲时，中共鲁南铁道大队支部已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但尚未来得及通知本人、履行手续，后经报请军区政治部批准，追认洪振海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铁道游击队里，还有一群特殊的人——女人。

刘桂清，人称“刘二嫂”，是芳林嫂的原型之一，她的家是铁道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她带着全家人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掩护同志。

1942年7月，因叛徒出卖，刘桂清被敌人逮捕。

鬼子把她押到宪兵队，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用烧红的烙铁烫她的后背，她一次次昏死过去，又一次次被冷水泼醒，但始终咬紧牙关，一个字没吐。

酷刑的折磨使她的身体受到极大伤害，留下了终生残疾——后来她病故时，背上的烙铁印还清晰可见，头上还有断骨。

像刘桂清这样的女人，铁道游击队里还有很多。作家刘知侠后来把刘桂清、黄学英、郝贞三个人的真人真事揉在一起，写成了小说里的“芳林嫂”。她们没有上阵杀敌，但没有她们，游击队的战士就吃不上饭、送不了信、藏不住身。

真正让人痛心的，是那种人——曾经拿命拼过、流过血、立过功的人，最后却因为一口气不顺，走错了路。

徐广田就是这种人。

他是铁道游击队的元老，1938年就跟着洪振海干，是长枪队的中队长。

这人打仗不要命，飞车夺枪、夜袭洋行，回回冲在最前面，1940年5月再袭洋行时，他担任第二组组长，负责歼灭东屋的敌人，1941年11月截布车，他和刘金山、梁传德一起爬上火车，冒着危险撬开车门。

1943年夏天，山东军区召开全省战斗英雄英模大会，徐广田被评为甲级战斗英雄。作家刘知侠1944年开始采访铁道游击队时，听他讲怎么飞车、怎么肉搏，听得热血沸腾，后来把他写进了小说《铁道游击队》里——就是彭亮那个角色的原型之一。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抗战胜利后，变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枣庄成立了铁路管理局，原来铁道游击队的正副队长刘金山、王志胜，都当上了铁路局的领导，徐广田却还是长枪队的中队长（相当于连级），他心里那口气咽不下去，总认为是刘金山给他穿小鞋。

1946年春，组织上发现了这个问题，安排徐广田去临沂学习，学完准备任命他为鲁南军区特务团的营长，可命令下得慢了点，他已经赌气回了老家。

1946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鲁南解放区，就在这时候，徐广田在家里跟国民党特务接上了头。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连夜开会，派副政委郑惕带一个连去徐家村，想把徐广田接回来，可赶到时，已经晚了——国民党的人先到了，抬着酒肉来拉拢，徐广田跟着他们走了。

第二天，徐广田就当上了国民党临城绥靖公署特务连的上尉连长。

消息传开，整个铁道游击队都炸了锅，刘知侠正在写《铁道队》的小说，听到这事，钢笔砸在稿纸上，墨水溅了一地，身边朋友都劝他：“老徐都这样了，这书别写了，写出来不是打脸吗？”

但刘知侠最后咬了咬牙：写！还得好好写！因为铁道游击队这块招牌，是几百个兄弟拿命换来的，不是徐广田一个人的私产。他把徐广田的事迹拆开放到好几个角色身上，他叛变的事一字没提，但在学者那里，这事被称为“徐广田难题”。

徐广田在国民党那边只干了两个月，没干出什么名堂就跑了，解放后他隐姓埋名，当过屠户、粮市工人、煤矿工人，1951年被捕，因没造成重大损失，判了两年，出狱后没人理他，19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在滕县一家敬老院里贫病而死。

2005年，枣庄铁道游击队纪念馆开放，徐广田的儿子在留言簿上写了一句话：“请记住他抗日时的样子。”

展柜里，那张泛黄的“甲级战斗英雄”证书，和一张发黑的刑事判决书，并排放在一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驻扎在峄县和临城一带的日军却拒绝向铁道游击队缴械，10月的一天，当日军乘坐的铁甲列车趁夜色开出临城车站，在沙沟附近发现前面的铁路已被毁，再试图退回临城，退路也被铁道游击队炸断。

12月1日，这股日军孤立无援，只好投降，时年23岁的铁道游击队政委郑惕代表八路军，在临城沙沟车站接受日军投降。

1500多名日军带着8挺重机枪、130多挺轻机枪、1400多支步枪、两门山炮及数十箱手枪、百余箱子弹，向这支不足百人的铁道游击队缴械。

在铁道线上与日军浴血奋战7年的鲁南铁道队，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站在敌人面前。

8年抗战，铁道游击队从最初的3个人、2把枪，发展到400多人，他们炸毁日军列车上百列，歼灭日伪军数千人，缴获的武器弹药，能装备一个师。

但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一任大队长洪振海，牺牲了。

政委张鸿仪，1944年牺牲了。

副大队长王志胜，负伤多次。

还有很多队员，连名字都没留下。

叛徒徐广田也死了，死在贫病交加里。

1945年12月那个受降的日子，刘金山站在沙沟车站，看着日本军官把军刀双手奉上，他想起洪振海。

如果洪队长还在，该多好。

电影《铁道游击队》里，他们能飞车、能夺枪、能唱着歌来唱着歌走。

但真实的铁道游击队，不是电影。

他们没有飞檐走壁的功夫，只有一次次冒死扒车的勇气，他们没有百发百中的枪法，只有用血肉之躯换来的经验和教训，他们也不是每次都胜利，更多的时候，是牺牲、撤退、再牺牲、再战。

更残酷的是，他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屠刀，还要承受内部背叛带来的撕裂——那种被自己人从背后捅刀子的痛，比战死更让人难以承受。

而最让人唏嘘的，是徐广田这样的人——他曾经是英雄，流过血、立过功，最后却因为一口气不顺，走错了路，从英雄变成了叛徒。

人性从来不是非黑即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也许比在诱惑面前守住本心，更容易一些。

但即便这样，更多的人还是坚持下来了，就因为一句话：不能让鬼子在咱们的地盘上撒野。

这句话，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老套，但在那个年代，说出来，是要用命去拼的。

致敬，铁道游击队。

致敬，那些把命留在铁路上的人。

致敬，那些被自己人出卖却至死不改其志的人。

也记住徐广田吧——不是为了唾骂，而是为了提醒：英雄和叛徒之间，有时候只差一个念头。

本文参考资料：

1. 人民网：《铁道游击队纪念馆丨洪振海》，2021年

2. 枣庄党史史志网：《洪振海烈士墓》，2022年

3. 齐鲁晚报：《洪振海牺牲80周年特别报道》，2021年

4. 党史学习教育官网：《铁道游击队首任大队长洪振海的传奇故事》，2014年

5. 老年生活报：《海报里的抗战英雄》，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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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平叔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