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导演名作太敢拍：当“理想检察官”硬刚“斯大林刽子手”

摘要：乌克兰导演谢尔盖·洛兹尼察的新作《两位检察官》改编自古拉格幸存者格奥尔基·德米多夫未发表的中篇小说。影片以阴郁压抑的笔触，深入展现了国家恐怖机器对人性的碾压。令人意外的是，这或许是洛兹尼察迄今为止最平实易懂、情感冲击力最直接的作品之一。

本文为深度编译，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日新说观点

影片在一座火炉、一摞满载绝望的信件，以及一位年迈到无力抗争命运的男子中拉开序幕。

乌克兰导演谢尔盖·洛兹尼察的新作《两位检察官》改编自古拉格幸存者格奥尔基·德米多夫未发表的中篇小说。影片以阴郁压抑的笔触，深入展现了国家恐怖机器对人性的碾压。令人意外的是，这或许是洛兹尼察迄今为止最平实易懂、情感冲击力最直接的作品之一。

故事背景设定于1937年，正值斯大林“大清洗”最疯狂的时期。影片开场展示了一座寂静得如同停尸房般的监狱。一位衣衫褴褛、形同幽灵的老年囚犯被指派焚烧寄给“领袖”的信件——这些用鲜血书写、藏在衣缝里、从污垢中偷运出来的信件，都是对正义的绝望呼喊。这些信件注定永远不会被阅读，但其中一封却奇迹般地流落到了外界。

随之展开的并非一个传统的救赎故事，而是一场缓慢窒息的、卡夫卡式的残酷揭露。

影片片名所指的两位检察官构成了鲜明的对立。第一位是萨沙·科尔涅耶夫，由亚历山大·库兹涅佐夫饰演。这位初出茅庐的法律系毕业生，眼中仍闪烁着理想主义的澄澈光芒。

第二位则是安德烈·维辛斯基，由阿纳托利·别利饰演。作为斯大林时代的总检察长和公审闹剧的总设计师，这个人物的存在感在他正式入镜前就已笼罩全场，令人不寒而栗。

当科尔涅耶夫收到那封禁信后，他前往布良斯克监狱，遇见了被控破坏活动的年迈布尔什维克斯捷潘尼亚克。他背上的伤痕——以及体制留下的创伤——都刻得极深。斯捷潘尼亚克揭露的不仅是个人苦难，更是制度性的腐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曾标榜为捍卫共产主义纯洁性的铁腕，如今却充斥着施虐狂和投机分子，他们正以“正义”之名清洗着老一辈革命者。

科尔涅耶夫前往莫斯科向维辛斯基揭露真相的旅程，在常规叙事中或许是剧情转折的第二幕。但在此处，这却是崩溃的开端。尽管怀揣善意，科尔涅耶夫却步入了一个逻辑与法律皆已失效的迷宫。他造访首都的场景——以病态的绿色镶板和充满压迫感的列宁主义图腾构筑的布景，堪称制作设计的典范——更凸显了这种荒诞的本质。

在这里，司法机器被揭示为一种“波将金村”式的虚假构建：罪责早已预设，无辜不过是另一种异端。

洛兹尼察曾以《大屠杀》和《顿巴斯》等题材闻名。他在戛纳首映后向国际媒体表示：“初读《两位检察官》的原著时，故事便深深烙印在我心中。德米多夫1938年在哈尔科夫被捕，当时他是位实验物理学家。他在古拉格劳改营度过了十四年——他称这些营地为‘没有焚尸炉的奥斯维辛’。这部中篇小说写于1969年，却无法出版甚至无法安全朗读。它等待了四十年才得以面世。”

1980年，德米多夫的手稿曾被克格勃（KGB）没收，直到1988年经其女儿请愿才得以归还。这部中篇小说最终于2009年出版——此时作家早已离世，他的故事也早已淡出公众视野。

洛兹尼察的改编版以档案般的精准度与戏剧性的克制重现了这些作品。影片在里加一座废弃监狱内取景，灰暗的墙壁与压抑的寂静营造出某种国家支持的幽闭恐惧感。对话密集的场景实时展开，镜头在走廊、永不开启的门扉、始终保持着“策略性冷漠”的面孔间游移。

影片的恐怖不在于直观的暴力——尽管暴力隐隐可感——而在于重复、徒劳，以及当权力落入不配之人手中时，官僚体制所承载的令人窒息的重量。

尽管影片表面讲述的是过去，其真正指向却是当下。在这个真相被讨价还价、历史被改写、制度从内部被掏空的时代，《两位检察官》与其说是历史剧，不如说是一面镜子。这部以苏联寓言开篇的作品，逐渐显现出其全球性的警示意义。影片提醒我们：法律的力量取决于捍卫者，其脆弱性则源于那些急于利用法律模糊性谋取私利的投机者。

当被问及以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为背景的故事是否具有当代意义时，洛兹尼察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世界上任何地方还存在极权统治，这些话题就永远具有现实意义。即使民主社会也难免受到威权主义的侵蚀。这就是为什么1930年代的大清洗至今仍值得关注——我们需要研究、反思并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