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影像，尽思量：重温一部过去的影片，追忆一所逝去的学校

摘要：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名为《决裂》的影片。该片围绕着在江西省某山区开办的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松山分校办学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展开。该片在1976年元旦上映，当年着实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光阴荏苒，时过境迁，经过那个时代的人，看过那部影片的人，似乎对其中的

重温一部过去的影片

追忆一所逝去的学校

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名为《决裂》的影片。该片围绕着在江西省某山区开办的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松山分校办学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展开。该片在1976年元旦上映，当年着实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光阴荏苒，时过境迁，经过那个时代的人，看过那部影片的人，似乎对其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已几乎淡忘，但却记住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这个名字，也记住了“马尾巴功能”的那段精彩情节，还记住了《共大赞歌》那首动人心弦电影插曲......

影片《决裂》剧照

影片《决裂》：片头及插曲：作词：春潮、周杰；作曲：吕远、唐诃；领唱：郭兰英、吕文科

影片中，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所松山分校，郭振清饰演的那个校长龙国正是虚构的。然，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却是真实存在的。本文讲述的正是这所大学所经历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8年，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汪东兴正在江西代职锻炼，且担任了省委常委、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5月份，全国农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江西履职的汪东兴作为代表来京参会。会议期间，他去中南海看望老首长毛泽东，并向他汇报了在江西垦殖场举办了技术培训班取得的成果。深知农村贫困与教育资源匮乏的毛泽东兴趣极高，并兴奋地对汪东兴说：“你回去与邵式平省长商量办些学校，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 岂料正是这句话，拉开了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帷幕。

汪东兴与毛泽东合影（1955年）

回到江西后，汪东兴即刻与省长邵式平等人商议。说干就干，1958年6月9日，江西省委、省人委就作出了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决定。从定名到筹建前后不过两个多月，共大总校和井冈山、大茅山等30所分校便建立了起来。同年8月1日，各校同时举行了开学典礼，11000多名的农家子弟，走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课堂。办学效率之高，建校速度之快，被称为“先上马后备鞍”。

邵式平-时任江西省长

共大的办学模式，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乃前所未有。共大主要是依托江西省各地的国营综合垦殖场建立起来的。总校位于南昌，它在原江西省南昌林校的基础上建起来的

。

总校主要面向社会招收本科与大专层次的学生。招生对象主要为高中毕业生，且这些学生无需参加高考，招生通常采取推荐与保送的方式。与此同时，学校也欢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以及基层干部入学深造。对于那些文化程度稍低但实践经验丰富的工农学生，学校会先安排他们进入预科班学习，待考试合格之后，再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

各个分校则是在所在地的垦殖场上建立的，省属和专属分校以办中专为主，个别专业办大专。县属分校以办初技（初级技术教育）为主，个别专业办中专。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省的高、中、初多层次的农业教育网。分校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年龄范围也较宽（如16-25岁）。招生方式更为灵活，看重劳动实践经历。学制亦灵活多样。以武夷山分校为例，四年制中专的学习和劳动时间安排是“五、六、七、七”和“六、五、四、四”，即随着年级升高，学习时间增加，劳动时间减少。也有三年制的职业高中班。

在教学上，共大坚持“系、场合一”，将教学、生产和科研紧密结合。教学内容坚持面向农业、面向生产、面向基层。教材编写讲究“少而精”，教学方法上，课堂经常设在田间地头。在生产劳动安排上，共大坚持生产以农林牧为主，劳动以学生劳动为主，学生劳动以专业劳动为主。学生们“学什么、做什么、研究什么”，在此过程中，不仅掌握了知识，还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实践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在共大鼎盛的时期，拥有1所总校与126所分校，在校学生数量高达5万人之多。共大哪里是一所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分明是向全体农民敞开怀抱的开放式“教育长城”。

“学什么、做什么、研究什么”

共大独特的办学模式，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1959年，周恩来总理亲笔为共大题写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校牌。朱德委员长更是对共大关爱有加，分别在1962年和1966年两次视察总校和分校，四次挥毫题词。

共大校徽-周恩来亲笔题字

1961年7月29日下午，在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在听取了共大创办人之一汪东兴关于共大近三年办学情况的汇报后，高兴地称赞道：“办得真够大、够气魄，办得好啊！看来，我三十年前想办的事，终于在你们江西实现了！” 当汪东兴提出请主席为共大建校三周年纪念日写几个字时，他爽快应允：“这是一件大事，我要写几个字去庆贺他们。” 或许是几个字不足以表达对共大的嘉许与期望，次日凌晨，他欣然提笔，写下了一封情真意切的500余字长信。这便是著名的《七三〇指示》。

从毛泽东《七·三〇指示》及中央领导人对共大办学的鼓励与支持中，可以清晰看到，“共大”之所以被称为“新型学校”，在于它突破了传统高等教育的藩篱，形成了以下三大核心特征：

1、办学模式：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花国家一分钱”

共大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方针，通过师生的生产劳动，基本实现了学生生活费、书本费及学校日常运营经费的自给自足。这一模式在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教育资源匮乏的背景下，极大地降低了办学成本，使大规模普及农业教育成为可能。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终于变成了现实。

然，“不花国家一分钱”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零投入。国家的财政支持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干部的工资、大型教学设施与设备的购置以及基础建设等方面。这种“国家保基础，劳动养自己”的模式，正是共大能够在艰苦条件下持续运转的关键。

2、招生与分配：社来社去，不通过高考，不包分配

共大打破了传统大学“高考定终身”和“分配铁饭碗”的常规。在招生上，入学门槛较低，主要看劳动实践和政治表现，这使得大量没钱读书、没机会上高中的农民子弟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分配上，实行“社来社去”的制度创新——学生从人民中来，回人民中去。毕业后，他们不是留在城市或机关，而是回到原籍的公社或生产队，成为农村“留得住、用得上”的技术骨干。这一政策彻底改变了传统大学毕业生“鲤鱼跳龙门”后便不再回农村的局面。

然，并非100%的学生“社来社去”，在总校及部分专业中，仍有少数学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体现出制度设计上的灵活性。

3、布局与结构：分散办学，覆盖全省

与传统大学集中于省会或大城市的模式不同，共大采取“总校—分校”的办学体制：总校设在南昌，作为教学科研的中心；分校则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垦殖场，依托当地资源办学。这种布局使学生能够“就近入学、就近劳动、就近分配”，真正做到了教育跟着农业走，学校建在农村里，实现了教育与农业生产、与基层生活的深度融合。

综上所述，共大办学模式的“与众不同”，就是冲破了传统教育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桎梏，开创了“经费上实行半工半读自给自足，招生上面向工农实行社来社去，布局上依托垦殖场分散办学”的新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来精准定位共大的历史角色，那便是在国家经济面临困境、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通过办学模式的创新，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培养了一大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人才。

共大鼎盛时期出现在1964-1965年间。时，分校已达108所，在校生人数高达5万之众，居全国高校之首。然，十年浩劫的到来即是共大厄运的到来。总校被迫停课，分校大部下马。所幸的是，为避免农场、林场等生产基地荒芜，保障粮食和生产的延续，一些分校的师生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才使少数分校得以艰难存续，未致彻底散伙。1968年春夏之交，总校开始“复课闹革命”，逐步恢复教学生产秩序。1969年，江西农学院并入共大总校，合并后仍沿用共大校名。自1970年秋季起，共大系统陆续恢复招收时称“工农兵学员”，学制一般为二年，分配仍实行“社来社去”的原则。

共大毕业生合影（1964年）

1977年恢复高考后，共大迎来了历史性的转型。1980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正式更名为“江西农业大学”，由此转型为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遍布全省的分校命运则各有不同，有的改制为中等专业学校，有的迁址改建为普通中学，还有的陆续停办。至此，延续了整整22年的共大，悄然淡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舞台。据江西农大校史馆提供的资料显示，1958-1980年间，从共大走出的毕业生有213,529名，其中总校毕业生为10,563人，分校为202,966人。

今日江西农业大学

直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对丢掉“共大”校牌耿耿于怀。一位教育专家曾言：“江西共大的校牌独具人文历史价值，其意义堪称非凡。” 对于校牌的遗失，他以 “无不愚蠢” 四字予以评价。还有人这样评说 “共大” 这块牌子：共大乃是一份历史文化遗产，理应妥善留存。江西在全国范围内颇具影响力的遗产数量有限，而共大无疑是其中之一，无论从正面亦或是反面，都能挖掘出丰富的内涵并撰写出精彩的篇章。然，“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共大” 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一场独特且规模宏大的实践探索，它的诞生、辉煌与消逝，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它之所以 “只能成为历史，而难以再度重现”，并非是其办学精神已然过时，而是因为其所依赖的社会基础、经济模式、教育逻辑以及人才需求结构均已发生了根本性且不可逆转的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当下江西仍有世上唯一一所沿用 “共大” 之名的学校，那便是婺源鄣公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所坚守 “共大” 旗帜长达五十余载的学校，亦是当初最早成立的30所共大分校之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门楼仍是今日江西农业大学的地标性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