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和农民兄弟是从1949年结下友谊的。当时北京刚刚解放，北京市妇联张晓梅同志给了我一个说唱本《刘巧儿团圆》，是袁静和韩起祥合写的。我用这个本子改编排演了《刘巧儿团圆》，很受欢迎。在排练过程中，我得到了不少农民兄弟姐妹的帮助。排这出戏的时候，我们是集体所有制剧团
我和农民兄弟是从1949年结下友谊的。当时北京刚刚解放，北京市妇联张晓梅同志给了我一个说唱本《刘巧儿团圆》，是袁静和韩起祥合写的。我用这个本子改编排演了《刘巧儿团圆》，很受欢迎。在排练过程中，我得到了不少农民兄弟姐妹的帮助。排这出戏的时候，我们是集体所有制剧团，条件很差，没有编剧，没有导演，由杨星星大哥分了分场次、写成幕表，由演员自编自唱，是活词戏。
天桥是劳动人民娱乐的地方。我在天桥演戏，看戏的以农民为最多。农民进城做小买卖，卖完货物后，在小摊上吃点北京风味食品，就进天桥的小戏园子看戏，一进戏园子不散戏不离开。农民看戏很热情，散了戏还喜欢到后台看演员。那时的剧场比较随便，他们进后台可高兴了，看看这摸摸那，爱问演员："多大年纪了，成家了吗？""我抽烟行吗？""我坐这里行吗？""你们唱得真好哇！"
有一次，我演完了《刘巧儿团圆》，一位头上戴着毛巾的老乡进后台来，给我们提个意见。他说："新凤霞十几岁了？"我们请他坐下，有人给他倒茶。我回答说："我二十岁了。"他不信，说："不，也就十六七岁吧。"我请他给我提意见。他说："我哪里有意见呀，看着好呗！就是纺线不像，垛麦子不像。这是我们的庄稼活，我能看得出来。"我请他做示范动作，他就拿起道具给我做垛麦子的样子，做得很细致。我问他女孩子应该怎样做，他说："这，我做不出来。明天把我的女儿带来，让她教你。"果然，他信守约言，过了两天带来了一位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姑娘梳着两根大辫子，粗粗壮壮的手，红红的脸蛋儿，说话很腼腆。她说这是第二次进北京，还没有进过戏园子。在解放以后，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么纯朴的农村姑娘。农村女孩子的动作很羞涩，不肯多说话，不肯正面看人，坐在椅子上也不敢坐实了。她父亲就说："看你，进了城就害臊了吧？"她立即回一句："咋的？我才不害臊哪！"她一转身、一歪头的姿态，那淳朴无邪的神情，美极了。我看得仔细，一下子抓住了这个典型的动作。她的两只大眼睛显得聪明勇敢。对，刘巧儿就是这样可爱坚强的解放区的农村姑娘。我当即约她在后台跟我们一起吃饭，一边吃一边交谈。开戏了，她去看戏；散戏了，她再来后台，看了连场戏。她跟我接触虽然只有一天，但对我的帮助却很大。
1950年宣传婚姻法，这出《刘巧儿团圆》重新整理排练，由王雁同志整理剧本，夏淳同志导演，苏丹同志负责灯光设计，张尧同志负责美术、服装设计。这次重排改动很大，改名为《刘巧儿》，把"团圆"二字拿掉了。戏演出后，更受欢迎了。为了宣传婚姻法，我们经常送戏上门，到农村去演出。外出演出时，把服装、化装用具，分给演员自己携带，这样能少用一辆车，节约了开支，便于经常下农村演出。
去农村演戏，我们都是坐的大卡车。一进村就被农村青年包围了，一时间嘁嘁喳喳、欢声笑语，以表示对我们的欢迎。在一个村演出，临近的许多村庄的农民都赶来看戏。有的坐着大马车来的；还有的老大娘、小媳妇、小姑娘成群结队手拉着手来的；也有听说村里演戏，从头一天就老远来亲戚、朋友家住下，等着看戏的……一家子一家子的来看戏。村前村后的路上，三三两两的行人也议论着看评戏的事，热闹非凡。
我们下农村为农民演出，宣传任务是主要的。我们坐着大卡车，站在车上用大喇叭筒子宣传婚姻法，如"男二十、女十八才能结婚"、"不许买卖婚姻"、"不许包办"……最累人的是站在车上清唱，把嗓子都喊干了，观众一句也听不清楚，冬天还得呛着西北风唱。真的达到宣传目的的，还是演戏。记得有一次在北京郊区顺义县一个村子里演《刘巧儿》，演出效果非常好，戏散了又清唱几段，观众才离去。
在农村演戏哪有戏台呀，在庙门前借用庙门两边的大柱子搭起土台子，演员在庙里化装。有一次散戏，我正在卸装时，进来一位老头儿，有五十多岁，看上去很壮实，还有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孩儿跟着。老年庄稼人比较腼腆，不好意思走近我，还是女孩儿一推父亲，把老头儿推到我面前。村干部也随后跟了进来，说："你们不是要见见新凤霞吗？你们说话呀！"老头儿说了话："戏很好看。看戏后我决定不做刘彦贵。我女儿要学刘巧儿。我跟闺女说了，明天就去退财礼……"说着，老汉低下了头，脸上带着很难为情的样子。这个女孩儿走到我面前，红着脸小声说："谢谢。"她拉着父亲就走了。原来，女孩儿自找了对象，父母反对，父亲做主给女儿包办了婚姻，收了财礼。女孩儿反对，吵着闹着要死要活，没想到看了《刘巧儿》，老汉动了心，决定退财礼，女孩儿为这太感激我们了，非要亲自向我道谢不可。还有一件最有意思的事，有两位体格结实很能干的老农笑着来了，找我们几个主要演员。年岁稍长的老汉大声说："好了，好了。我俩是亲家，为了儿女亲事闹得对面不说话，连鸡也不许到一块去。有一次，我家的小猪乱拱乱跑，到了亲家院里，我都没法进去找，他也不给我送回来。我们两家闹得可生分了。今天看到刘彦贵和赵进才两亲家大吵大闹的丑剧，真觉着是在说我俩。我主动找亲家赔个不是，像《刘巧儿》里的两亲家一样，还是好亲家。"两个老汉还真的握握手。还有一位妇女主任来后台跟我说："我们农民要看戏，看戏就受教育。我是做妇女工作的，要向《刘巧儿》里的李大婶学习，为群众办事，为妇女争自由。"还有一件新鲜事，看过《刘巧儿》以后，老乡看见扮演地主的演员王寿昌在街上走，农民向他身上吐唾沫，还指点着他说："老地主！"把扮演地主的演员王寿昌闹得很难堪。农民务实认真，把戏里的事当真的了。《刘巧儿》深深受到农民的欢迎，真正起到了"高台教化"的作用。
舞台上的《刘巧儿》，后来拍了电影，灌了唱片，一下子轰动了全国。戏里的刘巧儿也影响了生活中真的"刘巧儿"。她就是甘肃省农村的一个闺女叫封芝琴，"赵柱儿"式的男青年叫张柏。他们争取婚姻自主，在边区政府的帮助下成为美满的夫妻。《刘巧儿》映出后，封芝琴也成了名人了，她到处作报告，还当了妇女主任；张柏也成了村里的负责人。他俩生了两女一男，日子兴旺，成为县里、村里人人羡慕的人物。
《刘巧儿》被许多戏曲剧种移植排练演出，尤其是业余演出队经常在农村演这出戏，扩大了影响，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我们下乡演出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辅导业余剧团，许多农村业余剧团留下了我们的心血。为了节省煤油，我们多半在白天演出，晚上做辅导工作。有的农村俱乐部设在土庙里，每天吃完晚饭后，三三两两的农村青年到土庙来，要我们为他们排戏、教唱。演员教演员、乐队人员教乐队人员，敲锣打鼓可热闹啦；冬天围着大火盆，吃着花生、萝卜，亲热极了。演员、乐队演奏员都交上了农村朋友。
戏排好了，化装师为他们配油彩、做头套、制道具，一直看着他们上台演出。农民的语言幽默风趣，说："你们剧团不能白下来，得下个蛋才让走哪！"农民最喜欢我们跟业余演员一起谢幕，一起跟观众见面。有时县长、村长上台来向我们道谢。农民是多么需要戏曲啊！不下农村是体会不到这种需要的。
在农村演出，有时他们还给我们另外一项任务，帮助当地宣传好人好事。比如，县里、村里有典型的好人好事，我们就编出词来，上台演唱；如果有故事情节，就编个小活报剧演出。演出结束后，被宣扬的真人上台，和我们一道跟观众见面。这种宣传很受农民欢迎，效果也好。农民反映说，这样的宣传好，比听汇报还明白。我们有时还做临时性的调解工作，哪家儿媳不孝顺公婆，哪家闹分家，哪家打离婚……我们都进行调解。说来真怪，有的人家闹纠纷谁劝都不行，我们演员一劝就好了，一家和和美美的。作为酬谢，煮几个鸡蛋送来；有的儿媳给婆婆把棉被拆洗好、缝好。农民反映说，剧团真好，演员没有架子，还管咱们的闲事。
下乡演出都是住在农民家里，吃饭给饭。农民非常热情，像待亲戚一样给我们做好吃的。虽然大都是粗粮，但变着花样做好吃的。鸡蛋每顿饭都有，豆腐都用油炸了；有的人家还杀鸡，离城近的还进城买肉。逢到过年过节，吃的就更好了，那真是七个碟子八个碗，摆满桌子，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摆上桌来。有许多老乡怕老旱烟呛着演员都躲着我们，他们想得真周到哇！
1953年，我参加赴朝慰问团，与志愿军的未婚妻、农民高桂兰同志在一个团里。我们开会在一起，慰问也在一起。她纯朴忠厚，与对象定婚不久，未婚夫参军赴朝打仗，婆家没有劳动力，她不畏惧封建习惯势力，天天去婆家干活，为公婆做棉衣、拆洗被褥，家里的活干完，又干地里的活，什么闲言碎语都充耳不闻。婆婆病了，她日夜守候；为的让未婚夫在前线安心作战，一个人把两家的活都干了。我跟她在一起，发觉她平时不爱多说话，就是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刻，能够鼓励未婚夫参军，做出了不起的事情。从朝鲜回来，我排了《志愿军的未婚妻》这出戏，我主演未婚妻一角。为了更真实地表现这出戏，我们又下了农村，到北京郊区观察、体验生活，发现那里有好多家姑娘鼓励未婚夫参军，而自己甘愿吃苦受累照顾好未来的公婆。这些感人的事迹，燃烧着我的心，有时把我感动得流泪。在城里我们却常常见到新婚小夫妻不孝顺父母的。民谣唱："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有的儿媳不孝顺父母，进了门就分家。旧社会媳妇受婆婆的气，新社会往往是婆婆受媳妇气。农村姑娘像志愿军未婚妻高桂兰同志这样，在农村真是太多了，太令人感动了。我至今仍然怀念那些已婚、未婚的好儿媳。
1963年排演《艳阳天》，我演戏中女民兵焦淑红。我们又去北京郊区顺义县焦庄户体验生活，我住在一位女民兵家里。这家也姓焦，母女三人，两个女儿都是民兵。我跟她姐妹俩一起劳动，一块打靶。她们下地干活像个男孩儿，打靶又像个战士，泼辣得很，但尊长爱幼却又很细心，我处处向她俩学习。姐妹俩还是业余剧团的演员，我有空就教她们唱戏，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焦庄户是老解放区，在抗日战争期间，是全国有名的地道战典型，至今还保留着地道。我还当过"地道"的招待员，为前来参观的人进行讲解。
1958年以来，因为受我丈夫冤案的株连，不许我演党员、英雄一类的角色，但又让我演戏卖钱，演戏只演配角。在排演《三里湾》的时候，让我演常有理，这是个农村典型的刁婆婆，好欺负人，无理搅三分。我一向演什么角色都用心创造。有一次，到农村去我就寻找这样的人物。据说村里有一家大娘是常有理式的人物，家里常常有婆媳吵嘴、儿子夹在当中为难的事情。有人带我去拜访这位大娘。我们刚刚走进她家的院门，就听见屋里大吵大闹。这家一排三间大北房，院里整整齐齐的很干净。大娘正在喊叫："你们觉着不合算走哇！"儿媳说："就是走，咱们也要说好了分家。"婆婆说："分家？你跟谁分？房子是我的，你们滚蛋！"媳妇气急了，婆媳隔墙对骂开了。有人说："走吧，不要进屋了。"我说："非进去不可。咱们赶上了就得进去劝。"我先进了婆婆的屋，大娘诉开了委屈："儿子不孝，媳妇太坏，我可不能受他们的气。他爸爸死去我熬了这么多年可不容易啊……"说着说着大哭起来。我坐在大娘身旁劝大娘："您就耐心点儿，家家都有难念的。大娘，你要有主心骨啊，分开就是两家；不分，热热火火地在一起过日子，互相帮助，有老有少三代人呀！一家人要用新眼光看新事物，老人多替儿女着想，尽力帮他们解决困难。比如，他们忙，您替他们把家料理好，看好孙子，叫他们在外劳动放心哇！"婆婆不哭了，我又去劝媳妇，说："谁都有老人，要多体谅老人，不能闹分家。亲人都要分开而不能合在一起，那与别人就更合不来啦！……"我说了很多话，两边这么一劝，她们终于没有分家，反而过得和美了。经过与大娘的多次接触，我体验了生活。虽然"常有理"这一角色只演了几场，但是，我与这一家人却交上了朋友。他们进北京还特地来看望我。小两口给我看他们给母亲买的绒帽子、毛围巾、各种糕点。他们还说一家人现在过得和和美美，孩子也很孝敬祖母。祖母教育孙子好好孝敬爹娘。他们告诉我，院里又盖了新房，老少三代很幸福。听了他们的话，我心里也很高兴。
1958年后每次下农村，剧院领导都要对农村基层干部说，新凤霞是内部掌握的右派分子，弄得初到一个地方没人敢跟我说话。有一次，老乡家里的一只大黄狗欺负我，不咬别人专咬我。原因是我不能跟大家一起说笑，劳动回来单独走在人群的边上，只要一进老乡家的栏栅门，那条狗就扑过来咬我；老乡一看见这情景，就把狗轰走。渐渐地，这条狗欺负我惯了，见头咬头、见脚咬脚，有一次还咬破了我的腿，撕破了我的裤子。我气得小声说了句："狗也欺负人！"为此剧团领导还把我批斗了一番。老乡却很好，从此把狗拴起来了，还偷偷地安慰我。
1962年，我去北京郊区四季青公社体验生活，住在老农李墨林家里，一家人都很热情。老李给我讲旧社会的苦，讲新社会的好日子。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又是干部，可家里还很简陋，只有三间土瓦房。一家七八口人，有老人、孩子与妻子，挤住在一起。他当了干部还天天下地干活，农民的勤劳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大家都叫他李大爷，都很喜欢他。他到哪里都受欢迎。在种菜上，他很有经验，做得一手好农活。在群众中，他很有威信，遇见问题一句话就解决了。
四季青是菜区，仅仅菜园子就够农民忙的了。他们的生活很富裕，农村姑娘休息日，穿戴不比城里人差，骑上自行车就进城或串亲戚。我在老李家只住了几天，每天他都要跟我讲社会主义好，富裕了不能忘记过去的苦。他们种的菜，保障了首都人民的需要。冬天，蔬菜进了窖子，使首都人民在过节时能吃上各种各样新鲜菜。大棚里的黄瓜架上结满了绿油油的黄瓜；西红柿叶绿柿子红，鲜嫩极了。在大棚里劳动，简直像在公园里，太美了。这里我不得不写"文革"中的事，李墨林这位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硬被打成地主分子，批斗游街。批斗他时，他不低头，每天照吃照喝，只说相信党不会冤枉好人。可是，越来越紧的批斗、打骂、侮辱，他终于抵抗不住了，喝了烈性火碱，虽然经过抢救，但是连吃食物也困难了。李墨林死去了。他对党忠心耿耿，在生活上一直保持着农民艰苦朴素的本色，坚持跟群众一起劳动，多么好的老农！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呀！
1964年，我排演《会计姑娘》。这是描写一位农村女会计，她坚持原则，不受坏人拉拢，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生产队长忘本变质，吃喝、赌博，跟坏人谋私。坏人依仗队长的庇护打击善良的群众，大搞投机倒把，上瞒下压，引起全村的公愤。会计姑娘挺身而出，上告到公社。结果，法办了坏人，撤了队长的职。
为了把戏演好，剧院组织我们剧组人员下乡体验生活，边排边演，让农民看了提意见，再做修改加工，提高戏剧质量。这是深入生活的好办法。到了农村，我们演员各找各的观察、体验的对象，比如：会计姑娘就找女会计；寡妇母亲就找个胆小怕事的母亲；热心为队里出力的老农黑大爷就找管牲口棚的老农；勤劳、热心肠、爱管闲事的黑大娘就找村里的大娘或妇女主任。"对象"找好了，才能进行学习。有的演员还住进"对象"家里。选正面人物"对象"好办，对基层干部一说，他们帮助选哪家那家就腾房子欢迎住进去，处处给演员方便。最难找的是反面人物"对象"，比如忘本变质的队长，哪个队长也不欢迎去他家。虽然这样的坏队长不是没有，但是谁也不欢迎选他作"对象"，要是引演员进他家，好像他就是坏队长了。比这更难办的是选搞投机倒把的坏人"对象"，村里有户富农，有人说这富农就是剧中头号的坏人物。那户富农本来就提心吊胆，现在剧中的"反动富农"要来他家体验生活，体验他的反动性，这可把他全家人吓坏了。可是，他家也不敢说不让演员住呀！一家人一声不响，待演员如上宾；可又害怕说他家拉拢腐蚀演员，搞得一家人整日紧张得很，心都吊到喉咙口上。我知道这种情况后，对他家的一个女孩儿说："告诉你爸爸、妈妈别这么害怕，我们是体验生活，不是说你家就是剧中那个坏人。大队领导和群众说你家表现好，劳动积极，对公家的事热心，信任你们才让演员住你家。有个别人对你们有意见，你们别背包袱。我跟你说这些话，知道你是高中学生，是明白道理的人。"那女孩儿感动地说："我家成分高，被人看成是花岗岩脑袋变不了啦，处处受人白眼。我爸爸妈妈害怕呀！说来了一个演员住我家体验生活，这不是明摆着来看我们的行动吗？我妈连大声说话都不敢……"
我和演母亲一角的赵丽蓉同住在一位大队女会计家。这家只有母女俩，父亲在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去世了。开始，母女讨饭过活，后来得到国家救济，女儿上了学，中学毕业，大队上信任她，让她当了会计。母亲为人善良，胆小怕事，只是因为她看着成分高的人家受气，表示了同情，就遭到一些人的非议。闺女很聪明，劝母亲少说话。姑娘自己却十分要强，一步一个脚印，当会计讲原则，在队里很有威信。我跟她一道去大队部算账，常常同进同出。下地干活，我也跟着她，我不会她教我。我学会了许多农活，也学会了拨拉算盘珠子。在生活中，我观察到母亲对女儿处处严格要求，早晨不梳好辫子不许出门；不准她说是道非，天天出门都要嘱咐一句：不要得罪人。母亲还不想让女儿当会计，认为是得罪人的活儿。我劝大娘干这行好，当会计光荣，是经济上的当家人。农村会计若不重要，我们排这个戏干什么？我跟她们母女交了知心朋友，她们什么也不背着我。我看见会计出门带一个拾粪筐子，也照着做，办事回来带一筐子粪。我还把大娘的屋里院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喂鸡喂猪，像在自己家里干活一样。大娘拿我也不当外人，给闺女留好吃的，也给我留一份。大娘跟我说心里话："我心软哪！人家都说我老落后，其实，我不愿意说瞎话，去欺负那些成分高的人家。都在一个村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可不能翻脸就不认人。骂人、批人、斗人，这叫人家能信服吗？那家富农，我是知道根底的，是几代庄稼人，仅仅在解放前不久买了点地，一划成分高了。可这家子人老老实实的，大人孩子都不多说话。我为什么不能跟他们说句话，不能一道干活？我叫她给我剪一件褂子，有人就说我阶级路线不清。"大娘把我当成贴心人了。
我们把戏排好，演给农民看，那些被体验、观察过的生活"对象"，有的高兴，都是正面人物；有的害怕，那当然是那些被当作反面人物体验过的人。会计姑娘有一段唱词："提起来旧社会心酸难忍，我母女好似孤舟漂泊在江心，我的父受迫害死于非命，风雪夜芦席裹尸无处葬身，我母女住破庙、满街乞讨，风雪天冻得我母女九死一生，地虽大无有立足地，房虽多我母女无处藏身。哭天天高无音讯，呼地地深无有门。晴天霹雳一声响，共产党救穷人扭转了乾坤，打倒土豪恶霸地主，盼来了救命恩人解放军，天下的劳苦人当家作了主。送我去上小学，又送我念初中。我不能眼看着坏人兴风作浪，要把国家的干部送入火坑。我劝你知进知退知好坏，决不能执迷不悟你轻重好歹都不分，要不是打倒反动派，咱哪有今天好光阴。想想当初看看现在，看看伤疤想想疼，未来好日子就要咱们齐心干，才能保住这铁打的江山好前程；咱不能日子幸福了就忘了本，我们是人要长人心，贪那点小贿赂你过得多少瘾，伤害了社会主义，你你你失去了一斗金！你向前看前程似锦，往后拉你就进了地狱门；称的是坏人意，伤的是好人心。吃人家嘴短，得为人家办事，在人家面前你要矮几分，不要尽算自己面前的一寸半，想想集体的好光阴。"这么一大段唱，是得要功夫深才能唱得下来的，体验了生活，我唱得感情更加充沛了。我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早起晚睡，教会了很多爱好评剧的农村姑娘。我体验了生活，这段唱却给她们留下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的一家一开始就遭难，被搞得七零八落的。最可笑的事，有一次从农村请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娘，说她苦大仇深，请她给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我们这些受审查的人坐在前头。这位大娘像唱戏一样坐在当中，手里提着一块大毛巾："各位同志呀，你们可不要忘本呀。听我说，各位同志！……"她"同志"二字说成"通知"了。她编了一大套，放足了嗓子连喊带哭的忆苦了半天，哭的声音很大却没有眼泪，尖声、哑声像唱戏。然后，摆上一桌酒菜招待她，一些领导人陪吃陪喝去了。我们这些受忆苦教育的人呢？却不许回家，要吃忆苦饭，糠皮子和黑草根做的团子，大家都要吃下去。人家是革命的同志不愿意吃就往厕所坑里扔，我们受审查的人不吃不行，而且还限一定的数量都得吃完。结果，有的人食后大便不通，有的还大便出血。后来成为笑谈：忆苦思甜请来个大吃大喝的，"各位'通知'听我说……"
下乡、下干校，住在老乡家里。我们刚下去的时候，气氛非常紧张，不许我们"乱说乱动"，不许暴露真名。农民知道评剧院的演员来了，就打听他们熟悉的演员来了没有。有一次，一位在天桥跑过买卖的老大爷认出我来了。我说我姓杨，他说你不姓杨，还生气了，找其他演员证实我不姓杨；可是谁也不敢讲真话，这使老人很失望。
我每天都是低头出入，不敢跟农民说话。有一次劳动中间休息，有的农民叫我给大家唱一段；可是，我处在这种情况下不敢唱。以后一逢休息，我就找人少的地方去躲着。我坐在一个土坡上歇着，一位白发的老大娘给我抱来一堆草，说："垫上草坐着，免得受潮得病；要不，这土坡靠井太近潮湿，坐久得病就麻烦了。"在人家有意冷淡我、孤立我、欺负我的情况下，这位白发老人给我送来一堆草，暖和了我这冰冷的心啊！感动得我鼻子发酸。后来得知，这位老太太是烈军属，出名的好人。
平时在村里，我还常常看见这样一位青年，长得很俊秀，制服口袋里插一支钢笔，文气得很；可他总一个人独来独往，也没有人理睬他。他的脸上常常带着很忧愁的样子，郁郁不乐。有一次，他到合作社去买信封，恰巧我也在买信封。有些人对他很不客气地说："你买信封又上告谁呀？"他一言不发买了信封走了。我看见他那个样儿怪纳闷。一次，我坐在道路旁大树下为稻田看水。绿油油的新稻苗一片一片的，一阵软风吹来，高大挺拔的杨树叶唰唰的响，人们都收工回去了，田野里一片寂静。我值班看水，要等人们吃罢了饭才能接我的班。我坐得久了，站起来走几步，伸伸腰活动活动腿脚。这时候我突然看见不远处一棵大树下坐着我常见的那位青年人，正低头看一本书，这种情景在农村是少见的。树叶子的阴影在地上拂动，除了稻田之外，四周无人。不知青年人怎样发觉我在看他，便慢慢向我走来。他走到我面前非常有礼貌地说："新凤霞同志……""同志"二字从"文革"一开始就没有人这么称呼我了，听他这一叫，我心里一惊。他知道我的名字和他这样客气的态度都使我感到意外。他坐在我旁边说："我是高中毕业生，本来在小学教书，因为我的家庭成分高，就不许我教书了。"我问他："在买信封的时候，他们说你告状，是为什么？"他痛苦地说："那是'文革'前，大队领导跟会计合伙贪污，我替父母写过一封揭发信，就是因为这样，在'文革'运动中我家被斗、被打，说我们搞阶级报复……"没说几句话，他怕被人看见我们坐在一起，便起身走了。后来，我们还偷偷地说过几次话，才知道因为他家成分高他连对象都搞不上，处境很难，天天苦闷。我与这位青年谈话的事，还是被人发觉汇报了，接着就斗我，说我跟阶级敌人串联，搞反革命活动。这位纯朴老实的年轻人那种心情沉重苦闷的情绪，我很替他难过。据说，他祖父被划成富农分子，一家跟着倒霉。我曾经劝过他要好好读书，要看到自己的前途。祖父是富农，你是隔代人了，这样对待你，不是共产党的政策。党的政策是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你千万别因此而悲观，误了青春，那可是找不回来的。我看你常常带着书在劳动休息时阅读，这很好。这位青年眼睛里充满了对我的感激之情，也常常在或下工的路上用这种眼光看我。但是，我们只能眼光对视一下，连头也不敢点一下，在人前更不敢说话。
有一次我去挑水，我不会打水，没有绳系水桶，要用扁担上的钩子挂住铁水桶，放到井中打水，最困难的是从井里往上提桶。我站在井口边，心惊胆战，两只手也没有准了，左摇右摆，"嗵"地一下子把水桶掉进井里了。这下子可糟了，是房东大娘的水桶啊！人家马上要用的，怎么办？我急得满头大汗，眼睛直愣愣地看着井底。真巧，这位青年远远地看见我了，就朝我走来，不慌不忙拿起扁担，从井口顺下去，双脚蹬在井边骑在井口上，钩呀钩的一两下，没费多大工夫，就把水桶捞上来了，还替我打满两桶水。我摇摇晃晃地挑回来，走了很远还看见那青年站在井旁，无限同情地望着我。
"文革"期间在干校，我也和农民结下了友谊。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在天津团泊洼，祖光在干校一住七八年。他在生病住院期间就得到一位农民的同情，这位农民是小靳庄的老农叫王金山，是几代贫农的儿子。江青在小靳庄大捞资本，老人看不下去，被看成是老落后。王老汉在医院陪亲戚治病，祖光住院割阑尾，老汉也照顾祖光。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兴县天堂河"五·七"干校劳动，看稻子的时候，一位老大娘向我走来，热情地跟我说："我听说你丈夫得病住了医院，是孩子三舅对我说的。这年头哇还讲夫荣妻贵，丈夫倒霉妻受罪呀！"大娘说话还挺文雅的。我心里想：大娘没头没脑的说完话走了，是怎么一回事呢？祖光病了？使我心烦意乱的。突然有一次在县政府门口又看见大娘了，一副苦闷的样子，坐在县政府门外的石头台阶上。她用眼膘瞟我，没有说话，好像不认识我似的。后来才得知这位大娘是富农分子，奉命来这儿交待做了哪些反动事情的。因此，我不敢向她问祖光是不是病了的事。
"四人帮"粉碎后，政策落实了，农村富了起来。这位老大娘和那位农村青年的形象，仍历历如在眼前，久久不能忘怀。我想他们大概也会好起来了吧？1983年中国评剧院给我转来一信，拆开一看，哎呀！真巧得很，这位大娘是那位农村青年的祖母。农村调整了经济政策，生产发展了，农民的生活好了，祖孙三代过得很和美，那位农村青年已有了对象。特写信向我问候……看了信，我心里兴奋异常，深感党拨乱反正是多么必要、英明，我们赶上过几天好日子了。
三十多年来，我常去农村，无论是演出、体验生活，还是劳动，农民都给了我热情和温暖。在我政治上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农民不嫌弃我。现在我被迫害的得了重病，行动不便，再下农村不容易了，我多么想念那些善良可爱的农民观众啊！不过，我知道今天农民富了，生活好了，是我最大的喜庆与安慰。
1984年2月，春节刚过，小靳庄的王金山老汉来京参观，顺便来家看望我们。老人见我走路不便，流了眼泪。他说："前些年来北京必定看你一场戏的，如今你被坏人害成这样了……"老人哭得说不出话来。我劝老人说："我这还算不幸中的大幸，有多少好人已经看不见今天的好光景了。咱们能见着面了，这不很好吗？"老人想不通，大骂："多么好的国家呀，被这些坏人搅得乱哄哄，把好人害死、害病！唉，听不了你的戏了。"我说："能，我能唱。"我轻声唱了《刘巧儿》、《花为媒》中几段戏。老人拍手，高兴地说："太好了！得了。我死了也不冤了，新凤霞面对面唱给我听，谁有这么大福哇！谢谢，谢谢。"我说："这是我对农民的感谢，您代表着千千万万农民的心。我行动不便，也不能再去农村挨家挨户唱给老乡亲听，今天只能表表对农民老乡们的一点心意吧！祝农民老乡们事事如意，科学种田，丰收、丰收再丰收，再次谢谢吧。"
新凤霞（1927年1月26日—1998年4月12日），中国评剧女演员、全国第六届至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评剧团和中国评剧院演员、评剧新派创始人。新凤霞生于1927年，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农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新凤霞六岁学京戏，十三岁改评剧，十四岁出演评剧《唐伯虎点秋香》，在戏中饰演主角秋香，获得观众好评。1952年获得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1956年新凤霞主演评剧电影《刘巧儿》，该片成为20世纪50年代全国放映次数最多的电影之一。1963年出演戏曲电影《花为媒》，在全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放映。新凤霞以纯熟的演唱技巧，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塑造了青春美丽富有个性的少女张五可的艺术形象，从而将评剧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1975年，新凤霞因受重大刺激，脑溢血发作致左肢瘫痪，从此被迫离开舞台，并开始写作之路。此后20多年间，新凤霞先后创作了《新凤霞回忆文丛》四卷本等400多万字20余部著作。1998年4月12日在江苏省常州市逝世，享年71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